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潭秋：回憶黨的一大
陳潭秋，中共“一大”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代表。
1921年7月的下半月，在上海法租界蒲柏路的女子學校，突然來到了九個客人。他們都下榻於這學校的樓上。在學校的樓下，除了廚師兼校役以外，誰也沒有，因為學生和教員都放了暑假。一個熟識的校役則被請為大家每日做飯。另外，他的任務是注意不放一個生人進來。假使不是由於有認識的人向廚師解釋，那他會根本不知這九個客人是誰，因為他不懂他們的土話，他們講的都不是上海話。有的講湖南話，有的講湖北話，而有些則講北京話。
這批新到來的許多人，是中國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他們到上海來的目的，是為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在這九人裡面有湖南長沙的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毛澤東、何叔衡；武漢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董必武和我；山東濟南的代表王盡美和鄧恩銘。那時，王、鄧兩人是非常活潑的青年，王后來死了——非常嚴重的工作侵蝕了他，鄧則被捕後死在獄中。北京的代表是劉仁靜，後來成為托洛茨基派，被開除了黨籍。廣東的代表是包惠僧。代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及僑民的是周佛海，他不久在廣東進行反黨活動，被黨開除。參加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除了上面所指出的九人以外，還有代表北京的張國燾，代表上海的李漢俊、李達。李漢俊在第四次黨的代表大會上被開除黨籍，因他擁護右派機會主義的觀點，並與北洋軍閥有往來；在武漢政府叛變後，他被安徽軍閥槍斃。李達則在五卅後退出了黨。廣東第二個代表是陳公博，他在陳炯明暴動時，幫助了陳反對孫中山。陳公博受過黨的屢次警告，終被開除了黨籍，後來很快成為有名的國民黨活動分子。
陳獨秀未出席第一次代表大會。那時他在陳炯明手下做廣東的教育廳長。在第一次黨代會後，陳獨秀參加中共領導很久，在1927年革命嚴重時期，他堅持投降政策，出賣了革命事業。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是在7月底開的。大會的組織非常簡單。張國燾被選為主席，祕書為毛澤東和周佛海。大會開幕就在上面所說的學校內舉行的，而大會本身的工作，則在李漢俊的家裡進行
。大會共開了四天，討論以下的問題：目前政治狀況，黨的基本任務，黨章和組織問題。
在討論這些問題時，發生了爭論，一部分是對黨的基本任務和組織原則問題。一方面以李漢俊為首表示公開的“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尚很幼稚，不瞭解馬克思的思想，需要長期的宣傳教育工作。在這一基礎上，李漢俊認為無需建立真正無產階級政黨，反對無產階級專政，擁護資產階級民主……當時擁護李漢俊的觀點的，還有李達和陳公博。
另外是一種極“左”的觀點。以劉仁靜為首，認為無產階級的專政是黨鬥爭的直接目標，反對任何公開形式的工作，一切知識分子都為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表者，他認為應拒絕知識分子入黨。同意他的觀點的有包惠僧。
大會大部分的代表都反對這兩個不正確的觀點，終於通過了一個共同方針，即黨的基本任務是為爭取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在規定目前時期鬥爭的策略時，指出黨不僅不拒絕，而相反，必須積極號召無產階級參加和領導資產階級民主運動。通過了方針，要求黨成為有戰鬥能力及有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政黨。發展職工運動為共產黨工作的中心任務。關於工作能否採取公開形式的問題，則指出，如有利於無產階級的則黨應當利用它。至於黨的組織原則和接受新黨員的條件，則採取俄國布林什維克的經驗。
大會通過了這些方針。最後透過黨章，放在會議的第四日的議事日程上。但這天吃過晚飯後，大會的參加者，晚八點集合於李漢俊家中，主席宣佈大會繼續工作時，在隔壁房間內發現了一個穿長褂的可疑人物，問他是誰，他回答說找社聯組織的主席王某，後又說找錯了，很快溜了出去。對的，相距李漢俊房子三幢房子的地方，有一個社聯的組織。但大家都知道這一組織並沒有主席，更沒有姓王的人。因此我們認為這人非常可疑，大家很快收集檔案，隱藏了起來。只剩下李漢俊和陳公博。真的沒有經過十分鐘，李漢俊的家中即來了九個偵探和警察搜查房子。除了公開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外，他們什麼也沒有找到，因此，沒有人被捕。
大家因此不得不找尋宿處，回到女子學校，我們又不能
，因為估計偵探是從女子學校追蹤探知我們的。
在開始時，我們計算七天完結大會工作，但是因此不得不縮短到五天。同時在上海找不到繼續進行大會工作的適當地點。後來一度決定到杭州西湖去。但是在出發前，又做出判斷，西湖不是適當地點，因為那裡遊人太多。隨後，決定改在嘉興的南湖舉行。這裡雖有遊人，但較少。到那裡後，我們即租了一隻大船，買了食物、酒，好像遊人一樣，在湖上的船中進行大會的工作。
這是大會的最後一天。李漢俊和陳公博沒有出席，因為在搜查後，他們後面就有人盯梢了。那天早上是陰天，在八點鐘後，就有許多遊人，因此使我們的工作有了困難，但在十點鐘時，下起小雨來，遊人都散了，因此保證能安心工作。我們一直討論到晚上十一點，除了最後透過黨章外，我們還討論了對孫中山的態度問題，和設立中共臨時中央局的問題。然後選舉中央局的委員，關於對孫中山的態度問題，引起了不大的爭論。包惠僧認為共產黨與孫中山是代表兩個不同的階級，不應有任何的妥協。因此對孫中山應和對北洋軍閥一樣看待，甚至要把他看得更壞一些，因為孫中山的宣傳，容易使群眾彷徨。這一主張受到了大會代表的反對。大會對這問題通過了以下的方針：一般地說，對孫文學說應有批評地、有區別地對待，但他的個別的、實際上是進步的行動應予以擁護，可採取黨外形式和他合作。通過了這一原則，可以說為後來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的合作奠定了基石，同時也是發展反軍閥和反帝運動的基礎。
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除了在日本、法國的留學生、僑民中的共產主義小組外，只是在上海、廣東、長沙、武漢和濟南有共產主義小組，在南京、成都和杭州只有個別的共產主義者。那時共產黨員一共不過幾十人。因此決定不組織正式的中央。為了和當時存在的個別支部發生聯絡，建立黨的中央局，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共產黨。
……
這樣即結束了中國共產黨的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產生了偉大的領導中國革命和引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和社會解放的中國共產黨。
——摘自《一大回憶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