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和權力政治
在古漢語中，“權”指秤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漢書?律曆志》，班固。“權”也可作動詞，稱量。“權然後知輕重。”《孟子?梁惠王上》。“權衡”就由此而來，“為之權衡以稱之”。《莊子?胠篋》。“衡”本來指車轅上的橫木，又指秤桿。權、衡分別指秤砣與秤桿，兩個字合用仍是稱量輕重的意思。古人借用“權”指稱不可見的“權力”時，顯然認為權力是相對的，需要另外“重物”的平衡。但是，在權力博弈中，權力終於越來越集中。擁有權力的一端獨大，而在另一端的絕大多數百姓根本沒有分量。中國社會也就日趨一日地沒落了。
權力在原始狀態中產生，從無生有。在高度集權之下，權力趨於分散。但在強烈的干涉下，權力又會被聚攏。集權制度是權力者的勝利。總是存在著集權與分權的鬥爭，最後的政治制度是集權還是民主，取決於哪一種勢力在鬥爭中佔有優勢。人和其他動物都爭奪權力。但人與其他動物的最大區別之一是人的沒有止境。伯特蘭?羅素說：“動物滿足於生存和繁殖，人類則還要擴張。……在人類無限的中，居首位的是權力慾和榮譽欲。”羅素：《權力論》，3頁，東方出版社，1988年。不過，羅素承認，很難把權力與榮譽截然分開。榮譽的一個重要來源是權力。在崇拜官級的文化中，在體制中，權力幾乎是榮譽的唯一來源。蘇聯領導人經常給自己授勳，明武宗也喜歡給自己增加新的官銜，而現代中國的最高獎勵也是給一個官銜。在權力不受約束的地方，權力就是一切。在得到權力之後，其他就能夠得到滿足。
按照馬克斯?韋伯對權力的定義，權力是“在一個社會關係之中即使一個行動者遇到抵制也處於能夠推行他的意願的地位的可能性”。羅伯特?達爾的定義是：“A對B擁有權力，以致他（她）能夠使B去做他本來不願意做的事情。”這兩個定義大概是最被廣泛使用和討論的了。權力只有在有施加物件時才存在。羅德里克?馬丁說：“就最廣義而言，權力關係產生於相互依賴，它改變資源的佔有關係。自我為實現自己的目標必須要有這種資源，而自我只有靠非利己活動才能獲得這種資源。”羅德里克?馬丁：《權力社會學》，三聯書店，1992年。這一描述對國際關係同樣適用。國家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各自利益為基礎。相互依賴是不對稱的。依賴度較小的一方比其餘各方擁有更大的權力。基歐漢和奈說：“在某種關係中，依賴性較小的行為體常常擁有較強的權力資源，該行為體有能力促動變化或以變化相威脅，而一旦該關係發生變化，則相比而言，該行為體付出的代價小於他方。”羅伯特?基歐漢、約瑟夫?奈：《權力與相互依賴》，正文12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他們指出了國家間相互依賴中的“**性”和“脆弱性”區別。例如，兩國對某一變化（如石油價格上漲）具有同樣的**性，但如果後者比前者多了替代選擇（如以適中的代價開採國內資源），它們的脆弱性就會大不相同。最大的“變化”是戰爭。戰爭是最的、也最有效的權力表現方式。
因為依賴的不對稱，國際關係的最顯著特點是支配，而不是相互依賴。在相互依賴的關係中也以一方的支配為特點。韋伯說：“就其最一般性的意義而言，‘支配’乃是共同體行動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韋伯作品集Ⅲ?支配社會學》，1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他說：“除了無數其他可能有的型別之外，有兩種相互對立的支配型別存在，亦即基於利害狀況（具體而言：基於獨佔地位）的支配，與基於權威（命令權力與服從義務）的支配。”《韋伯作品集Ⅲ?支配社會學》，4頁。除此之外，韋伯還提出“卡理斯瑪支配”，即魅力支配，喚起大眾的英雄崇拜情緒，大致接近於國際關係學中的軟實力影響。在別處，韋伯提出“支配的三個純粹型別”，包括“卡理斯瑪支配”，但另外兩個的含義似乎與以上所引有出入。見《韋伯作品集Ⅱ?經濟與歷史、支配的型別》，303頁。“共同體”可以解讀為社會，包括國際社會。在國際關係中，這兩種型別的支配都源自權力或實力。馬丁?懷特認為，世界歷史最引人注目的主題是“大國接二連三為爭得對國家體系的控制而進行的一系列嘗試”。《權力政治》，7頁。漢斯?摩根索提出了政治現實主義的六條原則，第一條就是“如同總的社會一樣，政治受制於植根於人性的客觀規律”。如上所述，人性基本上就是人的動物性。摩根索的第二條原則是“穿越國際政治大地時的路標是由權力界定的利益概念”。漢斯?摩根索：《國家間政治》，4-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英文影印版。肯尼斯?華爾茲認為，“國際政治是權力、鬥爭和調節的領域。”羅伯特?O?基歐漢編《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100頁。引文出自第四章“政治結構”，作者為肯尼斯?N?華爾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約翰?米爾斯海默把華爾茲的理論稱為防禦性現實主義，而他則多邁了一步，提出了進攻性現實主義。米爾斯海默說：“國際體系為國家犧牲對手以獲得權力創造了巨大的誘導因子，當利益超過成本時，它們就會抓住這一機會。一國的終極目標是成為體系中的霸主。”約翰?米爾斯海默：《大國政治的悲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請注意，體系就是系統。從這些現實主義理論的觀點可以看出，國家和猴群等原始組織類似，其功能是爭奪和保護地盤，以及地盤上的食物和水等利益。
在國際政治中，權力與地理空間密不可分。摩根索的名作是《國家間政治：對權力與和平的爭奪》（PoliticsAmongNations：TheStruggleforPowerandPeace，1948）。這本書的名字顯然在模仿羅伯特?斯特勞茲-於佩RobertStrausz-Hupé(1903-2002)是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出生在奧匈帝國的首都維也納。1917年，他在慕尼黑的大街上親眼目睹了全球暴力革命的開始，在1920年代初，也是在慕尼黑，他見過希特勒的啤酒館表演（慕尼黑是納粹運動的發源地）。斯特勞茲-於佩在1923年移民美國，那時正是大蕭條時期。他先擔任美國金融機構的國外投資顧問。因關於納粹的講演受到重視，於1940年加入賓夕法尼亞大學，為政治學教師，研究納粹的地緣政治學。1946年獲博士學位，成為一名地緣戰略學家。斯特勞茲-於佩是當時新興的國際關係學的主要人物之一，在1955年創辦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PolicyResearchInstitute，FPRI），兩年後出版Orbis季刊。在1969-1989年間，他先後出任美國駐斯里蘭卡、比利時、瑞典、北約和土耳其大使。斯特勞茲-於佩是20世紀一位出色的地緣政治學家。與凱南不同，他和艾奇遜倒是比較投緣。的《地緣政治：對空間與權力的爭奪》（Geopolitics：TheStruggleforSpaceandPower，1942）。斯特勞茲-於佩和摩根索都是歐洲移民過去的美國人，他們的母語都是德語。這兩本書的初版日期，前者晚於後者6年。摩根索把副標題做了一點改動，把“權力”放到了前面，並用“和平”取代了“空間”——這是二戰之後出現的一個變化，多了一點理想色彩。正如二戰所顯示的，和平是一個結果，是國家得到滿足或遭到鎮壓之後的結果。除非國家感到無能為力而不採取行動，否則和平很少是一個目標。作為一位現實主義者，摩根索一定知道和平來自國家權力的滿足。一個國家爭到了權力，也就獲得了和平；和平是在權力爭鬥中被破壞的。如果國家因自身軟弱而過多追求和平，必定會喪失更多權力，如二戰前的法國和英國。因此，作為國家的物件，和平取代空間並不合適。摩根索的副標題更符合理想——和平畢竟極其珍貴。但斯特勞茲-於佩的副標題更符合現實。現在，侵略受到譴責，佔領遭受打擊，技術進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地理位置的決定性影響。但空間與空間擴張依然非常重要——只要看一眼美國遍及全世界的軍事基地的分佈圖就知道了。
提出文明衝突論的塞繆爾?亨廷頓也同樣重視權力。他說：“全球政治也一直總是有關權力和權力爭奪，今天的國際關係正在沿著那個關鍵的維度變化。”TheLonelySuperpower，SamuelP?Huntington，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其實，“文明衝突”歸根結底還是權力衝突。它與國家衝突的不同之處在於，文明取代國家成為權力衝突中的主體。文明衝突不可能消除國家衝突。它只是權力衝突的表現形式之一，與權力衝突的其他表現形式（如國家衝突、民族衝突等等）交織在一起，並同樣深受地理的影響。
在國際關係中，起主導作用的是力量和利益，但對價值也越來越重視。在1950年代初，漢斯?摩根索強調權力在國際關係中的作用，還曾在美國掀起了一場小小的波瀾。那時，在美國權力之上還蒙著一塊道德遮羞布，一些心地純潔的人真誠地相信正義的力量。今天的國際關係應該新增更多的內容，不僅要有正義、權利，還必須包括有效的管理，減少衝突、疾病、貧窮等危害人類福祉的災難。這樣的任務不是龐雜的聯合國等機構所能勝任的。在競爭的同時，大國還要學會合作管理這個世界，而不是完全執迷於互相競爭，最終走向衝突和戰爭。只有大國才有力量（權力）管理這個世界。在變化的世界中，原來的大國需要和平讓渡部分權力和利益，新興的大國要學會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如此，整個世界都會從中獲益。
四權及其相互關係
按照在空間分佈的範圍，權力可以被分為四種：陸權、海權、空權、太空權（又稱天權）。“陸權”是指在陸地上的權力，“空權”是指在天空中的權力，另外兩種以此類推。陸權和海權的對立有著較為久遠的歷史，是地中海的產物。希臘與波斯的戰爭、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羅馬與迦太基的戰爭，都可以從海權和陸權對抗的角度予以解釋。古代中國在地理上較為封閉，在近代之前，很少遭受來自海洋的嚴重威脅。除了內戰之外，主要是定居農民與北方遊牧民之間的戰爭。除了河流和湖泊之外，戰爭沒有離開過陸地。因此，中國的海權觀念產生較晚，至今仍在形成的初期，因而也就沒有與海權對應的陸權觀念。
在使用“陸權”時，人們往往有兩層意思，一指在陸地上（主要是在大陸上）取得軍事優勢的能力，二指擁有這種能力的國家。前一個實際上是“制陸權”，後一個是“陸權國家”。只有“陸權”這個詞有這兩層含義。“海權”、“空權”、“太空權”都是指獲得軍事優勢的能力，實際上是“制海權”、“制空權”、“制太空權”（或“制天權”）。它們都不指涉國家，也不可能指涉國家，因為沒有哪個國家可以建立在海上、空中和太空中，至少目前還沒有。島國是海中的陸地國家，而非漂浮在海上。一個島國未必就是一個擁有制海權的國家（海權國家），就像一個大陸國家未必是制陸權國家（陸權國家）一樣。有些人討論一個國家是“陸權”還是“海權”時，往往指在與外軍比較時，本國的海軍和陸軍哪一個相對強一些，而實際上這個國家無論在陸地還是海洋上都沒有軍事優勢，比如清末的中國，既不是海權國家，也非陸權國家。湯加是一個島國，卻不是海權國家。如果一個大陸國家不能在陸地上取得軍事優勢，它就不可能是一個陸權國家。在戰爭中，優勢的一方未必會取得勝利。必須把軍事優勢轉化為軍事勝利，才可能獲得“制X權”。“制X權”不會獨自存在。為了打擊敵人，各種權力需要相互支援，很難把一種權力與其他權力剝離。在戰爭中，它們經常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所以，關於中國是陸權還是海權之類的討論是建立在錯誤概念的基礎之上，而概念混亂必然導致思維混亂。
現實中的人需要在三維空間內活動。不過，在航空時代之前，基本上可以把陸權和海權看成是兩維的，是權力在地球表面的平面運作。美國人早在18世紀獨立戰爭時就發明了潛艇。使用潛艇作戰是為了控制水面船隻和水面航線，不是為了控制海底世界。因此，水面之下的權力仍被算作海權的一部分。在20世紀初美國人發明了飛機之後十多年，空戰出現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飛機被用於戰爭。從此，權力爭奪變成了三維立體的，從地球表面進入天空。又過了數十年，人類上升得更高，可以擺脫地球引力進入太空，還掌握了重返大氣層的技術。大規模使用空間技術始於美蘇競爭。太空開發是冷戰的產物，也是冷戰的主要內容之一。所以，太空探索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是為了爭奪權力。
地緣政治學離不開探討“陸權”和“海權”。但中國還沒有建立地緣政治學。有時，這個學科被精簡到只剩下這兩個概念了，不僅顯得形銷骨立，而且學者們還勇敢地把它們完全對立起來。簡陋版的地緣政治學者在本應互補的權力之間無端地製造對抗。這是一個無知而危險的傾向。在時間上，四權的出現有早有晚，但它們決不是完全對立的。僅僅強調製陸權或制海權，尤其是把它們對立起來，表現了提倡者思維的僵化。他們還停留在八國聯軍或日俄戰爭時期，完全拒絕瞭解過去100年的技術進步和理論發展。
人們都具有“魚生活在水中”這個常識，許多人也知道這個規則有例外。藉助特別進化的鰭，有的魚可以在陸地行走，還能爬樹；有的魚可以在空中滑行100多米，被稱為飛魚。河馬的汗腺很少。在炎熱的季節，它們在白天必鬚生活在水中。它們並可以在水底行走5分鐘，再浮出水面換氣。鯨魚不是魚，不能從水中獲得氧氣，卻位於海洋食物鏈的頂端。很少有人因為鱷魚被叫做“魚”而膽敢在陸地上招惹它們。其實，鱷魚也不是魚。大多數鳥類能夠飛翔。除了一些猛禽之外，鳥很少在空中獵取食物。在陸地上笨拙行走的企鵝卻可以在海洋裡靈活捕食。涉禽在淺水處尋找小動物，有些飛鳥從空中俯衝到水中捕魚。所有的鳥都不會永遠在空中飛翔，它們需要在陸地休息和繁殖。昆蟲是較低等的動物，體積也較小。有些昆蟲（如蟬和蠶）會經歷從爬蟲到飛蟲的變形。許多動物過著兩棲或三棲生活。它們從不知道人類已經給它們歸類，更不瞭解地緣政治學者的工作。所以，它們從來不會把自己的“權”限制在陸地、海洋（河湖）或天空之一，而是按照自己的意願和能力生活，享受大自然賜予它們的能力。如果學者們拘泥於陸權、海權之爭，不僅罔顧現實，恐怕連許多低等動物都不如，實在有愧於人類的進化。
在戰爭方面，人類要比其他動物發達得多，更要突破地理環境的限制。各隊的組成不太一樣，不過，一般都會有陸、海、空三軍。此外，少數國家還有海外干涉的海軍陸戰隊、外層空間的太空部隊、虛擬空間的資訊部隊。早期軍種的結構較為單一，水中的就在水中，陸地的就在陸地。在過去100多年中，軍隊已經呈現立體發展的模式。陸軍有在空中作戰的航空兵；空軍有在陸地作戰的空降兵；海軍有航空兵，還有陸戰隊，他們的任務分別是在空中和陸地作戰，也有從空中向陸地攻擊、從陸地向空中攻擊的能力。在美國，海軍陸戰隊是一個獨立的軍種，擁有自己的飛機、坦克和軍艦，三位一體又自成一體。陸戰隊為美國的海外戰爭充當先鋒，是一支可以獨立作戰的軍隊。如果擁有良好的偵查、通訊和指揮系統，透過外層空間的衛星，各軍種還能夠在戰爭中互相支援，協同作戰。各軍種的裝備不同，訓練場地不同，進攻方式不同，卻有共同的、而且應該是唯一的目的：打擊敵人，消滅敵人。軍人打擊敵人的手段受到國際公約和道德準則的制約。但是，軍人必須時時盡力突破地理的阻礙，減少空間因素對它們打擊能力的制約。
三權分立與四權合一
對於一個民主國家，它的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有著完全不同的目的。對內，國家的責任是保障全體國民的自由與平等，維護社會的公平與正義，促進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對外，國家的責任則是維護本國的利益和尊嚴，在可能的情況下擴張本國的利益（過去還有土地）。行有餘力，再考慮世界的整體利益，如氣溫上升、核擴散等問題。在無政府而且弱肉強食的世界，各國只能自求多福，不能依靠其他國家來保障自己的安全和利益。國家軍隊的作用是防範潛在的外國威脅，不是為了鎮壓本國的公民。一旦和平手段不能解決國際爭端，就可能需要動用軍隊，使用有限手段乃至一切可能的手段打擊敵人。這種內外有別的政策會導致國家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最好的情況下，國家也是善惡交織的。但在現階段，病症不可避免。其治癒有待於國家的消亡，成立擁有最高權力的全球聯合政府、立法機構和司法機構，實現全世界的民主與大同。這是一個遙遠的前景。目前，人們只有接受這個不能令人滿意的、殘酷的現實。
各大國爭奪權力，不太在意別國的損失——除非得不償失。在國內政治中，權力也同樣重要。更重要的是權力的來源與合法性。20世紀的歷史已經反覆證明，一個國家國內的不可能增強該國在國際上的權力。在國內政治制度設計中，立法權、司法權、行政權分立，彼此制衡，才能防止權力者對公共權力的濫用。一國之內的比國際社會中的要壞得多。因為各國有軍隊，即使不足以和霸權直接對抗，也可以維持獨立。況且各國還彼此牽制，即使超級大國也沒有能力完全獨斷專行。但在國家中，權力高度集中，沒有獨立的個人。與國家權力相比，個人極其渺小，在受到壓迫時根本無力反抗。的國家機器是人壓迫人的暴力工具，而不是個人權力的保障體系。在民主國家中，如果權力不能互相制衡，民主就得不到保障，國家必將走向。權力失衡必將損害全體國民的權利、國家的未來發展潛力，以及國際上的競爭力。這是孟德斯鳩認為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必須分立的原因。他警告說：
如果同一個人或是由重要人物、貴族或平民組成的同一個機關行使這三種權力，即制定法律權、執行公共決議權和裁判私人犯罪或爭訟權，則一切便都完了。《論法的精神》上，156頁。
孟德斯鳩接著說：三權在握的國家機關可以用它的意志“去**全國”、“去毀滅每一個公民”《論法的精神》上，156頁。，從個人到國家都不能倖免於難。獨裁者反對分享他們獨霸的權力，拒絕歸還本來屬於人民的自然權利。因此，政體一定把自己國家的人民當作最大的敵人或潛在敵人，本能地鎮壓對他們絕對權力的挑戰——真實的或幻想的挑戰。獨裁者們不僅直接享用絕對權力，還從絕對權力中獲取無限利益，並且還要福澤廣被子孫（但經常是禍及子孫）。任何力量都是有限度的。國家把權力的使用方向對準本國人民，必然要耗費大量的資源。國家財富來自納稅人，然後被用來壓制納稅人。（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國家因壓制而產生內亂。其實，一個較穩定的政體也處在內亂之中，因為人民總是被獨裁者當作潛在敵人，需要“戡亂”。對內鎮壓的後果必然是減少在國際社會中維護國家利益的努力，甚至是出賣國家利益，以換取其他國家對它的壓迫政策的支援或漠視。在中國，這種現象在清朝末期表現得非常清楚。
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思想首先在美國結出累累碩果。詹姆斯?麥迪遜是三權分立的積極倡導者。他因此被譽為美國的“憲法之父”。麥迪遜的言論是孟德斯鳩式的。他寫到：
立法、行政和司法權置於同一人手中，不論是一個人、少數人或許多人，不論是世襲的、自己任命的或選舉的，均可公正地斷定是虐政。《聯邦黨人文集》第47篇，246頁。文章發表於1788年2月1日，署名為“普布利烏斯”——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詹姆斯?麥迪遜三人共用的筆名。在1787年10月到1788年8月之間不到10個月的時間內，他們在報紙上連續發表文章，推動費城制憲會議上制定的憲法獲得透過。
在同一天的另一篇文章中，麥迪遜又寫到：“不能否認，權力具有一種侵犯性質，應該透過給它規定的限度在實際上加以限制。”《聯邦黨人文集》第48篇，252頁。他們限制權力不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利益。麥迪遜後來當選為美國第四任總統（1809-1817）。美國的建國之父是老練的政治家，都有機會透過總統選舉或當選總統的任命獲得很大的權力。在設計憲法和塑造傳統時，他們都知道他們的大致前途。但他們仍然毫不猶豫地給國家權力套上籠頭。否則，必定是美國人民被套上枷鎖，美國的自由與傑出貢獻都不會出現。這是美國建國之父的偉大之處。
四權可以表現為實實在在的物質，而三權雖是實實在在的權力，卻是不可見、不可觸控的。在自由民主國家中，四權的使用目的與三權相反。四權是對外的政策工具，用於維護國家的整體利益，對付敵人。在國際關係中，四權是不可分割的。它們之間不應該互相制約，還必須彼此加強。本來，在戰爭中就是要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打擊敵人。用孟德斯鳩的話來說，就是要使敵人產生“一切便都完了”的可怕預感。在使用過程中，四權不是互相排斥，不是擁有了其中一個就必然失去另一個。在空間上，陸權、海權、空權、太空權，後面的“權”的範圍大於前者，有時還能夠包圍或覆蓋前者，加強前者的力量。所有權力都以陸地為基地。
四權不是全部。國家間的對抗不僅包括所有四權，還包括國家的綜合實力、人民的意願和意志等等諸多複雜因素。如果省略掉某幾個因素，必定會在計算均勢時出現失誤，有時會是重大失誤，從而可能導致國家的災難。任何一個國家都必然受人力資源、技術資源、財政資源、物質資源等諸多限制，並面對長期利益（如教育、基礎科學研究）與短期利益（如某種武器的開發或購買）之間的平衡。掌握各種權力的長官為他們的部門爭取更多的資源。國家的決策者們必須站在更高的位置做出綜合判斷：適合這個國家的力量組合是什麼？這個國家需要什麼樣的力量組合？什麼樣的力量組合可以發揮最大功效？在綜合考察和判斷過程中不能割裂四權，也不能忽略國家的長期利益。畢竟，擁有打擊敵人的最大權力，其最終目的不是為了取得勝利，而是為了保證國家的和平發展。
所以，權力的均衡（均勢）是一個很複雜的計算難題，有時也是一個非常主觀的問題。
霍布斯、湯因比和馬漢的比喻
在人類進入天空和太空之前，他們的活動場所在陸地與海洋，即地球的表面。權力始於陸地，然後進入到海洋。即使對於一個島國，它們也同等重要。英國人托馬斯?霍布斯（1588-1679）出生那一年，英國打敗西班牙的無敵艦隊，成為海洋霸主國家。霍布斯把海洋和陸地比作為國家提供“營養”的“母親的”。霍布斯把海洋放在陸地之前：
物質的數量，被自然限制在一些商品的範圍之內，這些商品上帝往往透過我們大家共同的母親的——海洋與陸地無償地賜予人類、或是以勞動為代價售予人類。托馬斯?霍布斯：《利維坦》，191頁，商務印書館，1986年。引文出自第二十四章“論國家的營養與生殖”。從中可以聽見後世地緣政治學家的“國家生命體”的先聲。
顯然，霍布斯認為海洋和陸地對人類的貢獻是對等的。在陸地上，遊牧的草原、農耕的平原和荒涼的沙漠有一個共同點，它們都是廣闊而平坦，便於瞭望，便於透過。當然，與草原和平原相比，沙漠的自然條件要惡劣得多。但沙漠也有邊緣、河流、綠洲，可以使用駱駝隊運輸。在那裡，貿易和交通比在山區方便一些。沙漠和大海有重要的相似之處。在漢語的某些詞中，“海”有時候指沙漠。“瀚海”（翰海）就是一例。瀚海起初是一個譯音，地望不是很明確，在漢朝時大概是北方的一個湖（呼倫湖、貝爾湖或貝加爾湖），也有可能指今天蒙古國境內的杭愛山。參見《辭海》“瀚海”與“翰海”詞條。唐初設瀚海都護府（安北都護府的前身），轄境在今天蒙古國北部及與之毗鄰的俄國地區。“瀚海”的名稱保留至今，內、外蒙古邊界上的盆地被稱為“瀚海盆地”。到了後世，“瀚海”泛指大沙漠，以其浩瀚似海而名之。所以，“瀚海”實指沙漠，不是大海。如果沙漠看似大海，那麼，草原就更像大海。
絲綢之路是從中亞諸多大沙漠和綠洲經過的貿易通道。穿越沙漠（或瀚海）的駱駝如同海上的商船，因此被譽為“沙漠之舟”。在絲綢之路上，商人們牽著駱駝，穿越一片又一片沙漠，一站又一站地（很少有商人走完全程）把中國和羅馬連線起來。絲綢之路從亞洲內陸的沙漠通向地中海，而沙漠和大海在這條商路中的作用是相同的。布羅代爾指出，地中海有三面連著遼闊的沙漠：南部的撒哈拉沙漠、東部的敘利亞沙漠、黑海以北的南俄草原（原文如此。他不會混淆沙漠和草原，應該認為它們是一樣的）。他說：
沙漠商隊對地中海的貿易既必不可少，又有所依賴。……地中海的歷史磁場，一極在歐洲，另一極就在遼闊的沙漠。這些荒蕪的海岸吸引著地中海，地中海也吸引著這些地區。費爾南?布羅代爾：《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248頁，商務印書館，1996年。
作為人類早期的遷徙和貿易通道，沙漠（以及草原、平原）與海洋發揮著同樣的功能。另一位歷史學家湯因比把草原比作“無水的海洋”。他在研究語言的傳播路徑時發現：
草原像“未經耕種的海洋”一樣，它雖然不能為定居的人類提供居住條件，但是卻比開墾了的土地為旅行和運輸提供了更大的方便。海洋和草原的這種相似之處可以從它們作為傳播語言的工具的職能來說明。大家都知道航海的人民很容易把他們的語言傳播到他們所居住的海洋周圍的四岸上去。阿諾德?湯因比：《歷史研究》上，2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湯因比指出，古希臘語、馬來語、波利尼西亞語和英語都是透過海洋傳播到廣大的區域。在漫長的海岸線上、在相近的海島之上，人們說同一種語言。在草原周圍也有類似的語言現象，證明了對於人類，草原和海洋是何等相似。湯因比列舉了四種語言作為例證：
由於草原上游牧民族的傳播，在今天還有四種這類的語言：柏柏爾語、阿拉伯語、土耳其語和印歐語。《歷史研究》上，234頁。
湯因比也有個布羅代爾式的誤差：在這四種語言中，前三種更多是透過沙漠傳播，而非草原。柏柏爾人、阿拉伯人、突厥人曾是遊牧民族。他們生活在北非、阿拉伯半島、中亞和西亞。這一大片地區連在一起，共同點是乾旱，沙漠廣佈，草原稀少，有一些綠洲。
無獨有偶，海權倡導者馬漢從相反的方向看地理因素。馬漢把海洋比作沙漠，以此來強調海洋的重要性。在談到布匿戰爭時，馬漢認為羅馬人取勝的原因是他們“控制了海洋，而迦太基人從未危及過羅馬人對海洋的控制”。A?T?馬漢：《海權對歷史的影響》，27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因此，在羅馬本土和西班牙之間，羅馬人可以經過地中海互相支援。攻入南歐的迦太基軍隊卻沒有這樣的便利。他們與北非本土的交通線受到羅馬海軍的嚴重威脅，他們軍隊之間的聯絡也只能透過陸地長途跋涉，疲於奔命，最後被羅馬軍團各個擊破。說到此處，馬漢似乎意猶未盡，又打了個比喻：
假如地中海是一片平坦的“沙漠”，在這片沙漠裡，羅馬人佔據了資力雄厚的科西嘉和薩丁島“山脈”，在塔拉戈納、利利巴厄姆和墨西拿構築了堅固的哨所，佔據了熱那亞附近的義大利海岸並將馬賽和其他據點的要塞實施聯防；假如羅馬還擁有一支能夠隨意穿越沙漠的武裝部隊；而另一方面他們的對手在這裡處於劣勢，為了集中部隊又不得不繞大圈，我們馬上就可以看清這種軍事形勢，這支特殊部隊的價值和作用就毋庸贅述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27頁。
在馬漢的這個比喻中，用“草原”替換“沙漠”不會有很大的差別。沙漠的環境比草原的更嚴酷，需要更加特別的技術和裝備才可以順利透過。馬漢用沙漠為比喻更能強調海洋的重要性。從兩人的比喻可以看出，雖然海洋和陸地看起來區別很大，它們有一個共同價值——透過性。湯因比是歷史學家，馬漢是軍人。所以，湯因比側重文化的傳播，而馬漢關注軍隊的交通。他們都敏銳地看出，沙漠（草原）和海洋都是交通要道。在克服地理障礙之前，沙漠（草原）和海洋最適合遠距離運輸和傳播，因為它們平坦而廣闊。
最後再加一個草原（或沙漠）與海洋的對比。它出自裝甲戰理論的首創者之一富勒：
在平坦的地區，例如俄國南部大部分地區，除江河、森林外，沒有影響履帶車輛運動的障礙物。因此在這些地區，未來的作戰很可能類似海上作戰。J?F?C?富勒：《裝甲戰》，41頁，解放軍出版社，2006年。
富勒的預言很準確。在10多年後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和德國的裝甲部隊在庫爾斯克、奧廖爾一帶的大平原上進行了一次決戰。草原上的坦克或許像是海洋裡的軍艦吧。
馬漢、特納以及美國的擴張
中國學者在強調海權的時候，總是要提到馬漢，卻往往忽視了馬漢的同胞、歷史學家弗雷德裡克?傑克遜?特納（1861-1932），或根本對他一無所知。與馬漢注重海權不同，特納研究的是美國邊疆由東向西的擴張，即大陸擴張。他認為，“西進運動”是塑造美國曆史的最重要因素。特納談的是美國西部拓荒史，馬漢寫的是西方海戰史。在年齡上，馬漢（1840-1914）位元納年長21歲。兩人基本上屬於兩代人。特納的主要作品是《美國曆史中邊疆的重要性》（1893）其中的“邊疆”是指陸地邊疆。海洋的邊界就是海岸。，馬漢的代表作是《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890）。它們公開發表的時間僅相差3年。放在歷史之中，3年的時間幾乎可以忽略不計。可以說，兩部作品屬於同一個時代，分別反應了美國大陸擴張的結束和海外擴張的開始——結束和開始都已經進行了數十年了，因為歷史多是漸進的。無論在現實中還是在邏輯上，特納和馬漢的觀點都是前後銜接的，是從陸地擴張走向海洋擴張時期的理論總結。他們最大的區別之一是馬漢的視野位元納更寬闊，不侷限於美國曆史，而在尋求一般規則。
《美國曆史中邊疆的重要性》該篇文章是本書作者在網際網路上搜得的資料，自譯，因此以下引文不標明出處。另，麥金德的《歷史的地理樞紐》（包括兩篇文章）也是演講稿，是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宣讀的。在帝國擴張時期，它們的地理學會發揮了積極作用。是特納在美國地理學會宣讀的一篇論文，現在已經成為美國曆史學的重要文獻。特納認為，持續不斷的開疆拓土造就了美國這個國家和它的政治、經濟制度。北美大陸上的領土擴張是美國能夠成為美國的決定性因素。特納指出：
直到我們現在，美國曆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對大西部的殖民史。自由土地的存在，廣袤無垠的土地，以及美國西部定居區的前進，這些因素解讀了美國的發展。在制度的背後，在憲法形式和修正案的背後，是生命力，把生命注入這些機構，塑造它們，以面對變化的局勢。現在，美國製度的獨特性是這樣一個事實：它們被迫適應一個擴張中人民的變化——適應穿越大陸、贏得荒野的變化，以及在這個過程中，在邊疆原始的經濟和政治條件下開發每一個地區，使之成為複雜城市生活的變化。
在特納看來，美國是一片荒野，西進運動如入無人之境。這種觀點在今天大概有點過時了，不能算是政治正確。當時的美洲是印第安人的土地，歐洲裔拓荒者只是後來者。但歷史已經造就，不能更改；人死不能復活，被消滅的部落不可能復生。遭受種族滅絕的北美印第安人就那麼消失了。現在的美國可能比一兩百年前更文明一些，不會那麼輕易屠殺。但歷史與當下總有一長段距離，不可彌補。西進運動把印第安人的原野變成白人的城市，培養了美國經濟和政治制度適應變化的能力。特納認為，美國的陸地邊疆相當於希臘的海疆。他宣稱：
對於希臘人，地中海的存在打破了習俗的約束，提供了新的經驗，呼喚出新的制度和活動。……現在，在發現美洲四個世紀之後，生活在《憲法》之下百年之際，邊疆消失了，隨之逝去的是美國曆史的第一時期。
第二時期就是海外擴張了。特納在此指出，地中海與北美的蠻荒西部沒有本質區別，都是地理挑戰，接受挑戰需要開拓進取的精神。西部荒野帶給美國人的比地中海給予希臘人的更多。美國從大西洋沿岸擴張到太平洋沿岸，成為一個兩洋國家。這時，特納宣佈美國曆史的第一時期結束，與特納相呼應的是馬漢。馬漢是海軍軍官，他抱怨美國在海外“既沒有殖民地也沒有軍事基地”，因此美艦不能遠離本土。馬漢寫《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不是為了學術而學術，至少在立意時他有明確的實用目的。他毫不隱諱地說：
我們進行這種調查的實際目的，就是為了從歷史教訓中得出適用於本國和行政部門的結論。現在該是提出美國的嚴重危機究竟到了何等程度，和為了重建它的海上力量需要政府方面採取什麼行動的時候了。說美國政府從南北戰爭直到現在，已將其活動全部有效地致力於所謂構成海權的最主要的環節上並不過分。《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07-198頁。
馬漢和特納的觀點都來自對歷史的回顧與總結。他們不是預言家。他們陳述的事實都是已經發生過的，無非對地球表面的某一部分各有側重。與馬漢在中國的顯赫名聲相比，特納顯然被忽略了。但是，絕大多數人類都居住在堅實的陸地上，從陸地獲取的資源比從海洋獲得的更多。大地母親默默地哺育了整個人類，反而不受重視，這是不公平的。有些中國人過於強調海洋的優點比如把藍色文明與黃色文明對立起來，並對藍色文明心嚮往之。，似乎只有藍色才能代表先進文明，同時在抱怨黃土地的貧瘠。這些人犯了一個嚴重錯誤。他們誤把自己當作生活在珊瑚叢中的熱帶海水魚了，以為他們本來可以打扮得華麗富貴，色彩豔麗，浸潤在溫暖澄淨的海水之中，隨意吃著漂來的浮游生物或藻類，而不必忍受黃土地上的嚴寒酷暑、狂風暴雨、旱澇饑荒等等所有不適與苦難。這個想法實在過於輕浮了。無論在海洋還是在陸地，大自然從來不是和善的，也從來不向人類妥協，而人類對環境的破壞總是遭到猛烈的報復。無論在海洋還是在陸地，古今中外的強者都是那些能夠忍受艱苦、善於利用地理環境的人，而不是那些逃避現實、試圖在他鄉尋找安慰的人。
權力的發展與權力學說的演進
在這一節中，權力指陸權、海權之權。它們可以透過武器和武器平臺直接體現，不是較為抽象的政治權力，也不過多涉及戰略問題。過去，權力學說一般跟在權力發展的後面，以總結的形式出現，如馬漢的海權學說。到了20世紀，學者也會在現實基礎之上略微超前，做出一些預測和展望，如杜黑提出空權理論。今後的戰略將會更多受到預測的指導。為更好了解權力之間的關係，有必要簡略回顧一下權力的運用以及權力學說的演進。
雖然技術的發展令人眼花繚亂，權力的模式從古到今沒有改變。在亞歷山大大帝時期，希臘軍隊使用長達6米的矛。長矛手與盾牌手共同組成嚴密的方陣，在盾牌陣的保護下刺殺敵人。方陣首先不給敵人近身的機會；敵人一旦突破長矛，就會遇到執刀盾牌手的抵抗。亞歷山大率領這樣的軍隊，征服了他所知道的世界。遊牧民用弓箭射擊，攻擊距離超過了長矛。他們輕裝的戰馬有很強的機動性。因此，步兵方陣落後了，重騎兵也落後了。遊牧民掌握了戰場上的主動權。不過，直到拿破崙時期，歐洲的步兵仍然排著整齊的隊伍，敲鑼打鼓，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那時槍炮火力還不夠猛烈，一部分士兵可以在被殺死之前接近敵人。到了今天，武器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似乎已經與矛盾、弓馬完全不同了。其實，武器的發展方向沒有改變，仍然是追求更長的矛、更堅的盾，以及更靈活的機動能力，只是達到這些目的的技術更加複雜、更加精緻。權力的發展與技術進步息息相關，基本原理卻不會因技術的發展而過時。
a?從歐亞內陸發展出的陸權
歐亞大陸最開闊的地帶是中亞草原，從南俄一直延伸到西伯利亞南部和蒙古。這裡是古代部落遷徙的大通道。在史前時期和文明的早期，大規模遷徙和征服的出發點在歐亞大陸內陸，從裡海北岸、中亞到蒙古草原的東部。創造了世界古代文明的古希臘人、古印度人都是從北方而來。遼西和內蒙東部一帶的紅山文化顯示，中原人也可能來自北方。遊牧民具有技術優勢。他們的馬車、騎馬和冶鐵技術給予他們決定性的優勢。但這些較晚出現的技術不是全部原因。不停的遷徙造就發達的社會組織能力，這種能力在戰爭中非常有用。有了組織能力，就可以在遼闊的草原上匯聚更多的人，在區域性的數量對比上對農耕民佔有優勢。此外，北方不溫和的氣候造成了居民的強悍。後來，歷史多次重複北方佔優的模式。古羅馬最終被北方蠻族滅亡。中國也多次落入北方草原或森林民族之手。
在騎兵和騎射出現之前，還有過一次交通和軍事的革命。馬拉戰車出現在公元前2000年以後，大規模使用則在其後大約400年。馬拉戰車大大加強了駕駛者的力量，世界歷史上出現了大遷徙、大戰爭和大帝國。遷徙的源頭是黑海和裡海北岸的大草原，那裡的印歐人種向各個方向擴張，並驅動了其他人的遷移。在公元前1595前後，赫梯赫梯人（Hittites）的都城Hattusas在今天土耳其安卡拉以東50公里左右。人駕馭著馬拉戰車，推翻了古巴比倫帝國。赫梯人退走之後，原來從東北方入侵的喀西特人（Kassite）佔領了巴比倫。他們統治兩河流域達400餘年之久，把馬拉戰車傳入該地。公元前17世紀早期，喜克索（Hyksos）人經地中海東岸入侵埃及，把馬和馬車帶到了埃及。喜克索人統治埃及100多年之後，埃及人從他們那裡學會車戰，把他們趕走了。埃及復興，建立第十八王朝。第十八、十九、二十三個王朝是埃及的新王國，時間在公元前1540到前1070年左右，大致相當於中國的商朝時期。因為有了戰車，古埃及進入鼎盛時期。
大約在公元前1500年前後，在第十八王朝法老圖特摩斯三世TuthmosisⅢ，約公元前1504年－約前1450年在位。比較各書，那時的年代約有30年左右的出入。本書的遠古年代不一定出自一個系統，彼此可能有不協調的地方，僅供讀者瞭解事件發生的大致時間。指揮之下，埃及開始了大規模擴張。向北進入敘利亞；埃及艦隊航行得更遠，控制了克里特島和塞普勒斯島，把愛琴海納入勢力範圍。埃及文明大概在此時傳播到地中海北部。圖特摩斯三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大帝國，遠在小亞細亞的赫梯帝國也向法老表示敬意。埃及的強盛維持了一個多世紀，赫梯人在此期間南下到巴勒斯坦。大約在公元前1275年左右，十九王朝法老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Ⅱ，約公元前1301-約前1234年在位。他活了90多歲。企圖收復失地。他指揮埃及軍隊，在卡迭什Kadesh，在今敘利亞境內，遺址尚存，為著名古戰場。與赫梯人打了一場大戰。在4萬多赫梯大軍中，有近三千車兵，即將近“千乘”（每車三人）。開始時，埃及軍隊因輕敵而被引入赫梯人的伏擊圈。拉美西斯二世勇敢率領戰車兵反擊，攻入赫梯陣營。赫梯軍因為搶劫戰利品而更加混亂。這場戰爭沒有明顯的勝利者，雙方最後簽訂了和平協議。
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或晚至公元前9世紀，印度的歷史很不清晰），淺膚色的雅利安人從中亞草原侵入到印度河流域，打敗了深色面板的原住民。印度河流域原來的古文明消失了，開始了新的文明。雅利安人定居下來之後向恆河流域發展，最終征服了印度次大陸。在雅利安人讚美神的古老詩集《梨俱吠陀》裡提到了馬和戰車。他們的軍事優勢就來自戰車。
這個時候，地中海也不平靜。希臘神話中的太陽神阿波羅也駕駛著一輛馬車。大約在公元前1260－前1230年之間，希臘人駕船渡過地中海，圍攻東岸的特洛伊。特洛伊的故事來自《荷馬史詩》。現代考古發現傾向於證明史詩的內容。阿基利斯在戰鬥中殺死了特洛伊王子赫克托爾，把他的屍體拖在戰車後面，圍繞著特洛伊城疾馳。圍城10年之後，希臘人使用了木馬計才攻陷特洛伊。在公元前1200年前後，赫梯帝國和埃及這兩個老對手都受到“海上民族”的襲擊。赫梯帝國因此瓦解。埃及擊退了進攻，卻從此一蹶不振，沒有再恢復金字塔時期的輝煌歷史。古代埃及文明到那時基本完結了。
馬拉戰車的大遷移時代還是青銅時代。在能夠冶鐵之前，人類已經知道使用隕鐵。大約在公元前1400-前1300年前後，冶鐵技術出現在安那託利亞半島。赫梯人首先進入鐵器時代，赫梯帝國也在此時興起。亞述人學會了冶煉鐵，在赫梯之後也建成了龐大的帝國。西非是世界上最早使用鐵器的地區之一，比安那託利亞略晚100多年。農耕的班圖人因此在非洲擴張。中國使用冶煉鐵器的時間較晚，大約在公元前6世紀。此後一直到美越戰爭的3000年間，鋼鐵是製造武器的主要原料。國家的實力可以用鋼鐵產量直接顯示。
在一系列的由中亞草原導致的移民和戰爭之後，兩河流域、希臘、印度等地的古老文明消失了。那裡進入黑暗時期，文明之光在數百年後才再度出現。但是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沒有再恢復往日的光芒。在此前後，中國也出現了改朝換代，來自西北的周取代了中原的商。大約在公元前1066年前後，周武王“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討紂”。《史記?周本紀》。車兵顯然是周軍的主力。我們知道，至少在殷高宗時，殷人已經有了製作非常精美的戰車。周人和殷人戰於牧野今河南淇縣……商紂王失敗自殺，殷朝滅亡。與那些消滅古文明的蠻族不同，周人不是另外的種族。他們只是處在中原文明的邊緣地帶。周人繼承了殷商文明。在滅商之後500多年，中華文明進入哲學思想勃發的“軸心時期”。
車兵的速度比步兵更快，衝鋒更猛烈，因此獲得了對步兵的優勢。戰車大概相當於現在的坦克，當時卻很少有“坦克殺手”等制衡武器。馬拉戰車可以攜帶更多的給養，對後勤補給的依賴較小，還可以運動到更遠的距離。在春秋戰國時期，國的實力是透過有多少“乘”“乘”（shènɡ），四匹馬拉的一輛車為一乘。秦朝時仍在使用戰車。秦始皇陵出土的兵馬俑中有車兵和戰車。來衡量的。當時已有“千乘之國”、“萬乘之國”，而周武王滅商時只有三百乘。
在希波戰爭中，希臘人以重灌步兵為主，騎兵數量不多。波斯有很多騎兵，卻不適合希臘的山地。在公元前480年的溫泉關陸戰和薩拉米海戰中，希臘人取得勝利。此時戰爭還沒有結束，但戰局基本上已經定下來了。公元前336年，亞歷山大即位為馬其頓國王。他於次年征服了希臘，鞏固了本土。又次年開始了征戰。馬其頓軍有32000名步兵、4500名騎兵，其中包括重騎兵和輕騎兵。馬其頓人經小亞細亞到尼羅河（前332年），阿姆河、錫爾河（前329年），印度河（前326年）。據古希臘人的地理知識，“印度位於有人類居住的世界的最東方”。希羅多德：《歷史》第三卷，18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亞歷山大只到了印度河，然後沿河而下，沒有進入今天的印度。亞歷山大把大片土地納入他的帝國，都受到希臘文化的影響，開始了希臘化時期。他是西方世界的英雄，立下了不世之功。仔細研究，希臘軍隊所到之處大部分是波斯帝國的領土。亞歷山大“只不過”征服了一個波斯帝國及較小的周邊地區。當他打敗大流士三世的軍隊之後，波斯的土地和人民就落入他的掌控了。
這樣說絕不是要貶低亞歷山大的戰功。當年波斯帝國的遭遇可能與中國歷史的某些時候有些相似。當北方的騎兵突破到黃河流域時，全國的局勢就岌岌可危。宋朝時尚能抵擋一陣，到了明末，清兵南下，勢如破竹。清兵與希臘士兵面臨的是相同的局面。在動員、調動範圍都很有限的年代，一旦強大的敵軍決心深入境內作戰，大帝國失去一兩個關鍵戰役就可能滅亡。在兩次希波戰爭中，波斯已經暴露了這個弱點。波斯進攻希臘與前秦進攻東晉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進攻一方計程車兵來源龐雜，指揮失調，最後都遭到慘敗。希波戰爭嚴重削弱了波斯帝國。而馬可以大大增加軍隊的運動和攻擊速度，其作用之大無可估量。公元44年，東漢名將馬援曾上表光武帝說：“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後漢書?馬援傳》。
在這次蠻族擴張之後1000多年，到了公元4-5世紀，蠻族又開始了新一輪入侵。他們在前一次是戰車兵，這次是騎兵。古代遊牧部落在軍事技術的發展中經常領先於農耕民族。騎兵入侵再一次導致歐亞大陸文明的衰落。西羅馬帝國滅亡。在中國則是五胡亂華，文明中心第一次被迫向南遷移到長江下游。草原遊牧民不僅善於騎馬，也善於射箭。箭的速度比馬更快，可以實施遠端打擊。一騎比一乘對地形的要求更低，可以在更復雜的地區運動。戰馬保證了他們的機動性，使他們能夠選擇作戰的最佳時機和最佳地點，而弓箭則使他們能夠在一定距離之外射殺敵人——面對面捉對砍殺不是馬上民族的長項。
草原帝國的頂點是鐵木真（1162-1227）達到的。經過10多年的征戰，鐵木真統一了蒙古草原各部落。1206年，他在斡難河（今鄂嫩河）的源頭（在今蒙古國）召開忽裡臺大會，建蒙古國，號成吉思汗。蒙古民族在這個時候開始形成。成吉思汗先進攻鄰近的西夏、金，嚴重削弱了這兩個王朝的力量。1219年，成吉思汗開始西征，一年後滅亡中亞的花剌子模。他的大將哲別征戰到了克里米亞半島，小兒子託雷佔領呼羅珊（今伊朗東部）。1224年，成吉思汗回國，兩年後滅掉了西夏。1229年，在成吉思汗去世後第三年，經忽裡臺大會選舉認定，他的第三子窩闊臺（1186-1241）即大汗位。1234年，蒙古聯合南宋滅金，佔領了華北。第二年，窩闊臺組織了第二次西征。1238年，莫斯科被攻破，遭屠城。兩年後攻佔基輔。蒙古兵又進入匈牙利和波蘭。蒙哥的弟弟旭烈兀於1258年攻佔報達（今伊拉克巴格達），滅黑衣大食。兩年後他的軍隊在敘利亞被埃及打敗。在東方，遲至1279年，忽必烈才滅掉南宋。他兩次出兵日本都失敗了，主要是遭遇颶風。他在緬甸和越南也失敗了，又從爪哇敗退回來。在1296到1298年間，察合臺汗國兩次大規模入侵溼熱的印度，都以失敗而告終。這些戰爭決定了蒙古帝國的疆界，大多是草原和沙漠地帶。對於蒙古人，南方不是適合的戰場，海洋更是帶來災難的地方。
在歐洲，英國人是使用弓箭的好手。在百年戰爭中，英國人的長弓讓法國人吃盡苦頭。長弓的射程遠，箭矢密集如雨，在法國騎士衝過來之前就把他們射翻了。在1356年的普瓦捷之戰，法國國王和他的一個王子被俘虜。在1415年的阿金庫爾之戰，英國的騎兵只是等著追擊那些企圖逃離戰場的法人。那時，英國人是歐洲的殘忍的野蠻民族。
在西班牙人征服中南美洲的過程中，馬、鐵（長矛和步槍是鐵的製成品）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們從歐洲傳入美洲的病菌則是先鋒。病菌的傳播速度快過行軍速度，在西班牙人到達之前就消滅了大批印第安人。1532年，168名西班牙士兵（62名騎兵、102名步兵）打敗了8萬印第安人，殺死了其中的7000人，而自己沒有人戰死。西班牙人有長矛、步槍和戰馬，有盔甲護身。用棍棒武裝起來的印加帝國還不知道有鐵和馬。它滅亡了，阿茲特克帝國不久也被消滅。西班牙人的軍事優勢之大其實不算罕見。美國入侵伊拉克是最新的例子。當年西方列強入侵中國時，也是**，傷亡也很小。
歐洲人在17世紀上半葉開始大規模使用滑膛槍和火炮，而減少了長矛兵。滑膛槍沒有改變軍佇列隊廝殺的傳統。軍人仍然穿著花哨的服裝，列隊走向槍林彈雨，但隊形更鬆散了。因此，操練產生了，以便訓練士兵統一而又迅速的射擊。更猛烈的大炮將改變佇列作戰方式。拿破崙是炮兵軍官出身，他增加了炮兵數量，組織了更靈活的軍隊。大炮的作用與早期的弓弩和較晚的步槍相似。但炮彈比弓弩或步槍射得更遠，威力也更大，能夠在與敵軍接觸之前打亂敵人的隊形，大量射殺敵人。1854年的克里米亞戰爭以英法聯軍的勝利告終。俄國在本土作戰，但沒有鐵路通往南方的克里米亞。在泥濘的南俄草原上，俄軍的後勤補給比英法聯軍更艱難。英法聯軍使用了汽船，海上運兵更加便捷。聯軍輕易地在克里米亞登陸。聯軍的另一個優勢是新式的米尼步槍。這種槍是有來復線的滑膛槍，射程提高了三倍，精確度也提高了。米尼步槍就像是亞歷山大時期的長矛、百年戰爭時期英國的長弓一樣，能夠在敵人的攻擊範圍之外殺傷敵人。俄軍傷亡慘重。
火藥在中國被髮明。宋朝最晚在12世紀初就已經使用火炮了。在此200年後，歐洲火炮的樣式與宋朝的火炮非常相似，有點像到1970年代在中國還很常見的爆米花的鐵罐。傑弗裡?帕克：《劍橋插圖戰爭史》，100-101頁，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年。又過了100多年，大炮的射程超過了弓箭。在大炮的轟擊下，城堡不再能夠堅守，歐洲的封建制度瓦解了。火炮的使用直接導致了遊牧部落的衰落。與箭鏃相比，炮彈的運動速度更快，殺傷力更大。火炮是威力放大了許多倍的弓箭。製造火炮需要很多技術：採礦、冶煉、鑄造。這些技術是定居者的長項。遊牧者徹底失去了他們的傳統優勢，逐漸退回到草原和荒漠中去了。遊牧民衰落的證據之一是土爾扈特蒙古人在厄魯特部的壓力下，原先居住在準格爾的土爾扈特蒙古人（西蒙古的一支）於1616年離開故地，遷居到裡海北岸。他們居住在今天俄國的伏爾加格勒和阿斯特拉罕之間，向東則到烏拉爾河。他們在俄國被稱為卡爾梅克人，有一部分留在了俄國……他們不滿沙皇官員的統治，於1770年舉族東遷，回到西北的科布多。回遷的人口多達30萬。如果按男性人口的一半計算，這個部落可以組成一支7-8萬人的騎兵軍團。在槍炮時代之前，這是一支強大的攻擊力量。那時遊牧者的鼎盛時期已經徹底結束了。他們只能逃避迫害。
在滿洲人入關之前，明朝已經在遼東戰場上使用歐式大炮，一度遏止了滿洲人的南下。葡萄牙人在澳門有鑄炮廠，他們的炮被稱為紅夷大炮。明將袁崇煥守衛寧遠（今遼寧興城）時使用了紅夷大炮。1626年2月，在攻城時，努爾哈赤受炮傷，7個月後死去。即位的皇太極一度試圖講和，但談判終於破裂。袁崇煥保證在5年內收復遼境。不過，明朝已經朽木不可雕，大炮未能挽回最後的敗局。那時，清人有很好的學習能力，很快就學會了使用葡萄牙大炮，用來轟擊明軍。在17世紀，蒙古和中亞草原上的遊牧民仍試圖建立成吉思汗那樣的大帝國。滿洲人是騎馬射箭的民族，又學會了鑄造和使用大炮，在對蒙古人的戰爭中佔據了優勢。在乾隆時期，清朝消滅了準格爾，徹底消除了北方草原的威脅。清人很快就停滯不前了。1793年，英國使臣馬嘎爾尼送給乾隆帝的禮物中有當時最先進的大炮。炮一直留在了圓明園，從來沒有人動用或研究過。在60多年後的第二次鴉片戰爭中，英法聯軍劫掠圓明園時發現了這些大炮。它們還在原來的包裝裡。
騎射手是忽然地出現、射擊和逃跑的。他的射箭在古代和中世紀是一種不直接的射擊。在那個時代裡，它的效力和破壞性幾乎相等於我們今天炮隊的射擊。為什麼這種優越性已不存在了？為什麼十六世紀後遊牧人民不再對定居人民使用權威了？正因為定居人民已經用炮兵來對抗他們。在很短的時期內，定居人民獲得了一種人為的優越地位，把幾千年的彼此間關係“推翻”了。勒尼?格魯塞：《草原帝國》，6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德國的統一與強大都大大得益於鐵路。一戰前，面對東西兩線作戰的困境，德國制定了先集中兵力打擊法國，然後再調轉軍隊進攻俄國的戰略。鐵路允許德國從西線向東線快速調動軍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是因為信任鐵路而兩面樹敵，把不情願的法國拖進戰爭，又導致了英國參戰。鐵路是一種道路。火車是交通工具，可以運輸部隊。但火車不是作戰平臺，不能用來向敵人發起進攻。一戰時的陣地戰成為消耗戰。突破敵人陣地的需要導致坦克的發明。坦克具有很好的機動力、火力和防護力。裝備了坦克和裝甲車，軍隊可以在戰場上快速推進，隨時向敵人發起攻擊。坦克兵、裝甲兵對步兵就像馬拉戰車兵對步兵一樣具有優勢。實際上，坦克和裝甲車就是馬拉戰車在工業時代的翻版。3000多年來的技術發展沒有改變戰爭的基本模式。
矛、槍、炮的優勢原理在海洋上也一樣。一般而言，更大的炮具有更大的破壞力，還可以射得更遠，在敵人接近之前消滅他們。為了裝載更多、更大的火炮，以及更厚的保護裝甲，軍艦的排水量也越來越大。“大炮鉅艦”的趨勢一直持續到飛機出現。飛機比軍艦更快、更靈活，活動空間更大。飛機的製造成本卻比軍艦低很多，可以組成大機群，攻擊火力足夠猛烈到擊沉軍艦。那些沒有及時改變裝備思想的海軍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
b?從地中海衍生出的海權
在馬漢發表《海權對歷史的影響》時，海權的概念已不新鮮。只是當時人們對海權的認識還比較模糊，是馬漢的長篇鉅著讓人們瞭解到海權對歷史事件的具體影響。受馬漢影響最大的國家是德國。德國是後起的大國，海軍和陸軍都受到地理環境嚴重製約，因此最熱衷於地緣政治學。馬漢沒有使用“地緣政治學”一詞，卻是地地道道的地緣政治學家。
馬漢提出的海權，是以海上作戰為前提。如果戰爭不涉及到海洋，就不存在海權的問題。中國的戰爭大都發生在內陸。戰國時，秦國大敗趙國，白起坑殺40萬降卒，就與海權（或河權）無關，儘管秦國大軍東渡黃河攻打趙國時需要船隻。長平之戰是中國古代戰爭的主要形態，但在一些重要戰役中，長江上的水兵發揮了關鍵作用。比如，三國時，北方的魏國不習水戰，長江成為蜀、吳防衛的天險。魏軍被火燒連營，赤壁之戰後形成了三國鼎立的局面。在三國時代之後，戰爭顯示了中國擁有海軍的必要。隋、唐，以及後來的明朝和清朝，在朝鮮半島都有兩棲作戰或近海海戰。通往半島的陸上補給線太長，海路就便捷了許多。蒙古人征服南宋，最後在南海上消滅了宋朝的水軍；元軍在日本慘敗，是因為颱風摧毀了船隻。鄭成功驅逐佔據臺灣島的荷蘭人，原因是他有一支艦隊。清軍征服臺灣，首先是打敗了鄭氏的水師。清末，日本侵略朝鮮時，要在黃海擊沉清軍的運兵船，再打敗北洋水師。在1950-1953年的朝鮮戰爭中，因為美國掌握著制海權和制空權，中國不可能透過黃海派遣軍隊，鴨綠江大橋成為志願軍補給線上最重要的節點。
在19世紀中期之前，中國很少遇到來自海洋的嚴重威脅，也沒有官府需要保護的海外利益——官方放棄了這樣的利益。因此，當時的中國沒有必要保有一支強大的海軍。
地中海是最適宜早期文明和航海發展的大海。在歐洲的北方還有一個幾乎封閉的大海——波羅的海。波羅的海和地中海一樣，多港灣和島嶼。如果那裡不是太寒冷而多風暴，不是遠離兩河流域和埃及的古文明，也有可能孕育地中海那樣的文明。不過，波羅的海出產了維京海盜。這些海盜四處侵略，就像更早時期剛離開黑海一帶大草原的印歐人一樣。但維京人出現的時間有些晚，沒有來得及創造文明就消融在其他民族中。從大海的角度看，可以把歐洲大陸看做是位於波羅的海、北海與地中海、黑海之間的半島，還有北方的斯堪的納維亞半島。歐洲的古代文明起源於溫暖的南方，最後被北方蠻族征服。地中海的氣候宜人，兩河流域、埃及、克里特、巴勒斯坦這些人類的早期文明就在岸邊，甚至在海內。當時已經有了航海民族。相比之下，中國文明就很孤獨。希臘文明晚出，在與眾文明的交往之中發展起來。希臘在海岸極其崎嶇的巴爾幹半島南端，在大半島的邊緣還有許多小半島和近岸島嶼。半島多面環海，形成了許多海灣和岬角。希臘的土地多山而貧瘠，但這卻是其福所倚。在這樣的地理條件中，居民只能利用大海。公元前1100年或更早，當古希臘人剛從北方遷移到這裡時，他們還不認識大海。他們驚訝地問當地人：那一大片水是什麼？回答是Thalassa（海）。希臘人征服了這個地方。
許多中國人對雅典有一些瞭解，卻經常忽視了斯巴達，於是留下了古希臘是海洋文明的印象。這個印象是片面的。這個片面的印象顯示了一個事實：雅典對後世的影響要比斯巴達的大很多。雅典的影響主要來自它的精神遺產：民主、哲學、文學、雕塑、建築、航海，這些可以列入軟實力的範圍。精神遺產比物質遺產更持久，在一定時間之後的力量也更大。所以，雅典照射到後世的光芒比斯巴達更燦爛。對於古希臘的地緣政治格局，修昔底德有過明確劃分：“雅典和斯巴達顯然是兩個最強大的國家，一個在陸地稱雄，一個在海上稱霸。”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15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用現在的地緣政治學術語來說，它們一個是陸權國家，一個是海權國家。在希波戰爭（前490-前449）中，雅典和斯巴達共同抵禦波斯，發揮各自的軍事優勢，多次打敗波斯的入侵。薩拉米斯之戰（前480年），雅典艦隊打敗了波斯海軍。希波戰爭以雙方簽訂和約而告終。在抵抗侵略的戰爭結束後，希臘人自己打了起來，這就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前431-前404）。雅典和斯巴達是勢均力敵的兩個帝國，各有一些城邦依附於它們。但雅典在海陸上都戰敗了。雅典投降，斯巴達取得了勝利。這時，雅典照耀後世的文明才剛剛開始。
希臘人對大海有特殊的感情。公元前401年，波斯帝國的小居魯士和他的哥哥爭奪王位。小居魯士僱傭了一萬名希臘人——民主制度下的人是優秀的戰士，後來的瑞士人也是如此。——從小亞細亞登陸，到了兩河流域。在今天的巴格達附近，他們打了勝仗，但他們的僱主小居魯士卻在乘勝追擊時被殺死了。隨後，波斯人誘殺了希臘人的將領。在充滿敵意的土地上，希臘軍隊沒有潰散。民主的訓練使他們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可見民主制度與自由散漫、隨地吐痰沒有關係。更容易產生散漫——對壓迫的一種消極抵抗。民主意味著更多的責任，對自己和對他人的責任。希臘人選舉了新的將軍——其中之一是色諾芬色諾芬（Xenophon，前431-前350？）是雅典人。他的《長征記》（Anabasis）不僅記錄了在波斯帝國內的艱難征途，還有他返回希臘後的生活——對古希臘日常生活的珍貴記載。《長征記》鼓勵了亞歷山大入侵波斯。色諾芬是蘇格拉底（前469-前399）的朋友。他的另一部著作是《回憶蘇格拉底》，記錄了蘇格拉底最後的日子……然後，他們討論決定向北走到黑海。到了海邊就會有希望，有他們熟悉的希臘語和船。他們在波斯帝國之內行軍，路線大致與底格里斯河平行。終於有一天，色諾芬聽到先頭部隊在山口上大喊：“Thalassa，Thalassa”。他們到達了黑海的東南角，今天土耳其的特拉布宗附近。色諾芬把整個征程記錄了下來。
由於得天獨厚的自然條件，希臘人很早就對海上優勢有了明確認識。兩場曠日持久的戰爭讓他們獲得了經驗。大約在馬漢之前2300年，一位沒有留下真實姓名的希臘作者說：
位於大陸上的非島民國家，較大的因為需要而被壓制，較小的因為恐懼而被絕對控制，因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依賴進口和出口，如果該國膽敢不聽海上霸主的號令，它就會被取消這些權利。其次，一個海上霸主可以從事一些陸上強國無法做的事情。例如，**一個更強大國家的領土，因為海上強國總能在海岸線的某一地點登陸，而那裡要麼沒有敵人的軍隊，要麼僅有一小支軍隊。如果敵人預先在那一部分集結了力量，他們還可以上船後離開。這樣的任務，與那沿著海岸線進軍並趕來救援的有經驗的軍隊比較，要更為容易。複次，對一個海上強國來說，它還可以離開自己的領土，航行到它喜歡的距離。而陸地強國因為行軍緩慢，在它的人民和它的領土之間，不過能離開幾天的距離。這樣的一支軍隊，要麼必須穿過友好的領土，要麼必須用勝利開啟進軍路線。Pseudo-Xenophon，StateoftheAthenians，Ⅱ，2ff?轉引自威廉?弗格森《希臘帝國主義》，35頁，上海三聯書店，2005年。
這位作者接著說，如果島民“還是海洋的統治者，那他們就有能力做出任何他們喜歡的壞事，而不會遭到任何報應”。除了比馬漢早2000多年，這樣的話和馬漢說的沒有不同。
希臘人的勢力主要在東地中海。西地中海的霸主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城市迦太基（今北非突尼西亞境內）。該城建立於公元前814年，但腓尼基人在此前400年已經到達西地中海，他們是航海的商業民族。羅馬不是一個海上強國，它接受迦太基在西地中海的制海權。迦太基支援羅馬驅趕義大利南部的希臘人。隨著後起強權羅馬的擴張，它們為爭奪西西里島爆發了衝突。這就是兩次布匿戰爭（前264-前241，前218-前201）。“為了補救航海技術的不足，羅馬人發明了一種木板鋪的坡道（綽號‘烏鴉’）。把船隻換裝上作戰平臺。這樣它們可以有效地使用羅馬式的軍團，把陸地的戰術用到海上的作戰。”H?帕姆塞爾：《世界海戰簡史》，20頁，海洋出版社，1986年。羅馬初戰得勝。海權的迦太基在陸地上不可戰勝，而陸權的羅馬控制了地中海。最後迦太基失敗。戰後，羅馬共和國後期和羅馬帝國擁有在地中海的霸權，把地中海變成了它的內海。
羅馬帝國之後，阿拉伯人在地中海建立起制海權，向北入侵。然後基督教徒開始反擊。在1096-1099年第一次基督教十字軍東征中，威尼斯和熱那亞為十字軍提供了一支供應艦隊。這兩個城市都有自己的海軍，支援對伊斯蘭教徒的征戰。在此後的300多年中，這兩個貿易中心更為爭奪地中海利益多次發生戰爭，互有勝負。1298年的那場戰爭中，威尼斯慘敗，馬克?波羅被俘，在獄中講述了他著名的故事，鼓勵了後來遠離地中海的大洋探險。在1380年的陸戰和海戰中，威尼斯取得最後的勝利，獲得東地中海的霸權。
在地中海時代，大西洋不是完全的平靜。北歐海盜他們是今天挪威人、丹麥人和瑞典人的祖先，統稱為維京（Viking）。富有侵略性。他們的襲擊方向由北向南，目標從今天的英國、法國到俄國、北美。他們的活躍年代不到百年，大致在793-1066之間。維京人也像遊牧者一樣，先是滋擾與掠奪，進而在他們入侵的地方落腳。不同的是，海盜憑藉航行在大海上的船，牧民則依靠賓士在草原上的馬。明朝時，倭寇其實大部分倭寇是中國的海盜。他們原來是漁民，因海禁政策而流落為寇。他們加入倭寇，或打著倭寇的旗號。倭寇有些像是今天的中國本土公司，在海外註冊之後，就可以在國內享受超國民待遇。像北歐海盜一樣在沿海地區燒殺，但沒能在大陸上獲得長期的立足點。那時海戰的武器和陸戰的一樣。上面提到的英法百年戰爭的爭奪起點是弗蘭德。1340年，英隊試圖在弗蘭德登陸，法國的軍艦列在港口前阻攔。在海戰中，英國人的長弓像在陸戰中一樣威力強大。在兩軍對壘中，英國人先以長弓射擊，再扔標槍和石頭，法國人死傷無數，估計在1?6萬到5?5萬之間。這時，海權爭奪重點還沒有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
勒班陀之戰（1571年）是地中海上最後一場大海戰。此戰發生在海權已經轉向大西洋之時。西班牙已經建立了一個全球帝國。戰爭起因於奧斯曼帝國的擴張。基督教世界（威尼斯、西班牙和教皇）組成聯軍，與伊斯蘭教爭奪地中海，而法國則願意坐觀西班牙苦鬥。奧斯曼帝國的海軍被基督教聯軍打敗，向歐洲的擴張勢頭被遏止。此後，因為大西洋航運的興起，威尼斯的繁榮不再，但與土耳其的海戰又斷斷續續地持續了近百年。在勒班陀海戰中，歐洲已經有了兩個多世紀使用大炮的歷史，可是戰鬥的目標還是靠近敵人，登上敵人的船艦搏殺，如同在陸戰中攻入敵人的堡壘。富勒在評說勒班陀海戰時說：
在地中海的海軍戰術，是首先為爭取位置的調動，接著為正面的突擊、迂迴和登上敵船，與薩拉米斯等古代的海戰並無太多的區別。總而言之，一切的意圖和目標，就是在水面上打陸戰。J?F?C?富勒：《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一，493頁，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年。
海戰就是水面上的陸戰。在勒班陀之戰，基督徒的勝利是因為他們奪取了敵人的旗艦，殺死了奧斯曼的司令。雖然雙方有裝備了火炮的雙層木帆船，仍在使用奴隸划槳手——大約佔全部人員的一半。從薩拉米斯到勒班陀薩拉米斯在雅典以西，勒班陀在希臘的佩特雷灣北岸。兩場海戰分別在伯羅奔尼撒半島的東北和西北。，在長達2061年的時間裡，海軍戰術沒有大的改變。到16世紀後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勢力已經進入大西洋彼岸和太平洋，後分了世界，但地中海的船隻還沿著海岸航行，海戰也在可以看到陸地的海面上進行。布羅代爾說：“海岸的地位既然如此重要，海路因而與普通的河道幾乎沒有什麼不同。”《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144頁。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歐洲大陸上最西的兩個國家，瀕臨大西洋。葡萄牙首先開創了大航海和大西洋時代，西班牙緊緊跟上。兩國是最早的世界帝國。不過，從地中海轉向大西洋的過程並不容易。“中世紀的地理學家認為，葡萄牙離地中海很遠，而那卻是唯一可以航行的海。因此，葡萄牙在歐洲的海上國家中，處在最糟糕的地位。”茨威格：《麥哲倫航海紀》，8頁，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8年。葡萄牙的歷史證明，在機遇到來時，國人如果有勇氣和遠見，地緣政治地位是完全可以改變的。在勒班陀之後17年，西班牙無敵艦隊在英吉利海峽被英國消滅，海權重心徹底轉入大西洋岸。在葡萄牙、西班牙之後，海上霸主先後有荷蘭（海上馬車伕）和英國，然後過渡到美國。
美國是一個兩洋國家，也是“島國”。在馬漢時期，美國已經完成了在北美大陸上的陸地擴張並轉向海洋擴張。美國在與印第安人作戰時不需要制海權。在獨立戰爭中，法國人在海上幫助美國人，抵抗法國的鄰居和夙敵英國人。在美國人中間，通常是孤立主義（或其變種——單邊主義）佔上風。他們願意和平地生活在北美，不捲入歐亞大陸的事情。可是，一旦出現擴張的機會，美國人從來沒有失去過，他們對時機向來抓得很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大西洋和歐洲是主戰場。美國的珍珠港受到襲擊，仍把亞洲和太平洋戰場放在次要的地位，而英國放棄了印度以東的所有殖民地和利益。英美的選擇是正確的，因為歐洲的敵人更強大。美國在太平洋上打敗了日本，把整個大洋收入囊中。冷戰期間，美國打的兩場大的熱戰都在東亞（東北亞的朝鮮和東南亞的越南），但它的戰略重心仍然在西半球。冷戰之後，美國的戰略目標有些模糊，但在最近10年裡又清晰了。美國把核潛艇等攻擊武器從大西洋向太平洋轉移。這不僅意味著太平洋地區的熱點更多，也表明全球戰略重點在向太平洋轉移。太平洋是世界最大的水體，其北部位於東亞和北美西海岸之間。僅此兩點就足以說明太平洋戰略位置的重要性。大西洋不是不重要了，而是因為美國在那裡不會遇到挑戰——蘇聯帝國已經垮臺，今日的俄國不足為慮。
海洋的航行者不一定能夠建立強大的海權。從古至今，西太平洋的島民“除極少數例外，都是航海專家和貿易專家。他們擁有優良的大型航海獨木舟，用來進行遠航貿易、探險或征戰”。布洛尼斯拉夫?馬凌諾斯基（一譯馬林諾夫斯基）：《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頁，華夏出版社，2002年。書中研究的這些航海者在新幾內亞島以東的特羅布裡恩群島。這些島民們不僅做貿易，還殘忍好戰。他們在島內攻伐不已，還划著獨木舟去進攻別的島嶼德里克?弗里曼：《米德與薩摩亞人的青春期》，139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90年。——簡直是哥倫布和麥哲倫的同行。但他們一直處在原始階段，文化落後，沒有建立強大的國家，因此被西方殖民者輕易征服。有些島民被殖民者大量虐殺，剩下的完全被邊緣化，如澳大利亞的毛利人；夏威夷群島上的土著人建立了國家，卻不能倖免於被美國吞併。由此可見，如果沒有強大的武裝力量，海洋不能提供有效保護。另外，根據湯因比的研究和分類，太平洋上的波利尼西亞屬於停滯的文明。在各個島嶼上，後人們不僅失去了古人的雕刻技術（如復活節島的巨石人像），還失去了發達的航海術。這是不能應對挑戰的後果。文明成長的關鍵是成功地應對挑戰。這個發現可以為那些一心推崇海洋文明的人引以為戒。把責任推向地理和環境必將導致放棄人的努力。
海權曾對陸權具有某種優勢。海洋的空間更大，可以避開陸地上的天然險阻；海運的運載量更大。在火車、汽車、高速公路出現之後，海上的優勢消失了很多，剩下的主要集中在運動空間大、運載量大。不過，一個無法改變的事實是，人類中的絕大多數都居住在陸地上，這是陸權國家最大的天然優勢。如果陸權國家有強大的空中力量，海權國家的優勢就會被進一步削弱。這一點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就已經很清楚了。那時，航空母艦（主要武器是航彈和航炮，不是艦炮）在海戰中起到決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用來對付航空母艦的最有效武器還是飛機。航母的目標太大，一旦被擊沉，損失太大。航母將來的作用很可能限於用來威懾弱小的國家，而不是與其他強國作戰。在國家整體實力不懸殊的前提下，有了強大的空中力量，陸權國家能夠與海權國家在海上一爭雌雄。
c?制空權與戰略轟炸
義大利在1870年才完成統一，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統一的時間與德國統一很接近，但與德國不同的是，在統一之後很長時間裡，義大利既非經濟大國，也不是軍事強國。其軍隊缺乏鬥志，不堪一擊。但這個國家卻有很大的雄心。早在1895年，義大利軍隊入侵阿比西尼亞（衣索比亞），被土著人打得慘敗，因此得出“不適宜經營殖民地”的結論。但義大利並沒有接受這個教訓，於1935年再次入侵衣索比亞，又被打敗。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義大利碰巧站在了勝利者一方，成為戰勝國。在1918年的巴黎和會上，義大利是美、英、法三強之後的第四強一戰後，義大利在四強中的地位有些類似二戰後中國在五強中的地位。因國力有限，只能勉強維持大國地位……四國的領導人把持了和會。在會議期間，義大利對其他問題都沒有興趣，一味對鄰國提出許多領土要求，卻沒有得到另外三強的支援。為此，義大利總理V?E?奧蘭多在三國領導人面前失聲痛哭，義大利代表團還一度憤憤地退出和會。制空權理論就是在這樣一個貧弱的西方“大國”中產生。
朱里奧?杜黑（1869-1930）是空權理論的首創者。他在炮兵工程學校接受教育。在1912至1915年期間，擔任義大利陸軍第一個航空營的營長。他曾因批評義大利陸軍司令無能被判入獄一年。1918年，英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支獨立空軍。1921年，在義大利陸軍部的贊助下，杜黑髮表《制空權》。第二年，墨索里尼和他的法西斯黨掌握政權，杜黑出任義大利航空部部長，但在一年後辭職。制空權理論不是出自一個軍事強國或工業大國。義大利也從來沒有建立起一支先進的、強大的空軍。現代的陸權及海權理論建立在對歷史回顧的基礎之上，而杜黑的空權論更多的是對未來的預測。同樣，一戰後出現的裝甲戰理論也是預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軍用飛機和坦克已經投入到戰場，但沒有對戰爭起到決定性作用，飛機和坦克的技術還有待發展，空戰和裝甲戰的戰術還有待研究。這兩大類武器將在下一場大戰中改變戰爭的方向，唯有卓有遠見的戰略家可以預見。在杜黑之後，以現實為基礎的預測取代了回顧，成為制定戰略計劃的必要準備。
早在1909年，杜黑就開始宣揚制空權。他預言說，在陸軍和海軍之外，“天空也將成為重要性不次於陸地和海洋的另一個戰場。”朱里奧?杜黑：《制空權》，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以上引文是杜黑在《制空權》中引用他發表在1910年羅馬《準備》報上的文章《航空問題》。他那時是一名少校。這時距離萊特兄弟成功發明飛機只有5年多。在1903年12月，兄弟倆的第一架飛機只飛行了12秒。杜黑說：“掌握制空權表示一種態勢，能阻止敵人飛行，同時能保持自己飛行。”《制空權》，26頁。制空權是唯一重要的。“獲得制空權就意味著勝利。反之，在空中被擊敗就是最終失敗。”《制空權》，24頁。黑體為原文所加。在使用飛機之前，戰爭中的國家分為前線和後方。士兵在前線廝殺，後方仍可以維持和平生活，支援前線。飛機改變了這一切。飛機取消了前方和後方的區別，把整個敵對國家變成戰場，轟炸不設防的城市。
在奪得制空權之後，杜黑提出對敵人的後方目標實施戰略轟炸。“這種戰爭的結局必須建立在摧毀一國人民的物質和精神力量上。人民時時處處陷入一種可怕的災難之中，直至整個社會組織最終崩潰。”《制空權》，65頁。整個國家將成為戰場，任何地方在任何時間都有可能遭受空中打擊。很快，杜黑的理論得到應用。首先是德國干涉西班牙內戰，在1937年4月把一個小鎮格爾尼卡炸為平地。畢加索畫了一幅畫，以這個小鎮為名。他稱他的畫“格爾尼卡”為德國的傑作。作為戰略攻擊，日本對陪都重慶的大轟炸第一次實現了杜黑的預言。從1938年2月18開始，轟炸持續了5年半，日本飛機共炸死市民近1?2萬人。然後，1940年9月到次年5月的倫敦轟炸、1940年11月的考文垂轟炸、1945年2月的德累斯頓轟炸、二戰後期的東京轟炸、廣島和長崎的原子彈轟炸，給這些城市帶來了毀滅性打擊。在越南戰爭期間，美國實施“地毯式轟炸”，更是志在殺傷平民。冷戰後，武器進步減少了敵國平民的傷亡，但這只是精確制導技術的一個副產品，轟炸者並不在意平民的傷亡。北約對南斯拉夫的轟炸，美國對伊拉克的轟炸，仍然沿用了杜黑的戰略，對城市和民用目標實施毀滅性打擊，以摧毀民眾的信心和敵國的戰爭能力。這些轟炸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物質損失，效果非常明顯，特別是二戰初期德國對波蘭、荷蘭、比利時、法國的空中閃擊戰。但是，轟炸並不像杜黑預言的那樣，總是能夠決定戰爭的勝負。並不總是“很快，人民自己出於自我儲存的本能，為了終止恐怖和痛苦，將會起而要求結束戰爭——而這將發生在陸、海軍根本還沒有來得及動員之前！”《制空權》，62頁。有時，轟炸激起了更強烈的反抗。
飛機也改變了海戰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海上空中力量的主要任務是搜尋、偵查。那時的飛機還很簡陋，攜帶的彈藥很少，不足以對海上目標發起攻擊。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空中力量（陸基或海基）已經能夠壓制住海上力量，小小的飛機比軍艦擊沉了更多的艦船，宣告了鉅艦大炮時代的結束。航空母艦戰鬥群成為海軍的中堅力量。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的主要武器平臺是航母。1942年5月，兩國海軍爆發珊瑚海海戰。這是美國和日本之間第一次大規模正式海戰，但雙方的軍艦卻根本沒有交火。發起攻擊的是艦載機。當時的美國海軍軍令部長（ChiefofNavalOperations）、海軍上將恩斯特?約瑟夫?金稱之為海軍史的“第一次”。《西洋世界軍事史》卷三，405頁。日本在美國海空軍的攻擊下步步退守。它防守本土的撒手鐗是神風自殺飛機。美國取得最後勝利的武器是飛機投放的原子彈。
在非洲和歐洲戰場上，美國的進展也得益於制空權。大西洋的反潛作戰需要飛機，而盟軍的飛機出色地完成了這個任務。德國潛艇開始是攻擊武器，後來成為被獵殺的目標。在諾曼底登陸中，盟軍的空降兵雖然非常不順利，但還是在戰線之後牽制了德軍部署。
1948年，蘇聯以維修道路為理由，封鎖了通往西柏林的陸路和水路交通。西方佔領的大半座城市似乎成了蘇聯的囊中之物。西方國家對西柏林的空運持續了1年，突破了蘇聯集團的阻斷。蘇聯挑起爭端，最終卻解除圍城，在冷戰中開局不利。這場衝突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空中力量。這是利用空權不戰而屈人之兵的較早例子。西方的物質從空中進入西柏林，同時，東方的人員經陸地逃往西柏林。在10多年中，數十萬人逃亡。蘇聯和東德大傷腦筋，於是又出一招，於1961年8月修築了柏林牆，沿途埋設地雷。加上古巴導彈危機，那段時間是冷戰的高峰期。1989年，冷戰隨著柏林牆的倒塌而告終。
在二戰之後很多年，擁有制空權能夠壓制地面部隊，大量殺傷地面部隊，卻不能擊潰或消滅地面部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都是如此。這兩個國家地形複雜，森林廣佈，遮蔽了空中的視線。美國對越南實施地毯式轟炸，慘無人道地轟炸所有目標，仍不能阻止北越的推進。不過，飛機技術和制導技術進步很快，空中的優勢得到加強。在科索沃、阿富汗和兩場伊拉克戰爭中，空中力量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科索沃，盟軍持續轟炸，沒有動用地面部隊就迫使南聯盟撤軍。在兩次伊拉克戰爭中，美國的地面部隊主要擔任最後的清理工作。在可預見的未來，空軍的作用仍將繼續上升。但贏得民心仍將需要在地面上。
爭奪制空權的目的，一是保證己方，二是打擊敵方。擁有“制空權”的一方可以從空中調動軍隊和物質，或直接打擊敵人，而不必經過陸地或海洋，大大減少了地理環境的制約。對飛行的主要限制是技術因素。飛機的滯空時間和飛行速度相對有限。因此，一國需要在陸地或海洋上建立基地，接近潛在的目標。即使將來飛越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旅行像乘坐公共汽車一樣快捷、便宜，但仍不能清除地理障礙，時差、語言、文化、宗教不會因飛行速度而改變。美國在研製一種能夠不間斷飛行的環球轟炸機。它可以從美國起飛，在幾小時內到達全球任何地方。這種飛機可以威脅歐亞大陸的安全，但不會幫助美國融入歐亞大陸。洲際彈道導彈沒有使美國成為歐亞大陸國家，同樣，新型轟炸機也不會。
d?對陸地的再重視
杜黑的理論不是憑空而出的。他在軍校接受的是炮兵教育。他實際上把空軍比作炮兵，從炮戰中汲取靈感。英官J?F?C?富勒認為，杜黑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大炮主義，只不過把發射（投擲）炮彈的角度從水平改為垂直。《裝甲戰》，300頁。在飛機加入一戰的時候，陸地上也有了新型武器——坦克。因此，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制空權理論沒有一枝獨秀。在《制空權》出版11年後，也出現了基於新的技術的陸戰理論。1932年，富勒發表了《裝甲戰》。富勒的“裝甲戰”思想起源更早，是他在1917年夏季看到英軍潰敗時產生的。如這本書的副標題所示，它實際上是一本“野戰勤務條令”講義，側重於裝甲戰術運用。富勒認為，可以用裝甲部隊來對付空中力量，“地面機械化與空中摩托化是密切相關的。”《裝甲戰》，35頁。
富勒的理論在英國一度被忽視。在二戰爆發之前，英國步兵學校只有6位軍官借閱過刊登富勒“野戰勤務條令”講義的《步兵雜誌》，《裝甲戰》，2頁。這是別人所寫的前言介紹的情況。還未必是為了讀他的文章。不過，《裝甲戰》在德國和蘇聯都受到重視。德國的海因茨?古德里安將軍、蘇聯的鐵木辛哥元帥予以極高評價。古德里安是裝甲戰的另一位理論先驅。他的書籍被翻譯成法文，卻沒有受到法官的重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和蘇聯國家都集中使用坦克和裝甲車輛，把它們作為主要的地面攻擊力量。一批名將在戰爭中脫穎而出。德國有隆美爾，蘇聯有朱可夫。此外，美國有巴頓，英國有蒙哥馬利。他們都是指揮裝甲部隊的將軍。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的順利推進，得益於裝甲部隊與空軍的協同作戰。德軍飛機實施縱深轟炸、裝甲部隊快速推進的閃電戰（閃擊戰），捷克、波蘭、法國沒有來得及組織有效的抵抗就失敗了。在戰爭最激烈的時候，盟軍和德軍多次出現坦克叢集的對攻。在庫爾斯克戰役，4000輛蘇聯坦克和2700輛德國坦克，以及大炮，在南俄大草原交戰。
因為鐵路的普及，大陸上的交通便捷了許多。麥金德因此斷言陸權將超過海權。但火車的載貨量遠遠不及遠洋貨船，而且成本高過海運很多。現在有了高速鐵路，卻更適合客運，而不適合大宗貨物的運輸，因為成本太高。空運也同樣存在著成本的問題。現有技術仍不能大幅度降低陸地運輸的成本，不能提高運輸量。就軍事行動而言，陸權對海權仍然處於劣勢。但這個劣勢不是不可彌補。在另一方面，在政治制度的優劣及道德號召力大致相同的前提下，大陸國家佔有優勢，因為它在地理上和文化上更接近其他大陸國家，更易於爭取到人心。總體而言，在新技術條件下，大陸國家仍將具有地緣政治優勢。
美國有類似聲音，但角度不同。米爾斯海預設為，“戰爭靠龐大的陸軍而不是海上的艦隊和空中的飛機贏得勝利。最強大的權力是擁有最強大陸軍的國家。”《大國政治的悲劇》，121頁。第四章是“地面力量的首要地位”。在這一點上，他很可能是錯的。掌握制海權和制空權的國家也掌握著戰場上的主動權，未必需要陸軍對決。在軍隊嚴重依賴高技術裝備的時代，擁有優勢海軍和優勢空軍的國家一定也有發達的陸軍。米爾斯海默是美國人。他像另一個島國人麥金德一樣誇大了陸地力量。他的出發點是從島國控制整個歐亞大陸，而大陸國家則是從大陸出發，保證海洋航行的暢通。因此，米爾斯海默對陸海空軍力量的判斷標準與大陸國家有很大的差異，容易高估陸軍的作用。比如，他的結論中有兩條是，“單有封鎖不可能迫使敵人投降”，《大國政治的悲劇》，130頁。“從海上進攻大國的領土要比從陸上入侵來得困難”《大國政治的悲劇》，160頁……可以看出，米爾斯海默研究的是在向大陸國家攻擊時的困難；大陸國家考慮的是如何突破海洋封鎖，而不是等到敵人登陸入侵——已經有了主動與被動。差異是由於海島國家和大陸國家的目標不同造成的。
不過，米爾斯海默有一點是對的。他說：“即便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也不可能征服只靠船隻才能達到的遙遠地區。因此，大國的野心只能主宰它們所處的地區以及在陸地上能達到的毗鄰地區。”《大國政治的悲劇》，120頁。美國是一個例外。美國曾經在短時期內征服了遙遠地區。然而，它的全球霸權是世界大戰和冷戰的一個副產品，是在眾多盟國的支援下做到的。這樣的支援只有在極端條件下才能獲得。冷戰結束後10多年，美帝國已經呈現頹勢。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力量將更為分散，區域化的勢頭將更強勁。原因就是大國投射影響的能力有限。
e?高邊疆與星球大戰
有史以來，人類從來沒有離開過武器。在沒有武器的地方，他們會製造出適用的武器。這個規則也同樣適用於太空。人類進入太空不過數十年，近地空間已經佈滿了各種軍事設施。重返大氣層的洲際彈道導彈要經過空間。“和平利用太空”只是開發太空的一個方面，而且在開發初期只是一個次要方面。冷戰結束之後，“國際空間站”是各國在空間科學合作方面的一個好模式，但此一合作不會妨礙更多的空間專案被用於軍事目的。
人類進入太空的交通工具是火箭。火箭始於軍事目的，是德國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發展起來的。V-2是最著名的產品，在二戰中被用來攻擊英國。戰後，美國和蘇聯的太空技術直接得益於德國的火箭研究。在冷戰期間，美蘇的一個重要競爭領域是太空。取得空間優勢是他們發展空間技術的動力。蘇聯在1957年10月發射了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1961年4月12日，蘇聯率先實施載人太空飛行，“東方”一號飛船距離地球表面302公里。這是人類首次進入太空。蘇聯的太空技術領先於美國，美國受到巨大壓力。蘇聯人進入太空一個多月後，美國總統J?F?肯尼迪宣佈了載人登月工程。與蘇聯的航天計劃相比，“阿波羅”計劃更復雜，也更巨集偉。1969年7月，美國首次把兩名宇航員送上38萬公里外的月球。此後美國宇航員又5次登上月球。登月活動引起的轟動效應在遞減，當它不再能顯示美國的空間優勢時，就在1972年12月結束了。人類進入太空的里程碑事件都是冷戰的產物，是超級大國炫耀技術實力和經濟實力的結果。兩國的宇航員被當作國家英雄（也是人類英雄）。1960年代是人類走出地球，向太陽系擴張的開始。
空間被稱為高邊疆。對比地球表面的邊疆開發歷史，這個詞本身已經隱含著軍事意義。與以前的軍事理論一樣，在“高邊疆”理論上也可以找到一位代表人物。他是美國陸軍中將丹尼爾?O?格雷厄姆（1926-1995）。格雷厄姆畢業於西點軍校，擔任過美國中央情報局副局長（1973-1974）、國防情報局局長（1974-1976）。在1976年和1980年的兩次美國總統大選中，他是候選人羅納德?里根的軍事問題顧問。在里根當選總統之後，他們一起討論過導彈防禦計劃。在1979年秋天，在里根的要求下，格雷厄姆提出了“高邊疆”的概念。1981年9月，格雷厄姆成立私營的“高邊疆公司”（HighFrontier，Inc?），以推動太空動能武器的發展。他是“戰略防禦計劃”（星球大戰計劃）的始作俑者之一。
自從蘇聯緊隨美國擁有核武器之後，美國一直執行“相互確保摧毀”的核政策，對遭受的任何核打擊實施核報復，從而嚇阻蘇聯使用核武器。這個威懾政策是進攻型的。1983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