又是兩夜兩天的賓士，列車終於抵達了汪虹此行的終點布拉格。
她一下火車便看到了高舉著寫著她中文名字木牌的三個人：兩女一男。她知道，這就是她從未謀面的大姑一家人。她拖著箱子跑過去，大姑微笑著張開臂膀。她略一遲疑，她還不習慣這樣的禮節，但她還是投入了大姑的懷抱。
“這是你大姑夫。”大姑介紹身邊高大的老洋人。
繼續擁抱。
“這是你妹妹。”大姑介紹身邊美麗的混血女郎。
又是一番擁抱。
“回家。”大姑夫是標準的普通話。
“姐姐，我來幫你拿箱子。”妹妹也是標準的普通話。
“天哪！你們都會說中文？”汪虹又高興又吃驚。
“有什麼感覺？”妹妹調皮地問。
“如果閉上眼睛，就像是從天津到了北京。”汪虹說。
他們哈哈大笑起來。
瓦哈洛娃的家在布拉格四區的一座公寓樓裡。有兩個臥室另加一個很大的廚房和同樣很大的客廳。雖不算很寬敞，但乾淨明亮。牆上還掛著一些中國字畫，讓汪虹感到十分親切。汪虹住進了表妹的房間，表妹搬到了客廳。汪虹有些不好意思，表妹卻說沒關係，我大部分時間在學校住。表妹的中文名字叫小麗麗，她健康活潑，是一箇中西合璧的標準小美人。想想看，爸爸媽媽都漂亮得沒法說，而她又集中了父母全部的優點。她的頭髮是黑色的；她的眼睛是藍色的；臉兒像媽媽，俊美的鵝蛋形；鼻樑卻像爸爸，高且直；1。78米的個子；一雙讓大部分中國女人羨慕死的長腿；中國美女的婀娜細腰；歐洲女性的豐滿**……簡直無可挑剔。
我曾經問過她，你喜歡你這一頭長長的黑髮嗎？她說太喜歡了，女同學們都要妒忌死了！
我苦笑。我想起中國滿大街那些把黑髮染黃的時尚女孩兒。
小麗麗在布拉格查理大學讀法律，這是一所在歐洲極具盛名的大學，就像美國的哈佛、英國的牛津和劍橋一樣。北大百年校慶的時候，查理大學也剛剛慶賀過自己的650歲生日。她會說中文，卻不認識多少字兒。汪虹想教她，她偏偏不想學，說一寫漢字就頭疼，寫出來也缺胳膊少腿兒的，連爸爸也不認識，說她是一不留神寫出了日文。
雖然是第一次見大姑，但汪虹並不感到拘謹。瓦哈洛娃愛說愛笑，活潑爽朗，三分鐘不到已經跟你熟得沒樣了，汪虹從心裡覺得她真可愛。
大姑夫言語不多，但永遠面帶微笑。
汪虹就在這裡住下了。
第二天早晨，小麗麗要去上學，說順便帶汪虹去老城廣場玩兒。大姑給了汪虹200克郎，她們興高采烈地去了。
老城廣場是布拉格的一大人文景觀，與著名的查理橋、皇宮和維希赫拉德城堡齊名。1415年被教廷處以火刑的捷克著名宗教領袖楊·胡斯的巨大塑像便矗立於此。廣場北側是全世界惟一 一座獻給聖母瑪麗亞的教堂，名字叫“我們的女士”。廣場周圍酒吧林立，酒旗翻飛。廣場上游人如織，賣各種紀念品和手工藝品的小販穿梭其間，十分熱鬧。這裡的小販頗有意思：他們並不擺攤兒設點兒，只是從脖子上吊一個大木盤在胸前，木盤裡擺著各色雜物。木盤底下有一根折起的木棍，累了便可把木棍取出，支在一隻腳的腳面上以減輕脖子的負重。原來這裡的商業法規有明白的規定，擺攤兒設點兒即為佔地營業，除了要申領有關執照外還須交費。而脖子上吊個托盤叫賣則不算佔地，不須領取執照當然也用不著交費。但有一條，減輕脖子重量的那根棍子只能支到你的腳背上，如果支到地上就算佔地，必須交費。
廣場上有一座叫不上名兒的大教堂，許多遊人聚在這座教堂的鐘樓下面，等待一小時一次的教堂鐘聲。鐘樓壁上有四個塑像，鐘聲一響便一齊動彈起來。有一個持鏡修士，是看你前生來世的；有一個背錢口袋的先生，是替你理財管賬的；有一個彈琴歌唱的行吟詩人，是主你七情六慾的；還有一個骷髏，是專司你壽命長短的。鐘樓上還有扇窗子，平時緊閉，只要鐘聲一響便自動開啟，一個個猙獰的鬼臉兒像走馬燈似的依次在窗前出現。稍頃，雄雞一唱，黎明將至，鐘聲停息，窗子緊閉，鬼怪遁於無形，塑像也歸於安靜。
小麗麗要去上學了，讓她別亂跑，又把回家的地鐵站名寫在一張紙上交給她，然後走了。望著小麗麗漸漸遠去的背影，汪虹突然感到一種身處異國的孤寂。那時的布拉格不比現在，街上根本看不到一個東方面孔。四周都是外國人，語言一點也聽不懂，真有一種莫名的恐懼。不敢走遠，怕迷路，只能到附近的商店裡轉轉。中午了，她用大姑給的零錢買了一個麵包夾紅腸，坐在廣場的長椅上默默地吃。
不知為什麼？她流淚了。
瓦哈洛娃是個不泯親情的人。
好多華人一到國外就忘了家鄉故舊，但她不。她瞭解國內的生活狀況，儘可能地幫助自己的窮親戚——雖然那時她也不富裕。汪虹對我說過，國內三年自然災害期間，她家裡幾乎每個月都能收到從布拉格寄來的奶油餅乾。雖然不是很多，但也能幫助汪虹一家擺脫飢餓和營養不良的困擾。
國內親戚只要願意出來，她都會積極去辦。在辦出汪虹之前，她已經辦出了她的妹妹也就是汪虹的小姑一家三口，辦出了她的侄子也就是汪虹的表哥夫妻二人，並且都透過各種關係把他們送到了奧地利。辦出汪虹以後，又辦出了她的侄女婿也就是汪虹的姐夫李昌盛。汪虹對我講過她們家這支遠征軍的戰況，讓你從心裡感到瓦哈洛娃及其夫君真是一對兒厚道人。
先說她那小姑一家三口。
小姑是個醫生，小姑夫卻是個工人。這段姻緣要歸功於**：小姑出身不好，又是大學畢業的知識分子，屬於改造物件。整怕了，既然文化越多越反動，她就嫁了個沒什麼文化的工人。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給工人階級做老婆，還不跟躺在紅色保險箱裡睡覺一樣安全？——小姑這樣認為。
可是這位工人階級和銀幕上的工人階級完全是兩個樣子——整個兒一好吃懶做長年泡病號的主兒。什麼苦都吃不了，丁點兒罪都不能受。幹啥啥不成，吃啥啥不剩。但是有一條好：思想活泛。剛剛打倒四人幫，他就動了出國的念頭，絕對是領風氣之先。一家三口—— 有一個兩歲的女兒——在布拉格姐姐家一住就是一年多！一日三餐都是姐姐伺侯著，連妹夫的香菸都得姐姐去買。說實在，那時瓦哈洛娃真不富裕——她發財是後來的事兒了。要不怎麼說吳和是個厚道人呢？別說外國了，就咱們中國，有親戚全家搬你那兒一住一年的嗎？
好容易疏通關係送到了奧地利，工作也給找上了，可那妹夫嫌工作不理想，太累。工作是不理想：刷碗。可你還能幹啥呀？那是奧地利，沒地兒派你去當工宣隊員，也沒人承認你和你那階級能領導一切，奧地利政府缺不缺領導人還不知道，就是缺，目前也輪不到你——你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呀！
但他就是不明白。
幹了一個月，死活不幹了，要回國。
小姑勸他再堅持一下，他梗著脖子說不。
小姑提醒他：“回去咱可掙不來錢啊？”
他倒明白：“回去是掙不來錢，可咱還不受累呢！”
沒轍兒了，一家三口兒飛回北京。
“沒出息勁兒大發了。”汪虹這樣評價她的小姑夫。
“現在後悔嗎？”我問。
“腸子悔青好幾回了！”汪虹說。“那時中國人出來的特少，70年代末嘛。辦身份相對要容易得多，入籍也不難。奧地利是高福利國家，只要你有了永久居留身份，失業在家錢也夠花。他們回去沒幾年，出國潮就開始了。又想出來，這回我大姑是說什麼也不給發邀請了，一次折騰怕了。頭幾年小姑夫腎壞了，在北京換的腎，二十多萬，正趕上改革公費醫療，公家給報了不少，自己也掏了許多。要是在歐洲，國家全包了，一分也不用自己掏。”
汪虹的表哥兩口子倒是堅持了下來。
表哥叫汪衛，原先在徐州工作。有一年他偕太太來布拉格玩兒，我見過一次。那時汪衛已經拿到了奧地利永久居留，享受奧地利人可以享受的一切福利。他和太太都在一家臺灣人開的中餐館裡打工，汪衛做廚房，太太跑堂。維也納的中餐館太多，生意也不好，競爭非常激烈。一沒客人老闆娘就拉著臉，看誰都不順眼。汪太太是個粗枝大葉的人，有點沒心沒肺。再說了，打工的管不著老闆生意好壞，沒客人更清閒——無非小費拿不上唄。經常一邊擦桌子一邊唱歌，也怪了，她既不唱鄧麗君也不唱李谷一，什麼歌曲革命她唱什麼，“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社會主義國家人民地位高。”這簡直就是給老闆娘上眼藥，老闆娘聽煩了，就喊：“喂喂喂拜託你啦，有沒有搞錯呀？社會主義那麼好怎麼跑到資本主義來了？”
她做個鬼臉兒，沒事兒一樣。
老闆娘也笑了。
汪衛就苦多了。廚房在地下室，宿舍也在地下室。早上十點上班，晚上十點下班，下班就睡覺，睜眼就上班，從來見不到太陽。天長日久，養成了一種毛病——對太陽過敏，一見太陽就頭暈。
可人家堅持下來了，如今在維也納開了一家貿易公司，正兒巴經地做起了老闆。
汪虹來了一年多，大姑又把她姐夫李昌盛給辦出來了。
這李昌盛在國內是學計算機的，聽說國外好，也要跑出來開眼賺錢，就給大姑寫來了信。大姑二話沒說，把邀請發到國內。那時候簽證相對容易一些，再加上是瓦哈洛娃的邀請，大使是她的同學，領事是她的學生，沒有籤不了的。那時吳和賦閒在家，正在編一本捷漢詞典以消磨時光。他需要一些中文軟體，歐洲買不到，便託李昌盛帶來。李昌盛是個頗會來事兒的人，不僅帶來了各式中文軟體——當然都是盜版的——而且還給他這洋姑夫帶來了一臺舊計算機。
吳和喜笑顏開。
那時汪虹已經不在瓦哈洛娃家住了。
瓦哈洛娃在布拉格四區給她找了個小房子，一室一廳，浴室廚房都齊全。地理位置特好：距超市、地鐵站、巴士站、醫院、郵局都不超過一百米。而且租金便宜，一個月才六千克郎。姐夫來了就住在這兒，他睡臥室汪虹睡客廳，兩人說好了分擔全部費用。
瓦哈洛娃先給李昌盛在捷克的一家計算機公司找了個工作，但工資太低，掙不到錢。便又送他去德國碰運氣——並不是隨便一箇中國人都能得到德國簽證的，實際情況是德國駐捷克大使館的門衛就根本不准許中國人進門。
又是瓦哈洛娃出了大力。
去德國之前，吳和邀請李昌盛和汪虹在一個週末同他們一起去鄉間別墅度假。他倆兒正沒事兒，便欣然前往。所謂鄉間別墅其實也就是山溝裡密林深處的一幢木頭房子，是吳和的父親留下來的，吳和又進行了修繕。空氣清新，風景絕美。瓦哈洛娃說希特勒佔領捷克期間，德國鬼子都沒有發現這所房子。
吳和在使用李昌盛帶來的中文軟體時遇到了一些問題，他弄不明白，想趁這個機會請教。可李昌盛只是在花園裡閒逛，對跟在後面不斷提出問題的吳和是顧左右而言他。汪虹很不高興，但李昌盛悄悄地用純粹的天津方言對她說：
“你知道嘛？介（這）都不明白？該拿一把就得拿一把。”
李昌盛去了德國以後果然碰到了好運氣：瓦哈洛娃在漢堡有一個開餐館的中國朋友，她讓李昌盛去找他幫助找工作，還親自給他打了電話，要他安排李昌盛的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都沒問題，就是工作不好找。快一個月了，沒有任何頭緒。
正在這時，從柏林來了國內一個公派團組，經朋友介紹到餐館老闆這裡。這是南京來的一個團，團長姓田，是南京一個區計委的頭頭，懷揣大筆美金要來德國創業的，考察了一溜夠兒，結論是正經行業都無從置喙。正沒方向呢，在這裡遇見了李昌盛。
李昌盛敏銳地認識到機會來了——矇住一個公派公司等於把錢櫃搬家裡了。他開始向老田介紹在布拉格發展的種種好處，特別是他大姑在當地是如何有勢力，如何神通廣大，有多少部長議員是朋友……簡直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一頓胡侃，把老田當場拿下。
其實，老田也不想就此回國——回去怎麼蒙國家的錢呢？可是如果不回去，必須要有一個過硬的理由。這些日子他苦思冥想天天犯愁就為這個理由。如今這個理由找到了——
瓦哈洛娃！
還有比這更過硬的理由嗎？
老田用生花妙筆向國內報告了他歐洲之行的重大收穫，介紹了瓦哈洛娃女士在捷克共和國的重要地位，描繪了以捷克為根據地，逐漸向西歐發展的美好前景。
國內毫不猶豫地指示他迅速前往布拉格註冊公司，併為即將問世的公司取了一個特別的名字：大捷公司。
李昌盛心下歡喜，又問：“那要不要先在布拉格租個房子？那邊不比這邊，房子可難租了。需要的話，我馬上打電話讓我大姑幫你租。”
老田花的是共產黨的錢，痛快極了，說這事兒還用問？快租。
李昌盛上街繞了一圈兒，回來說剛跟大姑通了電話，房子解決了。
原來就是汪虹和李昌盛住的那間公寓，就此由老田交房租了。
本來老田說還要在漢堡呆上一段日子的——紅燈區和卡西諾都還沒有去夠。可不知抽著了哪根筋，突然就決定前往布拉格。
李昌盛慌了，急忙給汪虹打電話，讓她立即搬出那間屋子——如果讓老田發現這裡原來有人住就壞了，他怎麼會替別人掏房錢？
那時汪虹剛從荷比盧德法回來，氣兒還沒喘勻呢，拎著細軟倉惶而去。
瓦哈洛娃跟我們在一起時非常隨便，大家嘻嘻哈哈也不分長幼尊卑。她太多地領教了她這位侄女婿的小氣，經常當著他的面和我取笑他，說她給他起了兩個“愛稱”，一個叫“鐵公雞”，一毛不拔，吝嗇極了；一個叫“小算盤”，工於心計，太能計算了。瓦哈洛娃還舉證說，所有認識李昌盛的人她都問過，他沒請過任何一個朋友哪怕喝一杯咖啡呢。那李昌盛也不惱，嘻嘻笑著，而且也不反駁不爭辯，就跟不是說他似的。
我對瓦哈洛娃說：“您別惱，哪天他再跟您算計，我打得他滿地撿算盤珠子！”
瓦哈洛娃拍手大笑。
老田很快來到了布拉格，他的“大捷公司”也由瓦哈洛娃一手操辦註冊成功，李昌盛便成了他的專職司機。大捷公司的第一樁生意便是由瓦哈洛娃牽線買下了位於布拉格四區的一片土地，買地過程中的所有事務均由瓦哈洛娃負責辦理，其結果之一是瓦哈洛娃和李昌盛每人從地價款上賺了一萬美元。
當初說這塊地可以蓋樓，後來又說不可以了，折騰了幾年，老田也懶得管了。所有的生意都賠得一塌糊塗，還在乎一塊土地？老田也懶得管了，任它荒著。天天出了妓院就進賭場，尋花問柳，夜夜笙歌。
到後來國內派來了紀檢人員，要老田賣了地回國。老田無奈，請上翻譯去了有關部門。人家查了幾遍土地買賣檔案，說你們要賣什麼地？根本沒有你們的地呀？
紀檢人員眼睛像刀子一樣扎向老田，他渾身冒汗，語無倫次地說，怎麼沒有？我付的錢嘛！就在四區那個醫院對面嘛，是瓦哈洛娃來辦的手續嘛。
翻譯說了地方又說了瓦哈洛娃的名字，人家又查了一遍，說有，但不是你的，地主是瓦哈洛娃。價格也弄清了，老田多付了兩萬美元。
紀檢人員問他這是怎麼回事？他又是一頭汗，說我怎麼知道，買地的發票你們也看過了，我怎麼知道會和這裡的價格差那麼多。
這是結果之二。
那時李昌盛早已回國，正在辦理去美國的手續。老田只好去找瓦哈洛娃，把事情一說，瓦哈洛娃笑了，說我早把這件事給忘得一乾二淨。這樣吧，明天一早去律師樓辦產權轉移手續。
老田連聲道謝，那兩萬美元的事連提都不敢提。這瓦哈洛娃還真是不錯，她要是不認賬，誰都沒一點辦法。
第二天到了律師樓，律師說按照捷克共和國的法律，只能以兩種方式轉移產權。第一種方式是我給你們做一份買賣文書，但你們必須繳納交易稅；第二種方式是我給你們做一份贈予文書，但你們必須繳納贈予稅。
都得交錢。
瓦哈洛娃看看老田。
老田看看紀檢人員。
紀檢人員問：“哪個稅輕一點呢？”
答覆是贈予稅略輕一點。
於是就辦了贈予文書：瓦哈洛娃女士贈予大捷公司土地一塊，大捷公司接受了這一贈予，等等等等。
大捷公司大敗於捷克。
老田回國繫獄受審。
當然，這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