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37年底到1939年初，國共兩黨關於大黨問題的談判，無疑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史上最耐人尋味的篇章。
在這一時期，兩黨內部對信仰、領袖、權力統一問題的處理，又為後世留下了咀嚼不盡的話題。
1938年年初，國民黨進行的“四個一”的宣傳，從利益上分析，可以看出它帶有明顯的全面吞併對方的意味。然而，這樣一個龐大的計劃。自它開始萌動，不善操作的弱點從來都不曾被克服過。
共產黨人從來不乏操作的行家。2月9日，王明以毛澤東的名義起草的關於批駁國民黨“一個黨”主張的談話在《新華日報》上發表，該文明確表示：“中共決不放棄政治信仰、決不放棄共產黨組織”。“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的反擊再次奏效。
國民黨的這種“一個黨”的宣傳，顯然違背了國共合作的宗旨。2月10日，蔣介石約見了周恩來。周恩來當然明白蔣介石約他談話的用意，一坐下便展開攻勢，“《掃蕩報》等報刊這種宣傳，是一種不計後果的蠢動。限制信仰是十分錯誤的。”
蔣介石只好回答這個問題：“我在信仰問題上不欲對各方加以限制，先總理說共產主義和三民主義並不矛盾，我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反對。至於你說的報刊上的言論，並不代表國民黨，自然不能代表我個人。我對各黨派都無意取消，我不贊成一黨政權。我希望的是各黨派融為一體。”
周恩來機警地問道：“是不是組織你提出的同盟會？”
蔣介石說：“我是說共產黨可以加入國民黨，成為一個派別。兩黨存在，總不免衝突和競爭，你們共產黨講策略，隱蔽在國民黨內來求自己的發展，不是一種很好的策略嗎？將來的國民黨內部，最革命、最能幹的也就成了最基礎的。當然，國民黨也可以改變名稱，黨內可以有不同的派別嘛。”周恩來答曰：“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我看只能從聯合中尋找出路。”
蔣介石脫口答道：“可以研究。”
周恩來心裡有了底，卻說：“我們黨內對《掃蕩報》這種作法很反感。”
陳立夫在一旁打圓場道：“蔣總裁已經批評了《掃蕩報》，要求各報以後不再登這種文章了。還可以考慮這種辦法，在兩黨外組織一個三民主義青年團，兩黨都可加入。”
周恩來回敬道：“我們研究研究再說。”
從這一事件中，我們能看出點什麼呢？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攻勢，事先不報告總裁，連組織部長陳立夫也不知曉。可能嗎？很可能。從蔣介石和周恩來的答對中。可以看出，蔣先生作為一個政治領袖，顯得太隨意了。對信仰這樣重大的問題就這樣隨意，何況其它？一個黨只能有一個信仰。怎麼能允許下面存在不同的派別呢？很顯然，蔣介石這番話不是因戰事不利用腦過度導致的“失言”。重溫一點國民黨的“派系史”，不難明白這一點。在1938年春，國民黨內部至少有這樣幾個派別：以汪精衛為首的元老派，以陳氏兄弟為首的CC派，以宋子文為首的英美派，以桂系、閻錫山為首的地方實力派。以上幾個派別，在忠於蔣介石的黃埔派的維持下，才勉強保持一種均衡，一種面子上的一統天下。這些派系在面對利益時，則免不了相互攻訐。國民政府在抗日戰爭期間自始至終的矛盾表現，其政治根源正在這裡。汪精衛後來能在南京撐出一個局面，沒有派系存在這個事實，實在難以想象。
費正清在《美國與中國》一書裡這樣寫道：“國民黨領袖們在取得政權以後的二十年中變成了保守派，日益關心於保護權力。這是歷史最古老的政治現象之一。”“他們當初並不是像西方國家的總統或總理的繼承者們那樣，按照人們所接受的方式。透過現成的途徑而獲得政權的，而是要在思想和方法上臨時隨機應變。因此他們覺得可以很容易把他們的思想適應於他們的需要。”
美國人費正清接近了問題的實質，但沒有完全把它表現出來。中國在1911年以前的兩千年裡，也有權力承繼的程式，簡單地說就是兒子繼承父親的皇權。在這種古老的政體中？一切之所以顯得有序，在於這樣一個基礎：全體國民都以皇帝的思想、意志、信仰為自己的思想、意志、信仰。蔣介石作為一個統治者，他的權力無法像西方那樣以法律固定和保證，同時又失去了皇帝所有的可以當作遺產承傳的對於民眾不容懷疑的權威。到了1938年初，民國的憲法尚是一部草案，靜靜地躺在孫科的紫檀木檔案櫃裡，維持國家機器正常運轉的條例法規，不是權宜之計，就是應付之作。它們可以根據需要被隨心所欲地改動。一旦遇上內亂和外敵入侵，這樣的政權便進入了發發可危的險境。能把這樣一個千瘡百孔的國家機器帶出危險的力量源泉，只能是統一的信仰，不會再有別的東西了。
可惜，蔣介石和他的夥伴在他們敗退臺灣前，對這一點都沒引起足夠的注意。從他們歷次黨的會議決議中，很難發現可以根治這種絕症的良方，聽到的只是一片對異黨的謾罵和驚呼聲，而沒見純潔白身的醒世恆言。
蔣介石對於如何鞏固既得的權力，要算是一個專家了。他建立軍統，得到了軍權在手的可靠保證。他建立中統，也得到了黨的總裁不再旁落的果實。但是，最重要的信仰問題卻被他忽略了。
發生在這個時期的，國共合作關係史上另一個重大事件從另一面說明蔣介石對信仰問題對鞏固政權重要性方面的無知。1938年初，國民政府改組軍事委員會，下令設軍令、軍政、軍訓、政治四個部。陳誠被任命為政治部部長。蔣介石要中共領導人周恩來擔任政治部副部長。
蔣介石的日記裡，沒有為後人提供他做這件事的心理動機。
政治聯合的常識告訴我們，即便蔣介石要履行諾言，在政府部門中為中共領袖留職位，留的決不會是這種有職有權閃著燦燦金光的寶座。日後，他批准設立了參政院，為毛澤東、董必武等五位共產黨領導人留位置這一事實足以證明，蔣介石並不在這些領域缺乏手段。據陽翰笙回憶：蔣介石提出讓周恩來這樣眾望所歸的人物當空頭副部長，是為了裝潢門面。這也可作一說。是不是蔣介石對周恩來十分賞識才有此舉呢？不好說。要麼這是蔣介石使的離間之計？也缺乏根據。乾脆存疑算了吧。陳誠親自登門，周恩來堅辭不出。
行政院院長孔祥熙表示要周恩來到行政院任職後，派副院長張群上門相邀，周恩來婉言謝絕了。
周恩來為什麼持這種態度？道理似乎很簡單：他是共產黨員，是有組織的。他的生命都屬於黨，宣誓的時候舉過拳頭。他不能超越自己的組織。
1月中旬的一天，蔣介石發話了：政治部副部長非周恩來不可。今天看來，蔣介石此舉似乎執意要檢驗一下中國共產黨組織是否真的嚴密到了水潑不進的程度。周恩來答曰：“我做副部長可能引起兩黨摩擦，恐不妥。”如果不是電文有誤，周恩來用“引起兩黨摩擦”相拒，顯得沒說服力。兩黨合作期間，周恩來出任副部長只能表明兩黨合作的親密程度，何來摩擦之慮？但是，周恩來在外交場合能江郎才盡到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詞嗎？仔細品味，便知“摩擦”得很有道理。不是嗎？你把這個肥缺給我，必遭盯著這個職位的眾多的人的忌恨，他們目的達不到。對你這個總裁敢怒不敢言，還不是遷怒於我，遷怒於共產黨？而能企盼這個職位的人、肯定又是有相當能量的，為洩奪宮之恨，他們能不製造摩擦？蔣委員長不依不允：“你不要怕摩擦。可以避免摩擦。政治工作方針是加強部隊，發動民眾。副部長職權可以明確規定，能負其責。編制人事還沒商定，都可以商量嘛。康澤可以共事，不致搗亂。”從這番話裡可以看出，蔣介石理解了周恩來所說的“摩擦”的內涵。還可以看出蔣介石對政治信仰的遲鈍。他明知政治工作是加強部隊，發動群眾的武器，卻把這樣一個武器送給了和他有不同信仰的共產黨領導人周恩來，這不是發熱病燒糊塗了嗎？
1月21日，中共代表團依照組織程式向中共中央報告了這一情況。未見有中央答覆可與不可。2月1日，新政治部開始工作後，中共代表團再電中共中央：“我們認為，孔樣熙為主和者．行政院方面應謝絕；政治部屬軍事範圍，為推動政治工作、改造部隊、堅持抗戰、擴大我黨影響，可以去擔任職務。如果屢推不幹，會使蔣、陳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使反對合作者的意見得到加強。”這無疑又是共產黨善於操作的又一明證。共產黨從來沒有忽視思想和組織方法的重要性。
然而，這樣一個顯然正確的建議，卻沒有立即被中共中央採納。周恩來被同意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是一個月以後的事情。
毛澤東和張聞天為什麼不立即同意周恩來當這個副部長呢？難道他們就沒想到事情拖到對方失去耐心另行任命而丟掉這絕好的機會嗎？這個新政治部2月1日掛牌營業時，周恩來到沒到職，至今仍是一個歷史盲點。如果他到職了，這行為就是“邊斬邊奏”。如果沒到職，至少也在口頭上表示同意了，否則就是蔣介石強人所難下的命令。
國民黨關於“四個一”的宣傳告一段落後，中共代表團接令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混亂”，只有在搖滾樂的歌詞裡才變成了被歌頌的物件。一般情況，政治家總是青睞“秩序”。晚年的毛澤東曾留下這樣一句傳世名言：“天下大亂才能達到天下大治”，然而誰都明白這句話產生於一個非常時期，毛澤東最終的目的仍是“秩序”。1938年的春天，他希望獲得“秩序”的心情肯定比幾個月後希望得到江青的愛情更迫切。在謀求生存的時期裡，必須只能有一個聲音。可是，這時候的聲音實在太多了：王明到武漢後，立即發表《對時局的宣言》一文，遷就國民黨，服從中央政府，提出什麼“七個統一”，強調什麼“運動戰”、“陣地戰”，講什麼“工作重心應該集中力量保衛大武漢”。怪不得蔣介石這麼慷慨大方，讓周恩來出任什麼政治部副部長了。如果再在“四個一”問題上全線退卻，下一步就該舉手投降了。必須開個會，哪怕爭吵一番，這個會必須開。
於是，中共黨史裡便多了“三月政治局會議”這個詞。然而，這個會議仍沒解決統一思想的問題。雖然張聞天、任弼時的發言很旗幟鮮明，但王明的觀點仍有不小的市場。王明還是談政治問題的權威，周恩來、博古仍持“十二月會議”的觀點。最後，仍是打個平手，各幹各的。毛澤東、張聞天不失時機地指示各地積極建立、擴大、鞏固抗日民主根據地；王明仍在武漢寫文章鼓吹自己的觀點。讓毛澤東、張聞天感到苦惱的是，無法與王明展開公開的鬥爭。五年後，張聞天回憶道：“事實上從王明到武漢後，我們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之下，曾經同他的路線在許多具體問題上，在中央內部進行了必要的鬥爭，直到六中全會。但是，我們對於王明同志等某些錯誤的鬥爭，在這個時期內始終限制在中央內部，在公開的刊物上、會議上，我們沒有限制過他們宣傳。他們在武漢《新華日報》上的一些重要文章，我們《解放》週刊一律照登。”鬥爭沒有結出果實，難言之隱就無法清楚。6月初，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就已經列印成形，《新華日報》卻遲遲不予刊登。8月6日，毛澤東給王明和何凱豐發過這樣一份“抗議電”：“致參政會賀電，《新華日報》改易了一些文句，與我發致該會及在《解放報》發表的不符，對外顯示了一點分歧，似不甚妥。爾後諸兄如有意見請先告後方，以便發表時一致。”
對比毛澤東在這些“小事”上的“斤斤計較”，可以看出蔣介石似乎從來不懂“千里之堤，潰於蟻穴”的道理。
“三月政治局會議”同意周恩來出任政治部副部長，隨後，王、周、博三人再返武漢。
二
王明等人返回武漢後，於3月24日，以中共中央名義，向國民黨方面提出如下設想解決兩黨關係：第一、實行共同綱領；第二、恢復大革命時期的國共合作方式；第三、建立一種包括各黨派在內的民族革命聯盟。顯而易見。中共傾向於第三種解決辦法，在這份提案中，強調民族革命聯盟應依據下面三個條決辦法，在這份提案中，強調民族革命聯盟應依據下面三個條件：第一，各黨、各派、各團體擬定一統一戰線綱領，作為各方宣傳行動共同遵守的方針；第二，由各方代表組成一自上而下的，即中央與地方的統一戰線組織，以規劃抗日救國的大計和調整各黨派、各團體間的關係；第三，參加此聯盟之各黨派，仍儲存其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這一提案，算是中共對三個月前蔣介石那句“可以研究”的一種答覆和迴響。然而，這顯然不是國民黨所要的東西。在蔣介石看來，“共產黨要尊重本黨，服從領導，國內現存一切黨派，都必然消融於三民主義之下。”中共的提案當然被國民黨方面束之高閣了。，國民黨這時候正在組織國民參政會，試圖用各方人士參政議政的民主方式，對政府作有限度的改良。同時，他們又決定建立三民主義青年團，試圖從控制青年入手，以便將來達到消融各黨的目的。
在此期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了《抗戰建國在此期間，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又通過了《抗戰建國綱領》。現在看來，這份綱領無疑是一種戰時“烏托邦”，根本無法實現。但是，在當時的中國，這份綱領無疑於一縷和熙的春風，吹得各方人士心旌搖盪。只用看看第二十六條，就可以明瞭這一綱題的實質了。“在抗戰期間。於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與以合法之充分保障。”
恰在此時，“臺兒莊大捷傳出，舉國若狂，京滬淪陷後籠罩全國的悲觀空氣，至此一掃而空。”(《李宗仁回憶錄》)這一抗戰初期第一個大勝仗確實為中國人長了臉，日第十師團戰報有如下描述：“此放與狹窄的散兵壕內，重疊相枕，力戰而死之狀，雖為敵人，睹其壯烈亦為之感嘆。曾使翻譯勸其投降，應者絕無。屍山血海，非獨皇軍所持有。”前線將士英勇得讓敵人都讚不絕口了，中國還能沒有救？
中共中央在這時也準備“贊成成立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主張。既然認定抗日戰爭是持久戰，希望正在青年身上。何況三青團的建立“可能有助於幫助共產黨對國民黨施加影響”。共產黨又一次看到了問題的實質。這些事後來不了了之了。它留給後人的，只是國民黨政府當時在思想上、行動上部很混亂的感覺。作為戰時政府，這種混亂註定要引起某種崩潰。公佈《抗戰建國綱領》卻不真心實意執行，想吞併其它黨派卻又無行之有效的辦法，混亂只能加劇。這種混亂日後被日本人成功地利用了。可以這麼說：日軍能在南京扶起汪精衛政權。與國民黨內部思想上的嚴重分歧大有關係。
4月裡，共產黨方面反倒先出了大事。
清明節前的一天，張國燾放出風說他想去祭祭黃帝陵。毛澤東、張聞天等人得知這一情況後，並沒產生更多的想法。個在政治上栽了大跟斗的政治家，發發思古之幽情，排遣一下心口積下的鬱悶。太正常了！張國燾在《我的回憶》裡，把他在延安的“危險處境”作了誇張性的描述，認為毛澤東等人準備把他打成“託派”。甚至於消滅他的生命。4月2日，張國燾離開延安去祭黃帝陵。《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的黨內報告大綱》這樣寫道：“4月2日，張國燾以祭中部黃帝陵為名，不經中央允許，自行跑到西安，與當地要人接洽，備受他們的優待與保護。住西京招待所兩天，不住八路軍辦事處。只是當他7日決意逃跑，登上當地要人所備專車時，才用電話找林伯渠同志至車站談話。談話時。企圖以造謠汙衊挑撥離間的手段破壞黨內團結。中央在接到林伯渠同志報告後，即估計他已走上了脫黨的道路。但為最後挽救他，故即致電武漢中央同志，尋找他，勸導他，促其覺悟，回黨工作。”真的開弓沒有回頭箭嗎？這樣猜想，實在太低估了政治家的韌性。如果張國燾在4月7日已經決定叛黨，他的“自白書”應該早發表十餘天。如果他在西安已和“某要人”談妥了自首的事情，周恩來、王明等人就無法在武漢找到他了。歷史沒有留下張國燾被找到後，周、王、博三人苦口婆心勸他回延安的詳細記錄。張國燾對共產黨的絕望，正產生於這場談話之後。張國燾在4月14日晚上哭訴了些什麼呢？他是不是對組織一個反毛的黨內聯盟尚存一線希望呢？一個人徹底否定半生為之奮鬥的東西，需要勇氣，也需要時間。甚至需要經歷一個半推半就的過程。4月15日，張國燾正式拒絕再回延安。第二天，周恩來陪張國燾去拜見了正為徐州戰事忙碌的蔣介石。據史料披露：張國燾在蔣介石面前表示“在外糊塗多年”。具體這次談話談了些什麼，談了多久，又是一個謎。蔣委員長對張國燾的表白似乎缺乏興趣。沒有承諾張國燾所需要的東西。這一點，張國燾在和周恩來回八路軍辦事處的路上的表現可以證明。他一路上講的都是對政治的厭惡，走至半路，又逃脫了。是日夜，周恩來又派人將張國燾找到，嚴正告訴他：“兩種辦法供你選擇。第一，回延安等候組織處理；第二，你留下一份自動脫黨的字據。”王明和博古又講了些什麼，無法猜度。張國燾答道：“共產黨糟透了，國民黨也糟透了！我願意暫時脫離政治生涯。”
16日夜，中共代表團向中央報告這一情況後待別提醒道：不應對四方面軍的人偏見。
1─7日，中共中央決定開除張國燾的黨籍。
5月6日，張國燾發表《張國燾敬告國人書》。對共產黨進行攻擊。之後，他並沒有脫離政治生涯，旋即被委任為軍統局特種政治問題研究室少將主任。
張國燾的叛逃，對延安的工作影響甚微。他舉足輕重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作為毛澤東的一個政治對手，在他叛逃前就已經成為一隻“死老虎”，剩下的只是一些關於他全盛時期的傳說沒過多久，這些傳說變成了很好的反面教材。
5月6日，王明、周恩來致電中共中央書記處說：三青團問題日漸具體化，對這個問題不能長期緘默。更不宜無條件贊助。
原來這個程式還在運轉著：國共兩黨對青年的爭奪尚在繼續。5月12日，毛澤東、張聞天等覆電指出：我們首先承認，三民主義青年團，為國民黨青年團，為國民黨候補黨員性質的組織。我們的目的是，一、使三民主義青年團實質上成為各階級、各黨派廣大革命青年的民族聯合；二、經過三民主義青年團去改造國民黨，一方面以青年固的力量推動國民黨進步，另一方面經過它使大批革命青年加入國民黨，發展與鞏固國民黨內部的革命力量。
蔣介石當然不會讓毛澤東實現這個目標。徐州失守後。他已經意識到了黨內有派的種種弊端，開始考慮整黨問題。4月29日，為整齊黨內步伐，蔣介石下令取消黨內派別小組。三青團剛剛成立，他自然重視這個組織的純潔性。隨著國民黨主力從徐州撤退，保衛大武漢已經不再是喊喊口號的問題了，在日機頻繁的襲擾中，蔣介石不得不把整黨的想法暫擱一邊，全力考慮軍事問題。6月1日，蔣介石在武漢召開最高軍事會議，決定豫東作戰略撤退，並祕密決定決黃河之堤以阻敵前進。
在軍事上已被迫出此等塗炭生靈之下策，可見當時局勢之危。
6月3日，讓蔣介石和毛澤東都哭笑不得的事件發生了。這一天，國民黨中央監委會作出決議：恢復陳獨秀、張國燾、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等二十六人國民黨黨籍。當天，毛澤東等七入電告國民黨中監委：國共兩黨雖在政治上已告合作，但組織上兩黨關係是否恢復到民國十三年之辦法並沒商定。且此案事前並末通知與徵求本黨中央及各人意見，今鄭重宣告不予承認。請將此聲明於明日見報。”
國民黨中監委此舉，無疑是希望造成“一個大黨”的部分現實。可是，這個“天才”的設想時運不濟，被當事人拒絕了。客觀上，毛澤東等人的宣告使國民黨蒙受了巨大的名譽損失。幾天後，國民黨中央被迫發表宣告撤銷此案。
國民黨中監委步伐比蔣介石慢了不止半拍。黨內步調一時無法一致，還表現在黨內各個機構間缺乏協調統一的平衡物。5月31日，國民黨中常委透過的《關於對黨外各種政治團體及其分子之態度的決議》明確指示：對於那些不放棄原有主張，確人本黨三民主義為最高準繩的團體和其分子，應嚴予取締。可以看出，中常委又比蔣介石走快了一步，已露出對共產黨無法化解的敵意。根據國民黨中常委的決議，6月3日，也就是個監委決定恢復毛澤東等人國民黨黨籍的當天，陝西省黨部下令解散了西安十三個救亡團體，逮捕了各團體領導人。6月9日，《新華日報》對此事作出反應，要求消除隨便捕人、亂封團體、亂禁書報的現象，但沒把問題歸為國民黨的上層，認為“主要原因是由於地方政治的黑暗”。
四天後，在西安主持工作的林伯渠向毛澤東、張聞天報告：西安一些頑固分子以反共代替抗日，企圖造成對日妥協，是否應在陝甘寧邊區問題上略作讓步，以阻止妥協局面出現。毛澤東答覆說：“這些反動行為並不足怪，亦不必驚惶，指出他們違反中央意志，違反抗戰建國綱領，使之孤立。目前邊區採取的一些辦法，不過為了自衛，並非有意與之對立，目前無讓步之必要。”
毛澤東已經看出了國民黨內部步伐上的紊亂，開始利用這種混亂了。蔣介石不同意將八路軍擴編為三軍六師，不過只是少了個名分，八路軍照樣發展壯大。蔣介石下令祕密逮捕了黃埔畢業生、陝西共產黨重要負責人宣俠父，陝西共產黨員仍以幾何級數增長。青山擋不住，畢競東流去。共產黨已漸漸步入順境。
1938年8月3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迎來了一個歷史性的時刻。
王稼祥和任粥時回延安了！
王明、康生離開莫斯科後，病癒後的王稼樣和鄧發一起，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王稼樣在長征途中，作為促成毛澤東回到軍事領導小組的支持者，和毛澤東的關係已非同一般。王明已面臨“斷奶”的危險！
因延安和莫斯科路途遙遠，電報往來仍無法把中國的實情原汁原味端過去。“三月政治局會議”後，毛澤東和張聞天決定讓任弼時親赴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執委會報告中日戰爭的形勢與中國共產黨的工作。6月，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通過了兩份檔案，充分肯定並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明確支援和聲援中國人民全民族的抗日鬥爭。
王明的時代終於要過去了！
7月中旬，壬稼祥和任粥時要回國了。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季米特洛夫找他倆談話。當談及中共中央領導問題時，季米特洛夫說道：“應該承認毛澤東同志是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產生出來的領袖。請告訴王明，不要競爭了吧！”
王、任二人帶著尚方寶劍回延安，王明還會有什麼好結果嗎？
可以想象，王稼祥和任那時回到延安時產生了怎樣的轟動效應！
王稼樣回到延安的當天，是向張聞天還是向毛澤東傳達共產國際的決定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呢？歷史沒有提供這樣的記錄。按照事情發展的邏輯，他應該和張聞天有這樣一場單獨的對話，場景應在張聞天的窯洞裡，或者在暮靄中的黃土地上：
張：共產國際的決定是什麼內容？
王：肯定了我們一年來建立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肯定了我們自洛川會議以來的政治路線。張：(興奮地)這下好了，王明同志再說三道四就沒有依據了。
王：(是否長出了一口氣？)是啊，有了莫斯科的指示．等於繳了王明的械。主席團都作出決定了，他一個團員還想改變嗎？
張：(若有所思地)這種情況再不能繼續下去了。張國燾走了，當了特務，這是他個人的最好歸宿。對我黨來說，他的走是一次自身的清潔。王明的武裝一解除。大家勁兒就能使到一起了。季米特洛夫同志還有指示嗎？
王：他承認毛澤東是實際鬥爭中產生的領袖，叫王明不要競爭了。
張：(急切地)有這話就更有說服力。王明是個有權力慾的人。
王：季米特洛夫說我們在複雜的環境和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他明確指出，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問題，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張：(沉默良久)中央一直是這麼做的，只要把王明的問題解決了，說親密團結，可不是自誇。
當天晚上，張聞天去沒去找毛澤東呢？很可能去了。但毛澤東不在鳳凰山的窯洞裡。
毛澤東在8月3日晚，得知共產國際的指示精神後，究竟去了哪裡呢？他從任弼時那裡聽到了季米特洛夫的話，並沒有表示出過分的驚喜。吃了晚飯後，他去會江青。當然，這個時候還少不了康生陪同。
毛澤東和江青的熱戀恰恰發生在這一時期。賀子珍離開他已經九個多月了。這件事沒多少值得大驚小怪的，至少毛澤東本人這麼看。
大約過了兩三天，張聞天終於找到機會和毛澤東談一些絕對機密的事情了。從一些回憶文章透出的隻言片語裡，我們可以尋出中共中央政治最高權力轉移的蛛絲馬跡。毛澤東和張聞天這兩值當事人密談的詳情已被掩藏在歷史的皺摺中。《張聞天傳》中，有這樣的星星點點的披露：“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張聞天向毛澤東提出，黨中央總負責人的職務應該由毛澤東來擔任了。毛澤東經過全面考慮，認為目前還不是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要張聞天繼續當下去。”其間，也“有同志向張聞天提出以毛澤東為總書記的提議，張聞天按照毛本人的主張，也沒有提到六中全會上去討論。”張聞天當時看“毛既然要他名義上仍負總責”，他也就“沒有表示堅決讓位的態度”。必須指出，這些珍貴的內幕出自張聞天1943年延安整風時記的筆記。
毛澤東這時拒絕接受“總書記”一職。是有什麼顧慮，還是真的覺得提出這個問題不是時候？
歷史莊嚴地沉默著？
毛澤東仍讓張聞天在黨內負總責，是覺得張聞天真的當之無愧嗎？三個月後，張、毛之間發生了一次衝突。六中全會期間，毛澤東和江青的關係已公開化了，黨內議論頗多。在延安和陝北的，用嘴和書信表示不滿，在前方打仗的將領得知毛、江熱戀，不惜用電報表明自己的態度。最後，這些情況都匯到了總負責張聞天手裡。因為這事毛澤東是當事人，誰處理起來都感棘手。張聞天拿著這些函電，不知如何是好。六中全會結束後，張聞天想了一個折衷辦法，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信的大意說：“你與賀子珍合不來，另外結婚，誰都沒有意見；不過，按江青在上海的表現，似不合適。”
這封信可算用心良苦之作，把事情分成兩個層面，不反對結婚，但反對和名聲不好的江青結婚！然而，張聞天這種作法太書生氣了，如果他動用一些政治藝術，大可不必自己承受來自毛澤東的反作用力，把手裡的“群眾意見”轉給毛澤東就是了。毛澤東看了總負責這封信是如何表示的？他讀完信後，當場把信扯成碎片。第二天，出錢在合作社擺了兩桌酒席，宣佈與江青結婚。賀喜的人群裡，沒有張聞天。
這次衝突過後，張聞天仍沒辭去總負責的職務。1943年，張聞天這樣回憶道：“六中全會期間，我雖未把總書記一職讓掉，但我的方針還是把工作逐漸轉移，而不是把持不放。自王明留延安工作後，我即把政治局會議地點，移到場家嶺毛澤東同志住處開。我只在形式上當當主席，一切重大問題均由毛主席決定。特別是在七八月政治局會議(史稱神仙會議)之後，我實際上是做了宣傳教育部門的工作。”事實上。張聞天的總負責名義一直保留到七大，七大以後，總書記一職已不復存在。
這個時候，形式並不重要。然而，這還不是毛澤東拒絕出任總書記的全部原因。他並不十分看重共產國際的力量，共產國際的指示，不過是早該聽到的一個“說法”。在當時的情況下，讓王明緘默不語，只有藉助那個季米待洛夫。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是也。一個天才的、創世紀的政治家，這些手法不過是雕蟲小技。
不過，共產國際的指示還需要以一個檔案的形式固定下來。抗戰已經一年多了，正處在由防禦到相持的轉折關頭。需要總結一下一年多的經驗教訓。得與失已經看得很清楚了，是與非也該弄弄明白。
9月10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從武漢回到延安，準備參加中共中央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等人親自到延安城南門迎接。
毛澤東緊緊提了握周恩來的手，說出三個字：“辛苦了！”王稼祥向王明轉述季米特洛夫那些話時，王明是如何表現的，歷史沒有留下記載。五年後，張聞天說道：“六中全會在毛澤東同志領導下，實質上推翻了王明路線。王明這時候碰了三個釘子，一個是蔣介石的釘子，一個是中央內部的釘子，一個是王稼祥同志從共產國際帶來的釘子，所以氣焰也小些了。”
9月14日，張聞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同會議。20日，王明作政治報告。26日，這次政治局會議的最後一天，對將要召開的六中全會議程作了重大變動．毛澤東作政治報告，王明只作關於國民參政會的報告並負責起草政治決議案。一個月後。中共中央決定把王明留在延安。
至此，中國共產黨人的思想朝著毛澤東的《論新階段》上統一。讓毛澤東感到遺憾的是，這次會議沒有成為他和周恩來密切合作時代的開始。因為六中全會剛剛開幕，周恩來就匆匆離開了延安去武漢見蔣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