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轉型期的中國經濟走向分析
姚景源
姚景源
姚景源，現為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曾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兼新聞發言人。
我知道現在大家高度關注中國經濟，中國經濟一方面在合理的增長區間，就是說我們總體狀態還是處在穩中有進，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們確實要看到經濟下行的壓力仍然存在，潛在的風險和困難不容忽視。我們要把握中國經濟的階段性特徵路線，最重要的要把握中國經濟這個階段性的重要特徵是什麼。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現在這個階段，最重要的階段性特徵是什麼呢？就是三期疊加。哪三期疊加呢？第一就是我們現在正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第二就是結構調整陣痛期；第三就是以往刺激經濟政策產生負作用的消化期。所以大家把握中國經濟現在最重要的階段性的特徵，就是說我們現在正處在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以往刺激經濟負作用的消化期。現在複雜在哪裡呢？這三個期同時出現，它的作用相互疊加，所以我們看整個局面就更為複雜。
下面我詳細解讀一下這三個期。
第一，是增長速度換擋期。如果從1978年算起，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經歷了30多年。30多年平均增長速度就全國來講是9.8，接近兩位數的增長。正由於30多年保持的這樣高的速度，所以才有了今天的經濟面貌。可能大家都知道在1978年的時候我們中國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只有3645億元，1978年的時候中國城市的人均年收入只有343元，農民在1978年一年的收入只有133元。應當講那個時候我們還沒有擺脫貧困從根本上解決溫飽，所以我們要想解決中華民族的最根本問題，我們要想致力於世界民族之林必須發展經濟。當然，從歷史上看，有過我們這樣高的增長速度並持續了一個比較長的時間的首先是日本，日本從50年代開始進入了高速增長，它的增長速度和我們這30年差不多，日本的高速增長持續多長時間呢？15年。日本之後就是亞洲四小龍，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和香港。亞洲四小龍是上個世紀60年代進入高速增長，其高速成長20多年。我們現在已經有30多年高速增長，所以大家一定要認識什麼問題呢？按照客觀經濟規律，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長時間地保持高速增長。這個道理其實很通俗，就像每一個人一樣，你身體再強壯也不可能長時間地高速奔跑，總要經過一段時間慢下來。所以現在中國經濟增長速度由過去高速擋換到中速擋，首先是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除了客觀經濟規律的要求把高速擋換成中速擋以外，我們自身在過去發展中間累積的矛盾和問題也要求中國經濟換擋。
大家知道過去30多年非常重要的是靠兩個紅利：
一個是改革的紅利。從1978年開始我們在農村取消人民公社，實行家庭承包責任制。我們告訴農民說你交給國家、留給集體的，剩下的是你自己的。我們在城市把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所以改革就解放了生產力，改革的紅利就強勁有利地支撐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我們現在的改革，大家知道習近平總書記講現在的改革進入深水區，怎麼理解深水區呢？改革過去有一句話叫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改革進入深水區，水太深，石頭摸不到了。總書記講我們的改革面對的問題是，以往好吃的肉都已經吃盡了、吃光了，現在剩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所以大家知道我們改革要打攻堅戰，為什麼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我們就是要重新喚起改革的紅利，來支撐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所以說改革到了今天我們遇到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
還有一個紅利是人口紅利。1978年開始有幾億年輕人不怕苦、不怕累，踏踏實實幹工作，應當講過去人口紅利極大地推動了中國經濟、支撐了中國經濟。但是現在我們的人口紅利處在一個什麼狀況呢？去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淨減少233萬，前年淨減少345萬，就是說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每年都在以二三百萬這樣一個數量減少。現在我們講到企業困難。今天很多銀行的領導來，我們更多的是講融資難、貸款難，其實還有一個是用工難，勞工成本不斷上漲。人工平均工資2010年是1690元，去年已經達到了2609元。我在長三角、珠三角調研，沒有三千塊錢很難請到人了，青島的價碼也在此以上。這些年來勞工成本每年以15%～20%的成本在上漲。
我們說增加城鄉居民收入，工資上漲是好事，但是大家注意，勞動者、勞動力工資的上漲是因為勞工技術提高進而導致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是良性的，但現在僅僅是因為人工紅利喪失導致勞工價格上漲，給企業形成壓力。如果勞動力成本每年平均以15%～20%的比例上漲，其他要素方面必須降15%～20%。但是很顯然，做到這一點是何等的難。
除了這兩個紅利要求我們換擋以外，我們的資源和環境不堪重負，也要求我們換擋。過去我們都是高能耗、高汙耗，這種大量的消耗使得我們自身資源難以支撐這種增長方式。怎麼辦呢？我們就進口。現在我們的原油50%以上靠進口，鐵礦石一半以上靠進口，中國每吃10斤豆油有7斤是進口。為什麼講大宗商品市場呢？我們現在在世界上進口什麼什麼就漲價，近些年來我們飽受輸入性通脹的影響和衝擊，自然的狀況顯然要求中國經濟換擋。還有一個是環境，現在我們的環境不堪重負，比如說霧霾，北京1月份是31天有26天是霧霾，現在的霧霾不僅僅是北京地區，一直到東北、華東，華南多數省份也出現霧霾。有一個段子，北京的小朋友講現在的霧霾已經看不清楚天安門城樓上掛的毛爺爺的像了。哈爾濱回了一段，說我這兒比你還嚴重，我現在已經看不清楚一百塊錢上毛爺爺的像了。
我講一個統計上的東西，我們國家的癌症統計，中國人癌症發病幾十年來一直都是肝癌排在第一位，肝癌的原因就是營養不良或傳染病，但是現在肺癌正式取代肝癌成為中國人癌症發病排名第一位，顯然環境與自然不堪重負要求我們增長速度要換擋。
回過頭來之後，由高速擋換成低速擋。換擋是客觀規律的要求，換擋是我們從根本上化解中國經濟深層次矛盾的要求，是使經濟執行各項比例關係這根弦不至於繃得這麼緊，進而給我們的改革一個良好的環境和空間。
關於換擋，我覺得現在的問題就是我們不少同志不適應。首先是幹部不適應，幹部過去30多年都是大幹快上，但是一講到換擋就不太會幹或者不知道怎麼幹。企業家也有這個問題，企業家過去更多的是走外延擴大再生產，從數量中獲取效應，現在要換擋也是個新課題。普通老百姓也不適應，老百姓覺得中國經濟怎麼會往下掉，是不是要出大事情了呢？再加上媒體，我們都處在一個不適應的狀態。
由於我們處在換擋期，經濟工作
主要的風險不是上限，不是過熱導致的膨脹，還是下限。換擋問題有一條很重要，大家開車都很熟悉，開車換擋不能一下從五擋換到一擋，那樣車受不了，人也受不了，所以要有一個過程。這樣就便於大家理解為什麼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今年工作的總基調叫“穩中求進”，關鍵要把握理解換擋期。現在有的人講我們能不能堅持一年半載挺過去，我覺得這種思想不對，因為換擋期並不是一年半載，而應做三年五載的準備，這個意義很重大。
第二，是結構調整陣痛期。我們這個結構究竟是什麼問題呢？我簡單給大家講講中國的結構究竟是什麼問題。首先還是要看生產結構，看生產結構就是看一產、二產、三產。現在是什麼問題呢？第一產業極其薄弱，第二產業大而不強，第三產業比重太低。
比如第一產業農業極其薄弱，可能由於我們的糧食連續10年豐收，大家現在對中國的農業問題盲目樂觀。我說你千萬別盲目樂觀。比如說去年糧食動產量是1.2萬億斤，但我們還是進口了超過7000萬斤的糧食。關於我們的糧食，總理曾經說過九個字，“政策好，人努力，天幫忙”。我說這裡最大的不確定因素就是天幫忙，天也不是黨員，它不歸我們管，你下什麼檔案也不管用。人家幫你這麼多年忙挺夠意思了，這幾年天不太願意幫助，誰能保證天還繼續幫我們10年忙呢，那怎麼辦呢？就得“政策好”上下工夫，理解這一點就能理解中央1號檔案，為什麼惠農的政策只能加強不能減弱。現在糧食產量的提高更多的是靠單位產量提高。由於耕地面積在減少就靠單產，單產提高是靠大量的化肥農藥。現在中國單位土地面積化肥使用量是美國的四倍、印度的三倍，大家說不好吃，不是不好吃，而是土壤惡化，接著就是汙染。習近平總書記講我們13億人的飯碗一定要端在自己手裡，為什麼？因為全世界養活不了13億人。比如說大米，現在世界上大米貿易量3800萬噸到3900萬噸，中國大米一年消費量是1.4億噸，把全世界賣的大米都弄到中國來僅僅能滿足中國人消費的1/4多一點。現在的農村還是組織化、規模化程度太低，這樣的狀態下怎麼建設生態農業。我說農業農村這一邊是千家萬戶小生產，那邊是千變萬化大市場，千家萬戶小生產和千變萬化大市場這兩個“千萬”必須要對接，但是現在不能把千家萬戶小生產和千變萬化大市場對接的千斤重擔交給農民去挑，農民怎麼挑起這麼重的擔子？
我說出現在農村的一個狀態希望大家記住，就是4、5、6。中國現在還有4000萬老人、5000萬留守婦女、6000萬留守兒童，加起來一共1.5億人。這個薄弱環節不解決，中國不可能走向一個強國。
第二就是工業，工業現在大而不強。按照聯合國的標準，440種統計的重要工業品當中，中國有281種居世界產量第一，比如中國去年造船總噸位佔世界總產的60%，汽車佔25%，機床佔38%，大多都是世界第一。中國服裝出口到什麼狀態呢？全世界現在是70億人，扣掉中國13億還有57億，現在每年服裝出口數量是給這57億老外每人每年平均做三件外衣再加兩雙鞋。中國鞋子、衣服出口數量了不得，但是非常遺憾，我們這麼大的服裝出口量包括青島的服裝出口都是貼牌。貼人家的牌子，沒有自主智慧財產權，資源消耗我們的，能源消耗我們的，汙染留在我們這兒。所以我們的工業在國際分工上處在下游、處在末端。
達沃斯會上克強總理作了一個講演，講演的題目是“創新刻不容緩”。我也參會，會後媒體讓我解讀一下總理講的“創新刻不容緩”，我說總理講得很通俗，刻不容緩還用理解嗎？你知不知道一刻是多長時間，一刻不就是15分鐘嗎，真的是一刻。而且現在的創新都是變革性的、革命性的、毀滅性的，比如一臺液晶電視機的出現對消費者都是好事，但是對誰來說是摧毀呢？就是對映象管行業，因為它不需要映象管。原來我們國家最大的映象管生產廠在陝西咸陽，多好的映象管企業不行了，因為創新和技術創新是帶有摧毀性的。一個光碟的出現摧毀了錄影機，20年前誰家都有錄影機，現在都沒有了，因為硬碟和光碟的出現。數碼相機的出現摧毀了膠捲行業，比如我們國家原來最大的生產廠在保定樂凱，保定樂凱是最大的膠捲生產廠，不光是它，美國柯達公司10年前股票是一股40美元，全世界有幾位能預測到柯達公司破產呢？什麼原因？就是因為技術進步。
今天很多領導來，我說銀行確實要技術創新，要技術進步，而且要看見創新是摧毀性的。有些行業現在看起來很好，但是說不定就是摧毀性的。
馬雲和王健林曾在北京打賭，馬雲說10年時間中國電子商務佔到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一半，如果佔不到一半他賠王健林一個億。當時我在場，他們兩個說讓我當見證人。我是覺得非常有可能，前年全社會商品零售總額是20萬億，馬雲一家電子商務是1萬億，已經佔了全國的1/20，超過了絕大多數省份。上海一共有54家單體商場去年一年賣了309.3億，而2013年11月11號只一天電子商務就賣了350億，什麼都是創新。我跟齊魯商品交易中心講一定要在創新上下工夫，但這恰恰是我們的不足。我有一次發牢騷講過，現在中國幹好事的都沒有幹壞事的創新能力強，現在幹壞事的這幫人全是高科技。前段時間開會說研究迴圈經濟讓我參加，我在會上發言講什麼是迴圈經濟，現在中國真做到迴圈經濟的就是地溝油，從餐桌上出去回到餐桌上來，這不是迴圈碼？所以我們的工業大而不強，我們處在下游、末端，顯然這種狀況不可能使我們中華民族走到一個強國的地位。
第三個是比重太低，第三產業去年比重是46%，46%跟我們自身比是很高了，但是46%的三產比重跟美國比，美國是80%，我們比美國跌了一小半。全世界平均水平是60%，我們比全世界平均水平還低14個百分點。第三產業還有個什麼問題呢？第三產業不但是比重低，層次也低。一說三產就是餐飲業吃飯喝酒，我們特別缺少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什麼呢？總理曾經講結構調整的突破口就在於發展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現代服務業是什麼呢？首推金融，然後物流，為生產服務，包括我們交易中心。就是說現代服務業的問題不發達最直接導致的問題是大學生就業難。現在就業最頭疼的不是總量，是結構，一個普通的農民工找工作不難，難的是大學生。為什麼大學生就業難呢？因為大學生就業領域是在服務業特別是現代服務業，顯然我們這塊太低，所以保險、文化、教育、科技各種商品交易都應當是我們扶持的重點。這段時間克強總理包括國務院研究的重點問題是要向改革要動力，怎麼做呢？就是使這些現代服務業能夠發展起來。實體經濟增速在回落，很困難，但恰恰服務業比較好，是現在經
濟的一個比較好的基礎。
結構當中一個最突出的問題就是產能過剩，諸多領域都是生產能力過剩，中國鋼鐵生產能力是10億噸，去年生產了7.78多億噸，閒置2億噸，鋼鐵價格一路下跌，去年一噸鋼利潤最低的時候只有四毛三分錢。水泥的全國生產能力是30億噸，去年生產24億噸，生產能力閒置6億噸。電解鋁是2700萬噸的生產能力，去年生產不到2000萬噸。現在問題嚴重在哪裡呢？生產能力過剩的局面不僅沒有緩解，還在加劇。比如剛剛過去的4月份，中國一天出鋼產量229萬噸，什麼概念呢？歷史最高水平。水泥去年新上了50條生產線，再新增生產比例的話，中國水泥生產能力還要再增加1億。什麼原因呢？原因有很多，我只講一個，就是地方政府對待調結構的認識有問題。地方政府為了招商引資說你到我這兒來幹，企業說你讓我幹什麼呢，水泥產能已經幹了這麼多了，過剩我不好賣啊，地方政府說你在我這兒幹，我給你土地不要錢，稅收先徵後還，第三環保局我說了算不查你。你說淨搞這些結構怎麼調？還有一個原因，產能過剩不單單是傳統問題，不單是鋼鐵、水泥、電解鋁、造船，而且很多行業，風力發電產業閒置1/4，光伏產業2010年毛利率還是30%，現在也是過剩。放眼望去什麼不過剩呢？找不找？找不出來。
我老朋友的女兒結婚，我參加婚禮，他們讓每個人都講兩句話。我說我們現在生活在一個過剩的時代，什麼都過剩，仔細找找什麼東西短缺呢，找來找去就是好姑娘短缺。我說你看這孩子屬於短缺呀，今天結婚了。化解產能過剩是必須要做的，不化解企業沒利潤，社會結構不均衡，巨大的財富被浪費。
怎麼辦呢？現在是四個一批：第一叫作改造一批，第二消化一批，第三是下決心淘汰一批，第四是轉移一批。顯然這是對的，但是化解產能過剩有代價，這個有痛苦，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做好的。比如說化解產能過剩，說我們GDP可以不要、說財政不要，但是化解產能過剩、淘汰產能帶來的失業怎麼辦？本來現在社會各種矛盾就凸顯。
前段時間我去唐山調研，現在河北省唐山市一個市的鋼鐵產量超過整個歐洲。這回讓他壓三千萬噸，他們自己也承認，他說壓三千萬噸鋼的生產能力直接造成二十萬人失業。我們還是要儘可能地減少陣痛。
我前段時間牙總髮炎，去了醫院，醫院說你這牙不行，總髮炎，不僅發揮不了正能量還發揮負能量把好牙給弄壞了。大夫說把你這個牙拔了給你種牙，種的這個牙跟原來的牙一樣，還好看。大夫說完以後，我猛然反應過來，拔牙拔完了再種不就是跟結構調整一樣嗎，牙沒了不就調整、淘汰了嗎？後來我說拔吧。拔過牙的人知道不是大夫拿著鉗子往下拽，他給你打麻藥，拔完一點不疼，我就回去了。我突然想到，我們結構調整就像拔牙得打點藥，不打藥猛拔把人疼哭了也不行。後來拔牙一交錢才知道是公費醫療，種牙是自費。我一想這個也有點道理，結構調整恐怕不能讓企業自費，讓企業全自費他不拔了怎麼辦，他不調啊，還得公費。當然種牙時新開工、新上的專案效益還好的你自費。所以對此恐怕我們還是得研究。我曾經說過我們有的同志不理解，事情想得過於簡單，比如說我們的經濟工作方針，現在的經濟工作叫“穩增長，調結構，促改革，惠民生，防風險”，念起來特別通順，我幹這個工作的，寫起來很好，但做起來很複雜。
第三，我們現在處於以往刺激經濟負作用的消化期。按照經濟學原理，任何經濟政策都有負作用，我曾經講過有些人不理解這一點。大家知道經濟工作不要追求最佳狀態，因為任何經濟工作都有成本和代價，而且成本和代價、風險是跟收益是一致的。中國有的人不明白這一點，他總是想風險最小、收益最高，天底下沒這種事。我曾經說風險和收益是一致的，他們不服，我說跟你們一說就明白了，你說現在幹什麼最賺錢？就是販毒，但是販毒抓住槍斃這個風險很大，所以風險和收益是一致的。我們到飯店吃飯，今天說要吃最好吃的，最好吃的掏錢最多。你說要吃最便宜的，最便宜的味道最差、最沒營養。畫兩條曲線找這個均衡點，這個均衡點是什麼呢，就是花錢不多吃得還好。我們搞經濟工作的每天每一個決策都是畫曲線找均衡點，找著這個均衡點就是經濟工作的本事和水平。對於負作用來講，我們沒有必要去講這麼多，任何經濟政策都有負作用。這個負作用到現在關注的是兩個：第一個是貨幣數量。廣義貨幣數量2001年是15萬億，去年年底是110萬億，用110萬億除以15萬億就告訴我們在十多年中廣義貨幣數量增長了7倍。我們已經是世界第一，超過美國，當然我們也還有其他原因，不管怎麼講廣義貨幣如此增速、如此數量就知道為什麼房價漲、為什麼物價漲。現在一方面廣義貨幣數量幹到110萬億有如此寬泛的流動性，但是另一方面還是融資難、貸款難，還是錢荒，說明經濟存在的問題需要深層次的改革。第二個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地方債務）。今年年底地方政府一共借了17.9萬億，這17.9萬億的錢佔的數量不像國外和國內講的那樣是炸彈，在國際上有標準，一個國家的債務和它的國內生產總值收入有一個比，就是赤字率（債務風險率）。現在債務風險用赤字率來講還是大大低於美國、低於歐洲、低於日本、低於巴西，所以總量的話還是可控。當然個別地方政府確實有問題，比重過高，但總的來說風險可控。既然風險可控，為什麼我們還要講它呢？第一是增速太快，2006年的時候地方債務是三年翻一番，如果你不干預它、遏制它，三年翻一番的話就了不得。第二，有些地方政府借錢那天就沒想還，你說借錢那天就沒想還能沒風險嗎？我也當過市長，我也借過錢了，你說現在有誰來我這兒要錢的？有些地方政府想還，這些地方政府把還錢的希望放到土地漲價上。這些使我們貨幣政策的空間正在縮小。
綜上所述，我們在未來三到五年中國一個重要的階段就是增長速度換擋、結構調整和消化復甦這樣一個階段。對於這樣一個階段，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挑戰也是機遇。所謂挑戰是方方面面都充滿挑戰，所謂機遇是我們處理好這個時期就能夠化解的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進而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的狀態。
面對這樣一個複雜局面，還是要按照黨中央的部署，還是要堅持“穩中求進”這樣一個基調，大家不要急，就是穩中求進。增長要回落，我們還是要把回落的更多精力放在增長和提高效率。我們向改革壓動力，向結構調整要空間，從這個結構來說，我們還是堅持兩分法辯證地看待上述的這三個特殊時期，我們計劃它，緊緊應對挑戰，同時也把它看作是機遇，看作是轉方式、調結構、促改革這樣一個機遇。而處理好這樣一個重要階段，中國經濟就能夠再續輝煌。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