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7章
從1912年到1919年，發展最快的是紡織業、麵粉業等輕工業，始終就只有輕工業發展最快。張謇成為民族工商業的楷模。著名的實業家還有周學熙和榮宗敬、榮德生兄弟。張謇甲午科狀元，授官翰林院編修，一進翰林院就等於這一輩子吃香的喝辣的了，翰林院為國家儲才之地，像曾國藩、李鴻章這些人都是從翰林院出來的，進了翰林院幾年就能升到個三四品，然後一二品就上去了。結果張謇幹了100多天，回家做買賣去了。這是晚清最著名的狀元實業家，中了狀元不當官，自己做買賣，實業救國，而且他是晚清立憲派的首領。
翰林院是朝廷考議制度、詳正文書、諮議政事的機構，翰林官的主要活動多為朝廷日常性工作。能夠直接進入翰林院的，是科舉進士名列前茅者。
土地情結很深重
這個時期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只是處於“短暫的春天”，有很大的侷限性，表現在它帶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特徵。當然，民族企業中，重工業基礎薄弱，沒有形成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民族資本與外國資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
儘管如此，辛亥革命期間，資產階級雖然不是革命的直接參與者，卻是革命的支持者，上海的商人就跟同盟會領袖建立了聯絡。在不同的城市，資產階級的態度也有不同，有些地方，資產階級比較活躍，有些地方，資產階級則採取觀望態度。
袁世凱同孫中山的衝突爆發後，資產階級需要考量自身利益。他們必須小心翼翼，不敢公開表示親近或敵視誰。動盪的局面讓資產階級變得短視。中國資產階級從產生起，其革命性與妥協性總是相伴相生。
在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佔絕對優勢，一些資本家和地主在向近代工業投資的同時，不放棄土地或其他封建剝削。電視劇《橘子紅了》裡的老爺在城裡面有買賣，鄉下還有橘園一大片，如果賣了橘園，把錢投資在工業上不是更好嗎？但他認為土地最保險，最起碼，地價肯定是不斷地漲，不可能有跌的時候。萬一工廠經營不下去了，我就把工廠給賣了，絕對不會把地賣了。他就沒想過戰爭一旦爆發了，土地沒法揹著跑，工廠的機械裝置裝船運走，到了大後方租幾間房又能幹起來。小日本一來，這地就全都沒了，所以中國人的土地情結很要命。你看比爾？蓋茨再有錢，不會說拿著去搞房地產。中國的民族資本發展不起來，“以末置財，以本守之”，造成了在發展中缺乏資金。
第7節新思潮在湧動
復古那一把火
帝國主義列強是不支援袁世凱稱帝的，袁世凱印了日曆送給各國使館，日曆上寫的是中華帝國洪憲元年，人家都不要，人家就要民國五年的日曆。尤其是日本最反對袁世凱稱帝，因為日本認為袁世凱一稱帝中國就統一了，中國統一對於日本是不利的，它希望中國鬧哄哄的才好。中國政治上的混亂局面，迫使先進知識分子加快腳步尋找新的出路。資本主義經濟短暫的發展，西方啟蒙思想進一步被介紹到中國，辛亥革命後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為了抵制和對抗民主共和的理念，袁世凱掀起尊孔復古運動。
1913年後，袁世凱接連發布《尊孔令》、《祭孔令》，並組織了“中華民國”首次官祭孔子的活動。袁世凱並非粗人一個，他知道要把經過革命震動的舊秩序重新穩定下來，鞏固獨裁統治，單靠恐怖手段是不夠的，還必須盡力使人們不再相信革命。他要與民主主義學說對抗，趕走這洪水猛獸，剔除社會動盪不安的思想根源。袁世凱處心積慮地要抑制時代潮流，他所使用的武器，便是經過他改良的孔孟之道。
袁世凱認為忠孝節義四者為中華民族的特性，為立國的精神，他還親自跑到孔廟拜祭。據當時的記者報道，完全是舊時代帝王尊孔祭天的翻版。袁世凱從始至終，三跪九叩不敢有任何懈怠。藉此機會，不少遺老遺少替袁世凱復闢帝制唱讚歌。袁世凱自己也就理直氣壯地“順天”而為。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出任大總統，段祺瑞擔任國務總理。黎叔是湖北人，參與了北洋水師對日的作戰，曾多次去日本考察，後隨張之洞回湖北，參與訓練新軍。當年黎元洪對革命萬般仇恨，不斷企圖肅清附近的革命活動，殺害革命黨人。武昌起義後，革命形勢陡轉直下，黎元洪躲了起來，最後還是被革命黨人找到。革命黨人正在物色一個蜚聲中外的領袖人物做統領，黎元洪剛好就是他們要找的人選。
出於對革命成果的震驚和不合作就會被處決的脅迫，黎元洪擔任了湖北都督，後來在南京政府中任職。黎元洪出任總統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美國要求中國參戰。日、美兩國都希望能夠操縱中國參戰而達到控制中國的目的，日本極力拉攏段祺瑞，美國支援黎元洪，國務院同總統府之間展開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府院之爭。段祺瑞甚至透過張勳復辟帝制，以求達到自己掌權的目的。但是復古不過是一股逆流，擋不住革新的呼聲，張勳復辟很快夭折。孫中山把國會和約法看作共和國的真諦，舉起了護法運動的大旗。
護法運動指1917年-1918年，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黨人為維護臨時約法、恢復國會而聯合西南軍閥共同進行的反對北洋軍閥獨裁統治的鬥爭。
思想自由，相容幷包
中國自被西方列強開啟大門後，就被動地經歷著撞擊帶來的劇痛。海防時期，魏源開其端緒，徐繼畲接受新知識之濫觴，提倡研究地理之學。洋務時期，學習西方的技術練兵為先，後期洋務論轉而成為時務論。維新時期，革新從朝廷轉向民間普遍宣傳，人人都感覺有改革之必要。但治其標不治其本。三民主義，集中國文化和世界思潮之大成，對科學主義迎頭趕上，對民族主張心理建設。新文化運動主張全盤西化，介紹西方文藝、哲學、經濟，瞭解西方文化，卻對中國社會認識不清。
民族資本主義發展，工業化更進一步，先學人家的什麼？技術！結果甲午一戰證明光學技術不好使，同樣的洋槍快炮，同樣的鐵甲戰船就是幹不過小日本，於是開始學制度。學制度又有問題了，君主立憲也好，民主共和也好，這麼好的制度怎麼一拿到中國來就變樣？君主立憲各國都搞，到中國弄出個預備立憲皇族內閣，搞共和。大總統來一個下一任總統由我指定。先進的中國人就開始琢磨，最該徹底改變的是中國人的思想。
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新青年》，標誌著新文化運動的興起。與袁世凱的復古思想相對立，西方民主、科學思想是新文化運動的指導思想。蔡元培先生任校長的北大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活動基地。
1898年創辦的京師大學堂，維新變法後，慈禧太后沒把它廢除。1912年民國建立後，京師大學堂更名為國立北京大學。老師都是前清的舉人、進士或翰林，上課主要教“學而優則仕”，學生讀書的目的是將來出來做官。那時候的北京大學跟衙門差不多。北大有一個特別有名的教授，精通九國語言的辜鴻銘先生，他本身就是一個傳奇。辜先生是出生在南洋的華僑，在西洋上學，太太是日本人，多年擔任張之洞的幕僚，畢生效忠清廷，一直到民國都沒剪過辮子。他自己講：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娶在東洋，仕在北洋。辜先生認為納妾、纏足，都是中國的國粹。他見到英國人就拿英語罵，見到法國人拿法語罵，見到德國人就拿德語罵，北大一幫洋教授都被他罵得服服帖帖，成為北大一景。
後來蔡元培先生來到北大任校長，蔡元培先生前清中過進士，進過翰林院，也是最早加入同盟會的會員，可謂學貫中西。論舊學進翰林院四書五經倒背如流，論新學也不遜於人，更兼推翻清廷的革命元老。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蔡先生就是教育總長，“德智體美勞”就是他提出來的。蔡先生到了北大擔任校長，要改造北大，提出思想自由，相容幷包，你講什麼都行，只要有人聽，你就有課堂。青年學生是愛聽尊孔尊皇呢，還是民主科學呢？顯然是民主科學。這樣一來北大就變成了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基地。
北大在蔡元培任校長前，開校務會多半講英語，預科教務會更是全部講英語，不懂英語的中國教授像聾子一樣坐在角落，痛苦萬分。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後，教務會發言一律改為國語。外國教授反對，蔡元培針鋒相對地回答：假如我在貴國大學教書，是不是因為我是中國人，開會時你們就講中文？從此，大會發言，一律說國語。蔡元培任校長期間的北京大學，可謂“思想自由，相容幷包”。
新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反對專制，提倡科學反對愚昧。新文化運動反對愚昧，愚昧是產生專制的唯一土壤，秦始皇以法為教，以吏為師，實行愚民政策，因為秦始皇懂得知識越多越反動。新文化運動提倡新道德反對舊道德。舊道德是指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傳統道德，孔子真可憐，一會兒被人捧起來稱為“大成至聖先師”，萬世師表；一會兒被扔到地下，踏上一萬腳，永世不得翻身。
“在中國思想史上，1898年和1919年通常被認為是與儒家文化價值觀決裂的兩個分水嶺。1898年的改良運動，是一部分接近皇帝的高階知識分子在制度變革上的一次嘗試。而以1919年五四運動為標誌的徹底的‘新文化’思想運動，也被看成是對傳統道德和社會秩序的一種攻擊。後一運動的領導來自中國新近現代化的大學和中學。除了反對帝國主義之外，它的目的是建立一種清除了過去中國封建遺留物的科學和民主的新文化。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已明顯地從對傳統價值核心的懷疑，轉向對它的徹底否定。”
引自《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