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開放與國際關係緊張
開放就是不同國家間的相互作用，就是不同國家間的利益重組。正是不同國家間這種相互作用和利益重組，構成了國際關係。在這個過程中，由於利益的有限性和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態，各國競逐利益的行為可能引起國與國之間關係的緊張。誠如保羅·肯尼迪所言，由於國家間的無政府狀態和競爭性，過去五百年的國際關係史往往就是一部戰爭史，或者至少是一部備戰史。
一、開放與權力轉移
所謂權力轉移，在權力轉移理論的創立者奧根斯基看來，就是指國際關係權力等級體系中最強的權力擁有者和它之後的次強權力擁有者的易位，也即權力等級地位的變化。簡而言之，權力轉移實際上就是大國的興衰更替。歷史上，大國興衰的過程就是權力轉移的過程。
根據權力轉移理論，國際社會不是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是處於等級結構狀態。全球社會是一個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各個地區也存在金字塔式的等級結構。在每個等級結構中，都有一個處於塔尖的主導國，處於其下的是大國，再下面是中等國，處在最底層的則是小國。在這些等級結構中，由於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不同國家的力量朝著兩個方向發展：崛起與衰落。崛起與衰落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後就會引起主導國與崛起國之間權力的重新分配，從而導致權力轉移。在1958年出版的《世界政治》一書中，奧根斯基認為，雖然大國權力分配有差異，但是由於工業化和現代政府效率的影響，後起大國非常有可能和以前的大國出現權力持平，從而引發權力轉移。
關於霸權興衰的原因，一些學者進行了探究。在《大國的興衰：1500—2000年的經濟變化與軍事衝突》一書中，保羅·肯尼迪從歷史的視角分析了霸權興衰更替的原因，認為技術進步、人口變化和經濟增長是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量，並且提出霸權過度擴張導致霸權衰落的觀點。在《國際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一書中，羅伯特·吉爾平也從經濟政治的角度分析了國際體系變革的原因。他指出，一個社會一旦達到了擴張的極限，在維持自己的地位和阻止最終的衰落方面就會面臨巨大的困難。此外，它開始遭遇農業或工業生產的邊際效益。內部和外部的變化增加了消耗及保護和生產的存本，它開始遭遇嚴重的財政危機。它的經濟、技術和組織技巧的擴散，削弱了它對其他社會的比較優勢，尤其是對處於體系邊緣的社會。另外，那些崛起國享受較低的成本、上升的資源回報率和後發優勢。體系內衰落國家與崛起國家的不同增長率遲早會產生關鍵性的權力再分配，從而導致體系的不平衡。
毫無疑問，國家力量變化的關鍵在於國家內部的發展。但是，外部因素對國家發展也具有重大影響。吉爾平指出，霸權國家的經濟、技術和組織技巧擴散也會對後發展國家的發展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不僅如此，國家之間的聯合對於國際戰略力量的消長變化也會產生重要影響。權力轉移理論強調國家內部發展的作用顯然沒有錯。但是，它忽視了外部聯絡的影響。在權力轉移理論中，內部增長如此重要，以致“權力轉移”概念最初就是指國家內部發展的過程，即經歷從不發達到發達的轉變。
權力轉移理論是解釋和預測大國間戰爭與和平的理論，其“興趣在於解釋重大戰爭”。與均勢理論相反，權力轉移理論不贊成國家之間權力的均衡分配有助於保持和平，而是認為政治、經濟和軍事能力在競爭性國家集團之間均衡分佈加大了戰爭的可能性。為了分析權力轉移與戰爭的關係，權力轉移理論家提出了“權力持平”的概念。他們認為，權力持平是指潛在挑戰國的發展達到了主導國力量的80％以上的一個階段，當挑戰國的力量超過了主導國的20％時，持平階段就結束。權力轉移理論認為，持平階段大國間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增加，特別是當出現力量超越時，衝突最有可能發生。如果在競爭者之間發生衝突，那麼只有當競爭者之一處在超過另一競爭者的過程中，他們才會發生衝突。但是，這也並不意味著衝突一定會發生。顯然，這個過程是衝突的必要條件，不是充分條件，因為它也可能在沒有衝突的過程中發生。因此，權力轉移理論還引入了一對概念：滿意和不滿意，認為“權力持平”和“對現狀不滿”是發生體系轉換戰爭危險的決定性因素。對現狀滿意的國家沒有挑戰既有國際權力結構的慾望和動機，對現狀不滿的國家則想改變既有的國際權力結構。可見，在權力轉移理論家看來，當權力持平與對現狀滿意相結合時不會發生戰爭，當權力持平與對現狀不滿意同時出現的時候，最有可能發生大國間的戰爭。
摩根索指出，像所有政治一樣，國際政治就是權力的鬥爭。無論國際政治的終極目標是什麼，權力總是它的直接目標。在國際政治中，追求權力是一種比較正常的狀態。在追求權力的鬥爭中，出現衝突是難以避免的。但是，衝突是否上升為戰爭特別是大國間的戰爭，存在很多制約因素。雖然權力轉移不是大國戰爭的充分條件，但是它仍然存在著引起大國戰爭的可能性。有學者指出，權力轉移以及由此產生的“不滿”和“挑戰”，至少是導致國際關係中難以避免的衝突和戰爭的基本原因之一。問題不在於權力轉移是否會引起戰爭，而在於如何避免權力轉移引起大國間戰爭。均勢模式是防止戰爭的途徑之一。但是，歷史上也出現了均勢失靈的情況，兩次世界大戰就是沉痛的教訓。對此，權力轉移理論開出了自己的藥方。該理論認為，當處於劣勢的國家與處於優勢的國家之間的國家能力不平衡時，和平保持得最好。這樣，對於主導國來說，儘可能延緩其他國家發展不失為明智的選擇。顯然，這並沒有跳出霸權穩定論的窠臼，不過，它反映了國際關係的部分現實。
誠然，任何一種國際關係理論都不可能解釋所有紛繁複雜的國際現象。權力轉移理論也是如此。修昔底德在分析伯羅奔尼撒戰爭的原因時指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的斯巴達的恐懼。”這對於認識今天的國際關係仍然是很有意義的。吉爾平指出，每一次權力轉移都是透過霸權戰爭解決的，霸權戰爭重建了國際系統中的平衡。國家力量的興衰確實會引起有關國家的緊張，但並不意味著崛起國就是戰爭發動者。在權力轉移過程中，主導國和崛起國都有可能成為戰爭發動者。即使崛起國滿足現狀，即使它不挑戰主導國的任何既有利益，主導國也有可能透過各種方式阻止崛起國的崛起程序，以保持主導國與崛起國的力量差距。
權力轉移理論強調國內增長對權力轉移的意義，認為內部增長是國家權力最重要的來源。但是，權力轉移理論假定主導國不能阻止其他國家的內部發展，認為如果國際現狀不能幫助一個國家發展，它仍然能夠在孤立中發展。事實上，在經濟全球化不斷髮展的背景下，國際社會對國內發展的影響是非常重要的。從長遠來看，世界市場經濟鼓勵透過國際體系來擴大經濟增長。透過貿易、海外投資和技術轉讓，財富和經濟活動趨於從舊的經濟增長中心向新的中心擴散。由於享有後發優勢，這些新的中心往往取代並超過原生中心。從這個意義上說，開放可能推動權力轉移。因此，主導國可能會在其他國家開放的過程中設定障礙，從而引起國家間的矛盾和衝突。
二、開
放與文明衝突
文明衝突論是冷戰結束以後最富爭議的國際政治理論之一，是哈佛大學教授塞繆爾·亨廷頓提出來的。1993年，他在《外交》季刊夏季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文明的衝突？》的文章，對冷戰結束以後國際政治鬥爭的正規化進行探討。1996年，他又出版了《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系統闡述了文明衝突理論。根據亨廷頓的理論，在冷戰後的世界中，全球政治在歷史上第一次變成了多極和多文明的。文化和文化認同——在最廣泛的層面上是文明的認同，正在變成冷戰後世界上結合、分裂和衝突的模式。文明衝突論甫一出籠，就引起了國際政治學界的廣泛爭論，批評者有之，讚譽者也不少。這充分表明了文明衝突論的影響。
事實上，不管文明衝突論是否符合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的現實，文明間存在衝突仍然是人類歷史的不爭事實。從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來看，“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在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中，世界上存在過的各種文明都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正是不同文明相互交往和相互作用，推動了世界歷史的最終形成。但是，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既是一個不同文明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也是一個充滿矛盾和鬥爭的過程。在人類文明史上，文明內部和文明之間的衝突屢有發生。從1096年到1291年，西歐基督教國家為了奪回聖城耶路撒冷，先後對地中海東岸國家（主要是伊斯蘭教國家）發動了8次征戰，時間持續了將近兩個世紀。從1618年到1648年的三十年戰爭也是由宗教意識形態的分歧引起的。1946年，印巴分治也打上了印度教和伊斯蘭教爭端的鮮明烙印。馬克思在論述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時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髒的東西”。新航路的開闢，開啟了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歷史程序，也開啟了全球範圍文明衝突的歷史程序。“文明之間斷斷續續的或有限的多方向碰撞，已經讓位於西方對所有其他文明持續的、壓倒的和單方向的衝擊。”隨著美洲印第安人村莊被消滅，隨著歐洲移民的大量輸出，殖民主義犯下的絕不僅僅是政治罪行，而且還是文化罪行。“在歐洲擴張的過程中，安第斯文明和中美洲文明被有效地消滅了，印度文明和伊斯蘭文明連同非洲文明一起被征服，中國受到滲透並且從屬於西方的影響。”資本主義文明是建立在對其他文明血腥征服的基礎之上的，資本主義文明史是用血與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從1492年哥倫布在海地建立第一個殖民據點到1511年迭戈·貝拉斯克斯佔領古巴，西班牙殖民者在加勒比地區進行了長達19年火與劍的征服歷史。在對加勒比地區進行征服的幾十年內，有1200萬～1500萬印第安人被殺害。可見，隨著人類活動地域的不斷拓展，文明之間及文明內部的衝突時有發生。
文明衝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亨廷頓從6個方面進行了概略的分析：①文明之間的差異不僅是真實的而且是基本的；②世界正變得越來越小；③世界各地的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過程正在將人們從長期的本土認同中分離出來；④西方的雙重作用促進了文明意識的增長；⑤文化的特徵和差異比政治和經濟的具有更少的易變性，因而也更不容易妥協和解決；⑥經濟地區主義正在增長。值得指出的是，文明衝突論的邏輯起點是冷戰結束後出現的“多文明的世界”，亨廷頓提出的這些理由是在解釋冷戰結束後文明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因此，即便這些理由充分正確，它也不能完全解釋文明之間衝突的原因，更何況這些理由還顯得不是那麼充分。正如倪世雄教授指出的，有些理由從根本上講並非文化事項，這些原因是暫時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它們所指向的是統一的全球主義而不是狹隘的文化主義。
亨廷頓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不同文明國家和集團間衝突的根源是那些總是產生集團間衝突的東西：控制人民、領土、財富、資源和相對權力，也就是相對於另一個集團對自己所能做的而言，將自己的價值、文化和體制強加於另一個集團的能力。文明衝突的原因是非常複雜的，既與歷史、宗教、文化、習慣等抽象事物相聯絡，又與人口、領土、資源、財富等現實利益相交融。1857年，英國殖民者發給印度士兵塗有牛油和豬油的子彈，引發了印度民族大起義。19世紀中葉，外國公使進駐北京給中外關係橫生了許多枝節。20世紀90年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對華人權提案問題上屢敗屢戰，等等。這些既為文明衝突論提供了註腳，也為國家利益爭端提供瞭解釋。事實上，文明不同於國家。它不是一個政治實體，不具備國際和國內行為能力。誠如亨廷頓所言，“由於文明是文化而非政治的實體，因此它們本身並不維持秩序，建立公正，徵收賦稅，進行戰爭，商定條約或者做政府做的其他任何事情”。所以，文明衝突只能以國家或民族為載體，將文明衝突與國家衝突截然分開是困難的，國家之間發生衝突的原因大都有可能引起文明衝突。
矛盾是同一性中的鬥爭性，沒有同一性就不可能有鬥爭性。文明衝突的發生必須有一個大前提，這就是文明的相遇。在不同文明彼此孤立的環境中，文明衝突是不容易發生的。只有在不同文明相互交往的過程中，才有可能產生矛盾和發生爭鬥。事實上，文明之間可能衝突的範圍是隨著文明間交往範圍的擴大而擴大的。最初是文明內部的爭鬥，後來才是文明之間的爭鬥。亨廷頓將文明間關係的演變分為三個時期：遭遇、衝擊和相互作用。遭遇是指公元1500年前的文明關係。在這個階段，不同文明由於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彼此之間的交往基本不存在或非常有限，文明間衝突的範圍大多數侷限於文明內部，不同文明之間有限的交往與衝突是交織在一起的。衝擊是指公元1500年開始西方文明對世界上其他文明的影響。西方文明崛起後，由於科學技術革命的發生，自然條件對人類交往的限制減弱了，文明間的交往迅速增多。西方國家憑藉先進科學技術將自己的足跡踏遍全球，透過征服和滲透控制了整個西半球以及亞洲、非洲的重要文明。相互作用是指1990年以後國際社會形成了6個以上的世界。隨著西方文明的衰落和亞非拉地區的發展，不同文明間相互作用取代了西方對亞非拉的控制，每個文明都將自己視為世界中心，文明間衝突將主宰全球政治。從文明間關係發展的三個階段可以看出，文明間關係演變的歷史與世界歷史的演進是同一個過程，文明間關係演進的歷史就是各文明超越自身疆域限制走向全球的歷史，就是文明間互相開放的歷史。隨著文明交往範圍的擴大，隨著文明開放程度的加深，文明間的關係發生了變化，文明衝突的方式也在發生變化。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開放是文明之間發生衝突的重要背景。
三、開放與經濟紛爭
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社會生產的基礎。人類要生存，首先就必須吃飯穿衣住房子，然後才能進行其他活動。由於自然因素的制約，任何地方都不一定能夠提供附著於其上的人們所需要的全部生活資料。為了生存，人們必須在更廣闊的範圍內尋求財富，獲取資源。這就可能引起資源、資金、知識、市場和貿易爭端。
馬克思指出：“勞動並不是它所生產的使用價值即物質
財富的唯一源泉。正像威廉·配第所說，勞動是財富之父，土地是財富之母。”可見，資源是創造財富的必要前提。豐富而良好的資源狀況是國家富強的基本條件，一個資源不能自足的國家是難以發展成為綜合國力大國的。德龍和威廉森認為，在高昂的運輸成本條件下，自然資源的可得性是新產業或者新技術得以引入的基本前提。尤其是對19世紀後期的本土鋼鐵工業而言，煤和鐵礦石的儲量是國家經濟發展壯大的必要因素。資源豐裕的英國和德國在此階段實現了鋼鐵產業的迅速成長，從而奠定了工業強國的堅實基礎。相比之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義大利由於國內煤礦儲量的缺乏導致落後的產業結構，經濟發展水平也大大遜色於其他歐洲強國。然而，地球上資源的分佈是不均衡的。石油是現代社會一種非常重要的戰略資源。但是，超過1/3的可採石油儲量集中在中東地區。事實上，其他資源的分佈狀況也大體如此。這就勢必引起各國對資源的爭奪。誠如吉爾平所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如果一個不太能自給自足的蘇聯在世界市場上向美國挑戰，爭奪有限的資源，這就將（且肯定將）變成一種不穩定因素。如果蘇聯的石油生產下降或蘇聯進入世界市場，可能會改變目前的形勢並提高經濟緊張的程度”。
在分析資本對於經濟增長的意義時，劉易斯指出，經濟增長是與人均資本的增加相關的；在人均國民收入沒有增長的社會中，每年的投資不到其國民收入的4％或5％，而進步經濟的投資每年都在12％以上。在傳統農業社會，發展生產對資金的要求相對不高。在近現代工業社會，經濟增長與資金投入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絡，資金投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根據羅斯托的“起飛”理論，資本積累率的提高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和重要前提，一個國家要實現“起飛”就必須有足夠的資本積累。沒有一定的資金投入，就難以擴大生產規模，也難以改進生產技術，更難以實現工業化。事實上，大多數國家在發展的初期面臨資金困境，資金投入難以切實保障。錢納裡和斯特勞斯的“雙缺口模型”表明，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儲蓄缺口和外匯缺口，從而形成投資約束和外匯約束，影響經濟發展。對於絕大多數國家來說，從國際市場引進資金成為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歷史上，幾乎所有發達國家在其發展的早期階段也都是以國外資金來補充國內儲蓄不足的。在17和18世紀，英國向荷蘭借債；在19和20世紀，英國幾乎向世界上其他每個國家貸款。現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美國在19世紀時也曾大量借款，以後又成為20世紀的主要債權國。但是，相對於發展中國家發展資金普遍不足的現實，國際市場上的資金也不一定能夠滿足其發展需求。因此，發展中國家在引進外資時可能會形成競資現象，發達國家也可能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附帶種種不合理的條件，從而引起國家間的摩擦和爭端。
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越來越細，社會生產越來越複雜，知識對經濟發展的意義越來越大。知識是推動經濟發展的決定力量，包括技術知識和社會知識。其中，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對經濟發展的意義尤為重大。自從工業革命以來，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始終在於一系列為投資和經濟擴張提供新機會的技術創新。據美國《商業週刊》報道，1948年到1982年34年間，在促進國民生產總值增長的諸因素中，技術革新和工人的技術素質大約佔一半，對勞動力的教育佔1/3，資本裝置佔15%。進入21世紀，隨著知識經濟的迅猛發展，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核心權力，對創新性的價值生產模式和新知識的領先擁有，已經變得甚至比鋼鐵、煤炭和水泥等傳統經濟權力基礎更為關鍵，技術創新是先進工業化國家實力增長最重要的來源和主要動力。同時，社會知識對經濟發展的意義也進一步顯現，生產要素的組織方式和配置模式成為影響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劉易斯指出，經濟增長既取決於關於事物與生物的技術知識，又取決於關於人以及人與其同胞的關係的社會知識。在這方面一般都強調了前者，但是後者也同樣重要，因為增長對學會如何管理大型組織或創造有利於經濟努力的制度的依賴，和對培育新種子或學會如何建造大壩的依賴是同樣的。
然而，知識研發是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對於國家發展來說，學習國外先進知識是實現現代化和迎頭趕上的捷徑和必由之路。歷史上，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都首先經歷了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階段，並透過技術引進獲得經濟發展的最初動力。發達國家也普遍經歷了一個學習和引進先進知識的過程，即使當今世界上科學技術最發達的美國也不例外。在建國初的100年裡主要是依靠大量引進先進的歐洲技術和裝置完成其工業化程序的。其他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歷程也大體如此。英國在歐洲的技術領先地位，首先主要不是依靠自己的大量發明，而是依靠率先利用其他國家的發明；日本則是依靠有選擇地採用其他國家創造的思想和技術迅速進入現代世界的。但是，發展中國家引進發達國家的先進知識也不是一帆風順的。基於對知識重要性和自身發展經驗的認識，發達國家經常在知識轉讓過程中設定障礙，以實現其技術控制。此外，智慧財產權爭端也日益成為有關國家爭論的一個重要話題。
社會再生產包括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四個環節。對於商品生產者來說，一種商品生產出來以後，必須拿到市場上去銷售以實現其價值。如果銷售不了，價值就不能實現，商品生產的迴圈就會受到影響甚至中斷，擴大再生產就更加困難。因此，商品銷售是確保社會再生產順利進行的重要環節，貿易是實現財富的主要渠道。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一方面，隨著生產力的提高，商品的供給能力增強；另一方面，由於經濟不發達，人們的購買力有限，商品有效需求不足，從而形成供過於求的局面，導致商品價值不能實現，社會再生產難以順利進行。對於發達國家來說，由於生產能力強，人口相對較少，也存在商品有效需求不足現象，從而影響了商品價值的實現，制約了社會再生產的擴大。可見，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需要到國外拓展銷售市場，從而可能引起市場爭奪。
重商主義的重要代表托馬斯·曼認為，國內貿易僅是財富的相互轉讓，對外貿易才有助於財富的增加。因此，對外貿易才是國家致富的手段。就財富增加而言，國內貿易只是社會財富在國內不同利益體之間的分配，國家財富的總量並沒有增加。而國際貿易不僅能夠實現財富，而且能夠增加財富，賺取外匯。劉易斯指出，在經濟活動水平較低時，為國外市場生產往往是使一個國家走上經濟增長之路的轉折點。對於經濟發展面臨“雙缺口”困境的國家來說，發展對外貿易的意義更加重大。然而，“雖然從絕對意義上講，當一個人透過市場經濟獲取財富的時候，其他人也都會相應有所受益，但總有一些人得到的東西要略多些。起碼在開始的時候，市場的趨勢是將財富聚集在某些群體、階級或國家地區”。正是國際貿易的這種財富轉移功能，使有些國家想方設法限制進口、鼓勵出口，從而可能引發有關國家的貿易戰，導致國家間關係緊張。正如托馬斯·曼所言，貿易雙方的利益遠非和諧。在國際貿易中，一國之所得為另一國之所失。因此，各國都利用政策手段來保護本國利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