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經歷了中國一個大動亂的時期。動亂和外國侵略的可怕壓力耗盡了帝國的資源。為了使國家度過這場超級混亂，全國沒有一個人比左宗棠的貢獻更大。和平恢復了，中華帝國暫時有了較好的前景。左宗棠到了晚年，由於年邁力衰，無法對事件的程序施加影響，一個反動的程序開始發生，很快就把帝國大業推向了最終的、決定性的衰亡。左宗棠謝幕以後，中國高層無人具有撐持大局的清醒、能量、勇氣和意志。每一個大手筆的國家企劃，只要左宗棠參與其中，都有成功的結局，這就很能說明問題。按照人之常情，一個年過七旬的老人，疾病纏身，精疲力竭，能力衰退，誰也無法指望他在領土之爭中大顯身手，所以吃了法國的苦頭是勢所必然。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從1880年到1911年，凡是中國政府要辦的大事，除了對雲南起義的鎮壓以外，都沒能獲得成功。我們完全可以推論，他對19世紀的中華帝國最具主導性和建設性的影響。
關於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一個對中國歷史知之甚少的外國人試圖做出這樣的評價，是一件荒唐的事情。中國歷史極為悠久，名人無數，大部分很少為外國人所知，令研究者無法全部深入。中國人自己對這類事情也不大上心，把對一個人偉大程度的評價留給最嚴格的批評家——時間。但是，如果把時間壓縮到一個較小的跨度內，僅僅考察一個朝代——1644年至1911年的大清王朝，那就可以頗為深入地進行觀察和比較。各人評判的標準不盡相同，但可以做出一個比較可靠的假設：對於某個人而言，他的本國同胞隨著時間推移，會比外國文化更加接近對他的正確評價。在對漢人的初步評價中，人們似乎傾向於把曾國藩當作他那一代人中最偉大的一個，當作大清時代最傑出的漢人。
相對於左宗棠這種型別的人而言，曾國藩屬於對中國人更有吸引力的那種型別。首先，曾國藩是他那個時代最傑出的學者。其次，他的忠心和誠實在他自己的時代無與倫比；他能吃苦，最重要的是具有精神耐力；他的才幹更是不容置疑。他為人和藹，對人體貼，極為忠誠。從一個人的生活和工作中找出一些東西來加以批評，不是一件難事，如果那人活了70歲，那就更加容易。但是，西方人還是無法充分理解他在其中奮鬥的那個環境。如果我們能夠理解，那麼就會更加驚訝：他怎麼能取得這麼大的成就？
導致曾國藩與左宗棠彼此疏遠的一系列事件是可悲的，不論是對國家而言，還是對他們個人而言。他們為此懊悔，彼此在心中都為對方持有最高的敬意。對於他們的爭吵，無人能夠評判誰是誰非，因為他們誰也沒有過多地指責對方。這僅僅只是不相投合，而值得注意的是，他們的分歧從來沒有墮落為宿怨。左宗棠對曾國藩的多次評論，清楚地表明瞭他對這個大人物的高度尊敬。當曾國藩於1872年去世時，左宗棠的反應，如同他們是一輩子的友人。另外一個印象是：兩人之間的疏遠，左宗棠比曾國藩更加在意。
對於他們之間的分歧，曾國藩比左宗棠更為**。有一次，某人拿著左宗棠的推薦信來到南京。曾國藩甚至懶得讀信，就提筆在信封上寫了幾行字：“曾見其人，夙覺其賢，惟系左某所保之人，故未能信。”然而，曾國藩在去世前不久，在蘇州會見了一位名叫呂庭芷的高官，那人剛從甘肅返回。於是兩人長談甘肅局勢。曾國藩談到他跟左宗棠之間的分歧，說道：“我生平以誠自信，而左公卻向皇帝報告，說我假報天王兒子的死訊，所以我不免對他耿耿於懷。不過，你平心而論，不要隱瞞，也不要客氣：左公這人究竟怎樣？”呂庭芷說，左宗棠處事精詳，律身艱苦，體國公忠，照他看來，是朝端無兩。曾國藩拍案說道：“的確如此！如果左公離開甘肅，不但我不能取代他，哪怕胡文忠起死回生，也是無法代替他啊。你說左公朝端無兩，我卻要說他是天下第一！”［1］
曾國藩此話傳開，得到不少好評。人們說，這表明曾國藩確是一位“達人”。儘管他很不喜歡左宗棠，他卻能承認左的才能和左對國家的巨大價值。“達人”一詞通常包含的意思很難貼切地翻譯出來。這是對一箇中國人的最高讚揚，因為“達人”的品性是有儒學定義的。
曾國藩對左宗棠的評價是值得注意的。他對左宗棠的瞭解很少有人能及，他的看法一般會得到中國人的認同。他們認為左宗棠是大清時代最偉大的漢人將軍。但是在學術上，在整體的人格魅力上，似乎他還不能與曾國藩比肩。他是一位優秀的學者，但還算不上偉大的學者。他的脾氣在中國名人當中是罕見的，屬於會傷害中國人感情的那一類。他的唐突衝撞令中國的文化人感到不安，他對爭辯的喜好使他交友頗難。他不分時間、場合或物件，管不住嘴巴，暢所欲言，與當時的風氣格格不入。他總是不堪沉默，這個特性到晚年幾乎成了饒舌。他在交談中爭搶話頭到了如此地步，京城的官員在他說話時都會躲開。他的話鋒很自然地總是轉向西北，而北京的官場對西北並沒有很大的興趣。人們崇拜他的成就，尊重他的才幹，但對他本人並不熱情。北京充滿了陰謀，而左宗棠並不明白宮廷政治的微妙。他在這種氣氛裡感到不適，他的存在又明顯地令京城的官場感到不安。
左宗棠離開了西北，在那裡他是無冕之王；他來到了北京，在這裡他雖有榮耀，卻並無大權；要求一位年逾70的老人恰如其分地調整心態，未免有些過分。在西北，他的話就是那塊土地上的法律，他已經完全習慣於人們對他無條件的服從。在北京他不能如魚得水，只有在西北，我們才能看到真正的左宗棠。他在那裡有施展才乾的舞臺。
他的工作能力是驚人的。他不但要鉅細無遺地領導大量的行政工作，還要親自撰寫大量的奏章，保持廣泛的通訊往來，親自在收到的報告上籤署意見，有時還要寫詩，每天讀幾篇孔孟著作來給自己充電。而與索思諾福斯齊同行的幾個俄國人蒐集到的印象，竟然是他並非忙得團團轉。他有時間跟他們進行多次長談，在他們於他的衙門裡做客居留的那一個月裡，他幾乎總是跟他們共進晚餐。皮亞塞茨基對左宗棠做了大量有趣的側面描寫。對於他們的首次會見，他寫道：
我們的頭也讓我們按照級別高低排列，對著房門站成一行。總督很快就出現在門口，大約12名穿制服的官員跟隨其後，而他本人只戴了官帽。
總督身材矮壯，年齡不會超過60。［2］他的外表令我想起了彼斯馬克親王，不同的是他那黑色的面板。他的鬚髯稀疏，但鬍髭較濃。他的動作富有感染力，也許是為了產生強烈的印象……他在進門時向我們親切致意，動作細微得幾乎無法察覺。接著他停頓片刻，似乎突然想起了什麼，但他沒說什麼，又走近幾步，再次停頓，注視著我們。
有一天，左宗棠向索思諾福斯齊追問各種有關歐洲的問題。皮亞塞茨基寫道：
他很高興聽到英國老是跟俄國作對，老是傷害俄國並鼓勵俄國的敵人。他自己也有這樣的看法。他得出完全一致的結論，為了表明他不喜歡英國人，他豎起了他的小指。
左宗棠和那些俄國人似乎熱衷於談論英國人。接著他問索思諾福斯齊：如果俄國與中國開戰，哪一方會贏？索思諾福斯齊試圖迴避這個問題，他說那種情況是不可想象的。左宗棠堅持要聽他的看法，請索思諾福斯齊不要擔心會傷害他的感情。於是索思諾福斯齊答道：如果兩國開戰，俄國會佔上風。左宗棠顯得頗為吃驚，他向在場的每個俄國人提出同樣的問題，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皮亞塞茨基寫道：
這位老人不想得到這樣的答案，這使他非常尷尬。他真心地認為，中國完全能夠超過俄國，甚至征服俄國。我覺得很對不起他，他心裡一定有一個針對我們的計劃。［3］
皮亞塞茨基還記錄了一段對話：
他認為一個人不可能原諒自己的敵人。
我說：“舉個例子，原諒一個打過你的人，難道不是更好嗎？”
“不，”左宗棠說，“回擊更好。”
談話轉向了自然科學。他對此所知甚少，而且不願瞭解更多。
“我們不要電報和鐵路；電報會使百姓墮落，鐵路會使百姓失業，然後捱餓。”
另一次，他談起超自然的物事，其中就有飛龍。
“有大龍，也有小龍，頭都是黃色的。我親眼見過一條龍，飛向祭祀它的廟宇。”
在說這些話時，他緊盯著我們，看我們有什麼反應。
他轉向索思諾福斯齊，問他在俄國是否有人見過龍。
“沒有，”頭答道，“我國只有天使在頭上飛。”［4］
皮亞塞茨基對索思諾福斯齊的回答十分驚訝，他很想知道左宗棠對俄國和俄國人的總體印象如何。他為左宗棠畫了一幅素描。在他作畫時，幾個旁觀者發表了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