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桂系軍閥的撤兵對紅軍的突圍終究是有意義的。如果桂軍不從興、全、灌一線撤走，如果桂軍撤走後，薛嶽能夠及時接替劉建緒部在零陵至黃沙河的防線，使劉部迅速南下，填補桂軍所遺防地，那樣，湘江戰役對紅軍造成的後果就更加不堪設想了。
三、借刀殺人，重重封鎖
湘江血戰時，薛嶽在界首以北不到100公里的東安、黃沙河一帶佈防，由於紅軍沒有向此方向進擊，所以薛部並沒有直接參加戰鬥，有點像“隔岸觀火”。
11月30日晚，薛嶽接到在全州阻擊紅軍的劉建緒部二十八軍參謀長的電話，始知紅軍已於當天下午5時左右全部透過全州與興安間地區，正在向西行進。
廣東陳濟棠、廣西李宗仁、白崇禧見薛嶽親率的中央嫡系部隊五個師只是在後面追，卻從未同紅軍打過硬仗，反應十分強烈，認為老蔣把中央軍佈防於湘南地區，而未對紅軍跟蹤追擊，是要把紅軍趕進兩廣，“借刀殺人”，“居心險惡”。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毫不掩飾地指出：在江西第五次“圍剿”中，“中央的戰略部署卻將缺口開向西南，壓迫共軍西竄”；“而蔣先生卻屯兵湘北，任共軍西行，然後中央軍緩緩南下，迫使共軍入桂”。紅軍強渡湘江，“當共我兩軍正打得血肉模糊之時，中央追兵卻在湘中一帶作壁上觀”。這裡說的中央軍、“中央追兵”，當然是指薛嶽的部隊。
兩廣將領所說的並非空穴來風。其實，蔣介石給薛嶽的“長追”任務就是如此，借追擊紅軍而進入大西南，削弱地方軍閥勢力。據蔣介石侍衛室主任妟道安回憶，早在10月間，蔣介石在南昌調兵遣將時，藉口紅軍可能去西南，就把他策劃已久的組織參謀團入川的計劃乘機拿了出來，決定以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為主任率參謀團進駐重慶，統帥川黔各部配合反共。
表面上，薛嶽在前方率部追剿，其實幕後指揮人仍是蔣介石。粵湘桂邊區封鎖、追堵紅軍的部署和戰役，自始至終都是蔣介石親自在南昌指揮的。在派系林立下的國民黨政權，牽涉到三四個省十個軍(粵軍兩個軍、湘軍三個軍、桂軍兩個軍、薛嶽所率嫡系三個軍)三四十萬兵力的規模，即令蔣介石親自出馬也是不可能。因此，始終是以南昌行營這套機構在那裡敷衍行事。
薛嶽也有他的苦衷與壓力。曾任薛嶽第六路軍總司令部上校參謀的李以劻回憶“追剿”紅軍的文章中寫道：“中央軍與地方軍反共本質雖一樣，但對紅軍作戰方針不同。粵、湘、桂軍只要紅軍在粵、湘、桂不是久留創立根據地的話，也可送送迎迎，而中央軍薛部沒有境域觀念，任何時候都要死拼，否則就有被撤職查辦的危險。”
湘江之戰後，粵軍、湘軍、桂軍紛紛向蔣“報捷”，蔣介石也對粵軍在延壽之役、桂軍在灌陽和新圩之役、湘軍在全州、覺山之役的表現表示滿意，給予論功行賞。薛嶽見之，頓生妒意，他想自己的部隊從江西到湖南，天天跑路，落伍遍地（據統計，落伍的傷病員有9000餘人），疲於奔命，到頭來，功勞全被地方軍佔了，他憤憤地說他們“車大炮”，“湘、桂軍不是我們中央軍監視壓迫他們，一仗也不會打呀！”
對於中央軍和地方軍的不力，蔣介石心裡明白，但也無可奈何。在蔣身邊的幕僚閒談時總說，追堵部隊誰也不願猛追強堵，怕接近紅軍被紅軍反擊捱打，採取的是“送客式的追擊，敲梆式的防堵”。蔣軍不得人心，士氣不振，於此可見一斑。
然而，蔣介石對薛嶽仍是十分重視的，在戰役過程中，戰報雪片飛來，一般由侍從室主任閱後，凡屬重要的才交給蔣閱。侍從室知道，薛嶽的來電是不能積壓的，他們一旦接到薛電，必須第一時間轉給蔣介石，不能拖延。即使薛嶽部在湘南未直接參加戰鬥，原歸其率領的周渾元部，這次也沒有大的戰鬥，但惟該部搶先佔領道縣，使紅軍行動受阻，達成戰略任務，蔣介石也同樣給予周渾元嘉獎，這無形中算是對薛嶽部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