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亞塞茨基博士從蘭州到巴里坤一路上都看見了左宗棠的部隊，讚揚他們的紀律、士氣和風貌。他們聽從左宗棠的號令，即便他的大營遠在數百英里之外。在俄國人北去巴里坤的為期幾天的旅程中，左宗棠為他們提供了牲口和衛隊。據這位博士說，索思諾福斯齊其人很難打交道。他火急火燎地要趕往齋桑，去監督購糧合同的執行。他要求的速度超過了牲口的承受能力。有一次，牲口已經疲憊，索思諾福斯齊堅持要繼續趕路，衛隊隊長告訴他：這些牲口屬於中國政府，他要精心照料這些牲口，對左宗棠將軍負責，當天不能再往前走了。索思諾福斯齊上尉大發雷霆，出言威脅，還是一無所獲。他們宿營了。
在1874年夏季，滿人高官景廉作為觀察員來到肅州，對即將開始的征戰提供詳細的建議。景廉曾駐節於古城，因此朝廷認為他非常熟悉新疆當地的情況。左宗棠對此事很不高興。他覺得景廉的主要使命是來監視他，向北京密報，這使他本來已很繁重的工作更為艱難。何況左宗棠不需要景廉或任何其他人就有關征戰的事務對他提供建議。一直以來他都積極地向所有人徵集資訊，但絕不要建議。他無比自信，只要掌握了實際情勢，他從未優柔寡斷。如果他對什麼事情遲疑不決，也不會有人知道。他的部屬總是對他的明決果斷充滿敬意。
大約在景廉抵達的同時，袁保恆也奉命來到肅州。此人在左宗棠西征初期出任欽差大臣，在陝西監督左軍供給，已有幾年。這次的使命大致相同。他曾在給皇帝的幾份奏章中批評左宗棠的供給安排。他看不出有什麼必要在巴里坤和古城積累大批儲備，認為肅州才是合適的儲備地。左宗棠堅決捍衛自己的做法，爭辯變得十分尖銳。最後左宗棠請求皇帝撤銷袁保恆的職務，因為他在肅州對自己無用。可是袁保恆交遊很廣，他的友人包括大人物李鴻章。
那年較晚的時候，李鴻章加入了左宗棠的對立面，主張徹底放棄西征。他說西征是一項無望的任務，虛耗國帑，而且說，即便西征取得了勝利，朝廷也無法控制新疆。李鴻章是一個公認的權勢人物，他要把在征戰新疆的籌備工作中“虛耗”的銀子用於海軍建設和海岸防禦。其他許多高官也認同遠征新疆是徒勞無益的，各省巡撫極力反對為左宗棠提供經費。
左宗棠說，1873年他所要求的經費是800萬兩銀子，而1874年，在裁撤2萬人以後，要求的經費是700萬兩。［9］然而，朝廷把他要求的款子拖欠了1年多。他為1874年所做的預算建立在141個營的基礎上，如果再加上金順、張曜和蘇佔彪的部隊（情況似乎就是如此），那麼西北的總開銷就還要增加約150萬兩。即便如此，對於如此龐大的兵力而言，這並非誇大的開銷。按照每營每月2892.2兩計算，141個營維持1年的開銷為4893602.4兩，這樣就只剩下200萬兩多一點來支付裝備和其他開銷。左軍在甘肅時，左宗棠透過大規模的自力更生節省了相當多的軍費，把節省下來的錢投入了購置裝備和運輸等等。為了填補拖欠的軍餉，他只好借錢，主要向山西的銀號伸手。左宗棠的信用在西北是響噹噹的。
左宗棠的立場是：除非中國立場堅定，收復新疆，否則俄國人就會把新疆奪去，然後侵佔整個蒙古和滿洲。他跟別人一樣，真心希望建立一支強大的海軍。事實上他也許是最早提出這個想法的人。但他看不出有什麼必要集中全力建設沒有設防的海岸邊境，而完全不顧同樣沒有設防而且更加漫長的陸地邊境。他說，海防和陸防對國家而言同等重要，收復新疆和建設海軍都很必要。
他認為，只要中國顯示一定程度的國防力量，來自歐洲國家的危險不是很大。歐洲國家主要的興趣在於貿易和贏利；戰爭很費錢，而且會妨礙貿易；因此，如果中國能夠使戰爭付出的代價遠比貿易可能帶來的贏利為多，那麼歐洲人就不會輕易攻擊中國。他認為，佔領一個有能力進行大規模抵抗的國家，就必須在那裡保留大量的部隊，那是完全無利可圖的，那些主要對貿易感興趣的國家，不會採取這樣的冒險行動。但他對俄國和日本的看法就完全不同了，因為這兩個國家對中國有領土企圖。所以，必須建立一支海軍來防禦日本，建立一支陸軍來防禦俄國。兩者同樣重要，都是國家根本。［10］
在反對西征新疆的壓力下，在同治皇帝去世後重掌國政的慈禧太后開始深為關心這個問題。一道上諭送到左宗棠手中，比較詳細地敘述了贊同和反對西征的理由，要求左宗棠明確地表示他能不能以他手中現有的兵力收復新疆，能不能在肅州這麼遠的地方成功地指揮作戰。袁保恆的問題這時也被提了出來。皇帝不明白左宗棠為什麼不能使用袁保恆這樣一位有價值的官員。
上諭褒獎了左宗棠為國家所做的偉大貢獻，以及他作為一名官員的才幹。然後，上諭轉而指出朝廷從他身上看到的缺點。在整個關於新疆問題的討論中，他跟其他許多時候一樣明顯表現出氣量狹小；他對下屬過於嚴厲，偏袒湖南同鄉，令其他同為帝國效勞的官員極難與他合作。這道上諭如此之急，只用了9天就從北京送到了蘭州，於1875年3月19日交給了左宗棠。
左宗棠對上諭的奏複寫了19個雙面頁。他是辯論的高手，自然喜歡與非他屬下的任何人爭辯。他對自己的正確性和自己的力量自信滿滿，毫不猶豫，立即向皇帝陳述他的看法。對於因西征新疆而引起的爭論，他回顧了各個階段的情況。已經提出的所有反對意見都被他徹底推翻。這份長篇奏章的要旨可以概括如下：這場爭論只有一方是正確的，我就是正確的一方；袁保恆在西北大計中無足輕重；西征的籌備正在順利進行，我會繼續辦好；朝廷只要準備好所需的銀子，不用管其他已經做出和將要做出的承諾；朝廷的干涉只會延緩而不會改變計劃的程序。［11］
放棄對新疆這麼一大片國土的主權要求這個問題，沒有得到中國明白人的附和，除了那些與籌措資金直接有關的官員，西征得到了多數人的贊同。對左宗棠老邁無能的批評大部分平息下來，一種意見佔了主流：誰能收復新疆，誰就是好漢。何況皇位繼承的合法性正在令許多人傷腦筋，垂簾聽政的麻煩不會因為對新疆問題採取失敗論的態度而減少。在這個時候把西征的指揮權從勇敢的陝甘總督手中奪走，那就更是失策；何況此人還是大學士，享有帝國能夠給予漢人的最高官職。
結果，在1875年5月2日，朝廷釋出了另一道上諭，肯定了左宗棠的所有辯論。朝廷召回了袁保恆和景廉，任命左宗棠為總理新疆事務的欽差大臣。他的命令就是皇帝的命令，所有與新疆事務相關的官員，不管是漢人還是滿人，都隸屬於他。這是他早就想要的權力。他早就看出了自己的弱點：西北有些官員享有特權，可以瞞著他直接向皇帝報告。現在這種情況沒有了，左宗棠成了西征的最高統帥。
為了達到在深入新疆之前獲得最高授權的目的，左宗棠未必沒有精心安排事情的程序。他對西征全面展開時可能因俄國人而產生的微妙情勢不無擔憂，分權很容易突然造成一種局面，完全毀掉他精心設計的計劃。如果事權完全歸一，由他把握，他就會充滿信心地推進。在他被任命為欽差大臣以後，籌備的步子就大大加快了。在籌備期間的絕大部分時間裡，他的大營設在蘭州，他從這座城市指揮大量分佈廣泛的行動，件件都與帝國收復新疆的大業相關。
在1875年將要來臨時，左宗棠發現他已經為自己這場最偉大的征戰做好了準備：他的前進基地有了保障，有了充足的給養儲備；運輸組織得有條不紊，可以源源不斷地為野戰部隊提供給養；他在跨越荒漠的供水點增加了水井的數量，建立了應急供應倉庫，在各個臺站收集了燃料；部隊經過了相當好的訓練，裝備非常接近19世紀80年代的西方標準。
劉錦棠被任命為新疆部隊的司令官。從1860年夏季在長沙境內組建5000人的小部隊時就開始跟隨左宗棠的劉典，現在被派到蘭州任甘肅巡撫，而左宗棠打算在肅州建立大營。只有一樣東西還不夠——銀子。左宗棠決定，在把部隊派到新疆的荒蕪之地時，他必須有充足的銀子在手。他要求朝廷在上海借銀1000萬兩，一次總付給他。他認為這筆借款可以在上海向外國人借到。他請求朝廷授權他的老友福建巡撫沈葆楨去商談借款事宜。［12］
幾乎整個官場都跳出來反對這次借款，令左宗棠感到驚訝和苦惱的是，沈葆楨也轉向了他的對立面。大量奏章湧向朝廷，提出寧願立即放棄西征，也不能如此耗費。顯然高官們還不習慣於思考1000萬兩銀子的貸款。左宗棠不得不再次經歷為資金而發生的鬥爭，自從他向西北進發以來，這件事一直對他困擾不休。他說，他本人原則上也是反對借款的，特別是向外國人伸手，但有時候實在找不到別的出路，而現在就是這種時候。他觀察到英美政府都能向本國國民借款，於是本金和利息都不流外人田；但另一方面，西班牙卻向外國借款，利息自然流向了國外。不幸的是，中國需要借款時，處境跟西班牙相同。由於中國的一個省份對另一省份發生的事情缺少關心，那麼要借到足以滿足需求的大筆內債是希望不大的。最後他說，比借外債更能毀掉一個國家的事情，真是大把存在。［13］
反對的聲音再一次沉默了，左宗棠得到了1000萬兩銀子。在左宗棠聲名大振、大權在握的日子裡，恭親王是北京政府中最有權勢的滿人。他是皇室宗親中最後一個卓越的政治家。不乏證據表明，在他主政期間（1860－1884），帝國權勢在節節上升。把有才幹的漢人擺到有權勢的位置上，他起的作用最大。很可能是恭親王的影響，使得左宗棠的借款請求得到了朝廷的支援。
金順、張曜和蘇佔彪的兵力得到了增強，每人各有20個營。劉錦棠於1876年2月22日率領32個營從蘭州出發，開往肅州。左宗棠於1876年3月16日離開蘭州，於4月7日抵達肅州。劉錦棠的部隊分3批前進，第一批於4月26日離開肅州。左宗棠對這位將領的臨別指示是緩進急戰；劉錦棠必須確保所有必需的給養抵達古城，然後才能迅猛進兵。［14］
哈密、巴里坤和古城的部隊奉命細心偵察，控制前進路線，以便劉錦棠所部不會因為被迫採取不適當的保安措施而延緩進兵。7月15日，劉錦棠全軍在古城集結，毫不疲憊鬆散，整裝待發。部隊已經行軍80天，穿過極為困難的地區，在僅有的一條道路上推進了將近2250裡。
左軍當時在新疆有92營兵力，4.6萬人，分佈如下：哈密1萬人，巴里坤1萬人，古城2.6萬人。左軍在甘肅有4萬到4.5萬人的駐軍，在緊急情況下可以從這裡抽調部隊增援新疆。新疆的將領們完全不用管哈密與巴里坤以東的交通線，能夠集中全部精力向西作戰。
左宗棠的計劃早已成熟，但他現在才終於準備完畢。他並不為自己征服回民軍和阿古柏的能力而擔心。他有一個組織得非常出色的情報機構，他知道會遭到什麼程度的抵抗。但他很關心部隊將要表現的行為規範。他知道，俄國會對此留心，印度和英國也會略為關注。他也知道，要讓俄國人離開伊犁河谷是一件難事，他比活著的每一箇中國人都清楚，中國沒有能力與俄國開戰。他還充分地認識到，顯示強大的軍力會有助於外交。他認為，他在中亞顯耀武力的效果，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俄國人會不會信守歸還伊犁的承諾，決定中國人能不能和平地收回這一片被外國佔領的領土。他相信，只要他能顯示出中國武裝的復興，哪怕是在新疆那麼遙遠的地方，也會得到海外的關注，並且產生出有利於他處於困境中的祖國進行外交的氛圍。他就是如此看待自己的使命——恢復中國在中亞的主權，而且要做得很有聲勢，能夠增加祖國已經遭到可悲損失的國際威望。只有如此認識左宗棠的使命觀，才能充分理解他花費那麼多精力來籌備西征的動機，以及他作為一位軍人和政治家的價值。
註釋：
［1］《年譜》，第7卷，第13（b）頁。
［2］《俄國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26頁。
［3］《俄國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239頁。
［4］《年譜》，第7卷，第43頁。
［5］《年譜》，第7卷，第2頁和第6頁。
［6］《俄國旅行家在蒙古》，第153頁。
［7］《俄國旅行家在蒙古》，第2卷，第156～157頁。
［8］波爾格：《中亞問題》，第358～359頁。
［9］《年譜》，第7卷，第31（a）頁。
［10］《年譜》，第7卷，第18頁。
［11］《年譜》，第7卷，第17～36頁。
［12］《年譜》，第7卷，第47頁。
［13］《年譜》，第8卷，第2～3頁。
［14］《年譜》，第8卷，第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