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開放與國際關係和諧
馬克思指出，歷史不斷前進，經過許多階段才把陳舊的生活形式送進墳墓。世界歷史形式的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喜劇。歷史是人民創造的。“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狀態固然可能減少國與國之間的矛盾與衝突，但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偏見，難以促進國際關係和諧，難以形成歷史的喜劇。人民之間的交流是真正的和平途徑之一。開放雖然可能引起國際關係緊張，但隨著人民間交流的不斷增加，人民間的理解和相互依賴也會不斷加深，從而最終促進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走向和諧。
一、開放與認知調整
國際關係是國家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不同國家對外政策相互影響的產物。人民群眾是國際關係的主體。但是，不同人物在歷史舞臺上扮演的角色是不一樣的。在充分肯定人民群眾歷史主體地位的同時，我們不應該忽視歷史人物的關鍵作用。在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過程中，傑出人物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任何一個國家對外政策選擇範圍所受到的許多限制，起源於該政府內的個人的感覺和觀念。”事實上，在歷史上一些關鍵時刻，偉大人物的核心作用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丘吉爾的堅強不屈精神，鼓舞了英國人民抵抗法西斯德國計程車氣；周恩來的高超外交技巧與充分和解態度，奠定了萬隆會議成功的基礎；毛澤東和尼克松的睿智與魄力，打破了中美關係對抗的堅冰；鄧小平和卡特的遠見與果斷，實現了中美關係的正常化。因此，很多著名國際政治學者認同傑出人物對國際關係的決定性意義。基辛格認為，個人是外交事務和歷史事件的重要決定因素。如果回顧一下歷史，就會發現個人特質的重要性。如果沒有周恩來，美國對中國的和平表示就不會奏效；如果沒有薩達特和梅厄或達揚，就不會有中東地區爭端的解決。克雷格等也指出，個人不僅能夠對外交政策的制定產生影響，而且能夠對國家之間的關係，甚至國際體系的結構產生影響。對此表示懷疑的人，只需回顧一下1985年戈爾巴喬夫執政以來的所作所為，便會心服口服。
然而，人是社會中的人，人的行動不可能脫離其所處的社會環境。歷史人物對重大事件的決策，雖然要受到很多客觀因素制約，但也會受到決策者個人主觀因素的影響。韋伯認為，直接影響人們行為的不是觀念，而是現實的和想象的利益。但是，經由“觀念”所造就的“世界影像”卻往往像扳道工一樣，決定被利益驅動的行動的執行軌道。無論多麼好的事物，如果不能被人感知到，也就失去了好的意義。在外交決策過程中，客觀事物本身不能自動躍入決策者的眼簾，而是需要決策者去知覺，去感受。即使客觀事物對外交決策具有重要的制約作用，如果決策者沒有感受到該客觀事物，或者即使感受到了卻認識不到其重要意義，該事物對決策的影響也就等於零。“一個實體，此處指個人，與環境發生聯絡的一種途徑就是透過個人對環境的認知。個人對世界的認知會對決策產生影響。真正的實際存在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決策者對它的看法。國內和國際環境提供的可能性和或然性，只有被決策者感覺並理解到時，才會影響計劃和決策。”因此，真正影響外交決策的不是客觀環境，而是被決策者認知了的“主觀環境”。這種“主觀環境”可能與客觀環境非常吻合，也可能與客觀環境相去甚遠。現實主義的一個基本假定是，人是理性的行為者。但是，理性行為的意義來源於對外部世界的客觀認知。然而，在紛繁複雜的世界裡，即便一個完全不受情緒左右、十分小心謹慎的人也會根據極端模稜兩可的證據做出判斷。“主觀環境”與客觀環境相吻合的程度，是受到外界環境與認知者的認知過程的雙重製約的。能否正確分辨這些模稜兩可的資訊，取決於認知者認知的過程、態度和能力。
社會認知是個體主動地創造自己行動框架的過程，是主觀反映客觀的活動。在這個活動過程中，存在一些影響認知的主觀因素。在《國際政治的知覺與錯誤知覺》一書中，羅伯特·傑維斯從認知相符、誘發定勢、歷史學習等方面進行了系統分析。他認為，相符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強烈的認知傾向，即人們傾向於看見他們預見到的事物，傾向於將接受到的資訊納入自己原有的影像中去。認知者接受資訊是有取捨的。這種取捨不是以客觀事物的真實狀況為依據，而是根據認知者的既有認知體系。認知者有意無意地疏忽與既有認知不一致的資訊，接受與既有認知相一致的資訊，以避免既有認知出現整體性和根本性變化，從而產生“認知固化”現象。在國際關係中，這樣的現象經常出現。一旦政治家形成了對另一個國家的某種看法，即使面對大量與此不相符的資訊，他也會堅持這種看法。同時，認知者傾向於將接觸到的資訊附著到自己的既有影像之中去，主動尋找證據來證明自己影像的正確性，從而形成所謂的“預言自證”。傑維斯指出，無論什麼導致了知覺傾向，都會出現如下結果：如果一個行為體預期某種現象出現，他就可能把一些模稜兩可的刺激物視為這種現象。如果一個行為體確信某個物體會存在，那麼只要很少一點資訊，或者是與這個物體多少有點相似的資訊，他就會相信自己看見了這個物體。此外，認知者還會將外在現象與自己當前正在處理的事物聯絡起來，以當前直接關注的事物去感知和解讀外在的刺激因素，這就是所謂的“誘發定勢”。誘發定勢可能使認知者將完全不相干的事物聯絡起來，使重要的資訊被疏忽，從而導致認知錯誤。因此，要預測一個人從某些證據中得出的結論，我們往往需要知道這個人正在關注什麼問題，需要知道他最近接收到了什麼資訊。最後，認知者還會從自己的親身經歷中汲取養分，根據歷史上發生過的類似事件判斷客觀現實中的問題，從而對認知產生一定的影響。
社會認知過程中的種種現象表明，認知形成後是不容易改變的。但是，這並不是說認知是完全無法改變的。認知的拒變力不僅與認知者的觀念體系有關，而且與認知者的認知結構有關。觀念體系越嚴密，認知解釋力和吸納力就越強，認知拒變力就越大。對於具有開放意象的人來講，新資訊、矛盾的資訊或者不斷變化的資訊都與現存的意象發生關係，並且能把這些資訊變得適應現實。認知過程越閉合，接收的新資訊、矛盾的資訊就越少，認知失調的可能性就越小，認知就越不容易改變。相反，認知過程越開放，接收的新資訊、矛盾的資訊就越多，認知失調的可能性就越大，認知就越容易改變。在國際關係史中，有些錯誤認知導致的國際衝突就是由於認知者彼此缺乏有效的溝通渠道造成的。當中國透過印度將自己的警告轉達給美國政府時，美國政府錯誤地認為這只是中國的虛聲恫嚇，從而在兩國關係中增添了極不愉快的一頁。過早地關閉了兩國談判的大門，所以兩國的邊界戰爭最終變得不可避免。可見，極度或過早的認知閉合是導致錯誤認知的一個重要原因。正如羅伯特·傑維斯指出的，行為體如果不瞭解對方對國際關係的認知，也不瞭解對方，就無法認知對方從自己的行為中會得出什麼結論。如果行為體不能正確地判斷對方的認知，或者認為人的知覺只是受到直接刺激因素的影響，那麼這個行為體就會認定自己知道對方怎樣看待自己，而這樣的認定會是錯誤的。
事實表明，國家間的交流與溝通是減少錯誤知覺、形成正確認知的有效途徑。新中國建立後，由於種種原因，美國對中國的認知存在很大的誤區。尼克松訪華開啟兩國交流的大門後，這種現象逐漸發生了變化。1972年4月，在中美巴黎渠道的安排下，美國參議院兩黨領袖率團訪華。訪華回國後，民主黨領袖曼斯菲爾德在報告中說道：百聞不如一見。過去25年來，美國人民沒有看到中國多少東西，而那百聞的東西所常常包含的巨大歪曲逐漸變成了美中兩國間20年來的隔離局
面，這是美國曆史上最不幸的篇章之一。可見，國家之間加強交流對於糾正錯誤知覺、形成正確認知非常重要。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開放打開了國家間、民族間相互認知的大門，是促進國際關係和諧必然的、有效的路徑。
二、開放與文明並榮
人類歷史是多文明的歷史。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長河中，由於大多數古老文明已經湮沒在歷史的流沙中，因此歷史上究竟存在過多少文明仍然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但是，世界是由多元文明構成的卻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根據亨廷頓的說法，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主要文明有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西方文明，除了這5個文明之外，或許還應加上拉丁美洲文明，可能還有非洲文明。此外，有些學者還將東正教文明從西方文明中區別開來。這是亨廷頓為了研究的需要而劃分的8個主要文明。事實上，世界上還存在過和存在著眾多大大小小的非主要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各種文明潮起潮落，興衰榮枯，共同推動著人類文明史的演進。可以說，當今世界各種文明都是在歷史上各種文明的滋養下成長起來的，都包含了歷史上各種文明的積極因子，是不同文明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不管是已經消失還是仍在承續，這些文明都為人類文明的發展做出了貢獻，都應該得到人類的共同尊重。“文明終有終結。”不錯，文明興衰榮枯是自然的規律。但是，文明的終結是文明向一個更高的階段發展，是一個自然的歷史過程，而不是一種文明對另一種文明的強力取代。在世界上推廣所謂的“普世文明”，只能導致文明的衝突和國際關係的緊張，是必然要失敗的。近現代文明發展史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事實上，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世界上並沒有發展出什麼普世的文明。所謂的“普世文明”不過是西方工業文明的獨特產物，其基本理論假設無非是非西方文明對現代化存在消極作用，非西方社會要想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全盤接受西方的文明。因此，這實際上是西方文明優越論的表現。然而，現代化道路並不是單一的，西方的現代化模式也並非完美無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要吸收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但絕不是全盤照搬。事實上，正如亨廷頓指出的，在全球邁向現代化的歷史程序中，非西方社會在沒有放棄它們自己的文化和全盤採用西方價值、制度和實踐的前提下，能夠實現並已經實現了現代化。實際上，西方化幾乎是不可能的：非西方文化對現代化造成的任何障礙在其對西方化造成的障礙面前都顯得蒼白無力。從根本上說，世界正在變得更多現代化，更少西方化。可見，多文明共生並榮是實現人類文明大同的必然選擇。
文明偏見是文明和諧共存的嚴重威脅。作為一種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文明偏見在各種文明中都存在，只不過程度有輕有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在中華文明中曾經形成的“夷”“狄”觀念，就有文化偏見的影子。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中國封建統治者將文明程度較低的民族視為“夷”“狄”，在禮儀規制上將其置於末等位次。“聖王之制，施德行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甚至在中國已經落後於西方的清朝後期，封建統治者仍然將西方國家視為夷狄。在西方，文明偏見更加嚴重。賽義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寫道：在西方人頭腦中，“語言和種族密不可分，‘好的’東方只屬於印度久逝的古典時期，而‘壞的’東方則徘徊於當今的亞洲、北非的某些地方和整個伊斯蘭地區”。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美國的自由、民主、人權是最完美的，其他文明則存在很多缺點。在美國總統的觀念中，各民族、各種族都處於不同等級之中。在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心目中，希臘人是倔強的人民；印度人是可笑的人民，不值得信任；越南人落後；中國人什麼事情都滿不在乎，愚昧無知，對人命損失毫不動心。冷戰結束以後，文明偏見仍然非常嚴重，特別是在西方文明與穆斯林文明之間存在著深深的偏見。亨廷頓認為，在移民問題上，歐洲人最為關切的是穆斯林移民。他還引用一位美國記者的評論寫道：在法國，很少有人擔心來自東方的入侵——畢竟波蘭人是歐洲人和天主教徒。絕大部分人既不懼怕也不輕視非阿拉伯的非洲移民，敵意大部分是針對穆斯林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在西方世界引起的巨大轟動，又何嘗沒有表露亨廷頓們對儒家文明和伊斯蘭文明所抱的深深成見呢？
歷史上，由於文明溝通和交流比較困難，產生文明偏見是正常的事情。但是，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將文明偏見與使命觀念結合起來，以自己的觀念和制度為標準來判斷其他文明的行為，甚至想以之改造其他文明，從而引起了文明間關係的緊張和衝突。斯特林·約翰遜指出，“從歷史上講，美國人擁有這種信念，即美國過去是、現在還是世界上最好的國家。”他們認為，“不僅美國理想的信念過去是、現在對美國還是正確的，而且對其他國家也是正確的。因此，為了使美國的命運得到傳播，要麼是勸告，要麼是強迫弱國接受這些信條，文明由此帶給了非文明國家。”
封閉容易引起文明的誤讀和偏見。文明偏見的根源，不在於文明的優劣，而在於文明的誤讀。湯因比指出，文明包含著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東西。文明是個非常複雜的綜合體，涉及文化、語言、宗教、習俗等多方面內容。不管人們怎樣界定和感知文明，文明比我們想象的要複雜得多。因此，對文明的認知並不是很容易的，即使身在一個文明內部也難以領悟該文明之奧祕和精髓。亞歷山大·溫特指出，在非語言交流的情況下，信任只有在長期的合作行為之後才可能建立起來。在溝通交流不暢的情況下，文明之間形成理解與信任是困難的，而產生隔閡和偏見則是容易的。在彼此孤立隔絕的狀態下，文明之間形成理解與信任是不可能的。對此，尼克松指出，雖然美國與中國人民具有歷史性的友好關係，我們很多根本利益不存在衝突，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猜疑和意識形態方面深深的鴻溝。
開放可以架起文明對話的橋樑。亨廷頓在《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文版序言中說，我所期望的是，我喚起人們對文明衝突的危險性的注意，將有助於促進整個世界上“文明的對話”。根據傳播學的觀點，資訊傳遞過程中處理的環節越多，資訊失真的可能性就越大，產生誤解的可能性也越大。直接對話與交流有助於克服“資訊過濾”現象，是消除誤解與偏見的主要途徑。1955年在印度尼西亞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可以稱得上不同文明間的集體對話。參加會議的29個國家至少涉及亨廷頓宣稱的當代主要文明中的4個。會議最初火藥味非常濃，特別是一些南亞、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宗教信仰和民族政策存有懷疑和誤解。錫蘭總理科特拉瓦拉連臺灣在哪裡都不知道，卻大談臺灣問題，說臺灣和大陸的語言不同，就像英語和法語一樣，荒謬地建議託管臺灣四五年。最後，透過有關國家會上會下的溝通和交流，懷疑和誤解得到消除，會議取得了圓滿成功。中美關係解凍後，透過交流和溝通，一些美國政界要人也改變了對中國的誤解和偏見。1972年4月，美國參議院共和黨領袖斯科特訪華。透過在中國的耳聞目睹，他回國後特別表示，他已退出了院外援華集團，因為中國“不是一個侵略的民族”。
開放打開了文明互相學習的視窗。人類文明的興衰史表明，一種文明的學習能力越強，應付挑戰的能力就越強，生存能力也就越強。事實上，世界上各種文明都有自己的長處，也都有自己的不足。透過交流和學習，取長補短、揚長避短，是文明承續和繁榮的必要途徑。正如羅素在《中西文化比較》中指出的，不同文明的交流過去已經多次證實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鑑希臘，阿拉伯參
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模仿阿拉伯，而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效仿拜占庭帝國。中華文明和印度文明之所以綿延不絕，就是因為這兩大文明具有強大的學習功能，能夠海納百川，廣泛吸收其他文明的優秀成果。可見，文明不是在封閉的狀態下發展起來的，文明的繁榮也不可能在封閉中實現。此外，文明間的開放不僅可以為開展學習和交流提供渠道，而且可以為消除對立和懷疑提供途徑。正如德國學者哈拉爾德·米勒在談到中印文明時指出的，如果這兩個國家都進一步開放和加強交流，那麼印度和中國的對立就會不斷減弱，甚至逐漸轉向相互間富有成果的、不受安全困境方面的因素損害的合作關係。因此，文明要想承續、發展、繁榮，就必須主動開放，在積極應對外部環境的挑戰中相互學習、求同存異，以推進文明的共存和並榮。
三、開放與相互依存
相互依存是人類存在的基本方式，就是指彼此之間的依靠。它雖然古已有之，但是範圍狹小、程度不高，不易為人們所覺察，更沒有引起人們重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範圍不斷加深和拓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後，隨著世界市場的逐步形成，相互依存的範圍逐漸拓展到全球。正如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的：“資產階級，由於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來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此後，全球範圍內的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隨著跨國公司的迅速發展，世界各國間的經濟聯絡更加密切。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將世界分裂成兩大陣營的局面結束了。在新技術革命的推動下，世界正在變成“地球村”，不同國家人們的相互依存程度空前加深。特別是核恐怖均勢的形成、環境問題等全球性問題的出現，使人類在很大程度上真正結成了一個生死與共的利益共同體。
相互依存是多層面的。相互依存理論提出之初，主要是從經濟角度論述國際社會相互依存現象的。庫珀等人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20多年來，在貿易、資本和技術作用下，發達國家的經濟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經濟問題的重要性不斷上升，傳統的高階政治和低階政治的界線已經被打破。隨著跨國公司、國際組織等的發展，國家不再是國際社會唯一的行為體。經濟相互依存推動全球政治經濟一體化，形成一個無國界的地球共同體。庫珀等人的思想雖然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新變化，但從經濟自由主義出發得出的有些結論偏離了國際政治的現實。在此基礎上，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提出了“複合相互依存”的思想，從聯絡渠道、議事日程和軍事作用三個方面建構了一個複合相互依賴的分析模式。他們提出“脆弱性”和“**性”兩個概念，認為相互依存有對稱性相互依存和不對稱性相互依存。因此，相互依存不僅僅是相互交往，而是需要涉及重大利害關係；相互依存不總是互利的，也會出現相害的現象；相互依存不僅會導致合作，也會產生衝突。複合相互依存理論將相互依存從經濟領域拓展到政治等其他領域、從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拓展到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相互依存，從而大大拓寬了相互依存理論的分析層面。格哈特·馬利指出，相互依存是一種複雜的跨國現象，包含國家之間多層次、多方面的互動模式，併產生明顯的**性和脆弱性。基辛格也曾從通貨膨脹、饑荒、失業和能源危機等方面強調大西洋兩岸相互依存的意義。可見，相互依存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而且是安全、政治、環境和文化等眾多層面的；不僅僅是發達國家之間的，而且是發展中國家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
相互依存有利於世界和平。對於世界和平來說，相互依存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可能引起國家利益爭端，增加衝突和戰爭的可能性。20世紀60年代以來各國之間貿易摩擦的增多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然而，相互依存之所以可能引起衝突和戰爭，主要是因為相互依存的不均等性。在不對稱相互依存中，一些國家利用其他國家相互依存的**性和脆弱性增加自己的權力，維護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甚至踐踏公認的國際關係基本行為準則。另一方面，它又將各國緊密聯絡在一起，為各國互利共贏地實現權益提供了條件，減少了戰爭的可能。
首先，核恐怖均衡下的相互依存抑制了世界大戰的爆發，維護了全球和平。核恐怖下的相互依存不是互利相互依存，而是生死相互依存。這就是說，一方的生存以另一方的生存為條件，一方的死亡以另一方的死亡為代價。為了自己的生存，有關國家必須尊重別國的生存。冷戰期間，美國和蘇聯雖然在全球各地激烈爭奪霸權，但是終究沒有發展成為一場新的世界大戰，核恐怖均衡下的相互依存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生態問題下的相互依存將各國命運緊密地聯絡在一起，可以抑制國家之間的利益爭端。隨著地球溫度升高、生物物種減少、自然災害增多等，生態環境問題成為世界各國越來越關注的問題。生態環境的共享性，使世界各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欠發達國家都不可能在環境問題上獨善其身，也使任何國家都無力單獨解決生態環境問題。為了人類的生存，更是為了自身的生存，各國必須合作應對，從而對國家間的利益爭端產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最後，經濟全球化下的相互依存增加了戰爭的成本，也增加了實現利益的可能選擇，有利於抑制戰爭。由於各國經濟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戰爭變成了一種既損人又害己的行為。戰爭不僅會打擊敵對方的經濟，而且會打擊自己的經濟。在經濟重要性日益上升的背景下，以戰爭方式解決爭端可能變得無利可圖，甚至得不償失。同時，各國可以透過貿易手段在國際市場上獲取原料、銷售商品、傳播文化，戰爭作為獲取利益的工具的重要性已經下降。這些都使國家選擇用戰爭解決爭端的可能性減小，從而有利於實現和平。此外，在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各國的政治聯絡更加密切，相互影響更加明顯。一個國家政治不穩定會給周邊國家政治穩定帶來壓力，一個國家內部的民族問題會在其他有類似民族問題的國家引起連鎖反應，一個國家內外政策的變化會對其他國家產生影響。為了維護本國社會政治穩定，各國會更加相互支援彼此維護社會政治穩定，從而有利於世界和平穩定。
開放推動相互依存均衡發展。霍夫曼指出，相互依存就是社會的相互滲透，它既是一種條件，也是一個過程。相互依存的範圍和程度是隨著人類活動範圍的拓展而不斷擴大和加深的。相互依存形成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全球化的過程。溫特認為，分工會加大行為體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會加強它們的共同命運。當前的相互依存就是以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不平等分工為基礎的，是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不對稱的。但是，不均衡的相互依存是歷史形成的。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中，各國融入世界經濟的方式和程度是不一樣的，發達國家佔了優勢。20世紀60年代以來，一批發展中國家透過主動融入國際經濟體系獲得了初步發展，給不平等、不公正、不合理的國際經濟舊秩序造成了一定的衝擊，發展中國家在原料價格的確定上基本贏得了主動。事實表明，不對稱的相互依存是在發展中國家被動開放的過程中形成的，是在發展中國家主動開放的過程中被逐步修正的。因此，面對經濟全球化的新浪潮，發展中國家只有主動融入進去，積極開放，聯合應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改革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才能推動相互依存朝均衡、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從而促進世界共同發展與繁榮，進而促進世界走向安定與和諧。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