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準備（九）
“還有一點需要和大家說明”王天浩看著意猶未盡的諸位大佬，還想給他們一個小小的驚喜“這次委座領銜的前國府遺老遺少們赴東北避難，並不完全只給我們帶來負擔，他們同事還給我們帶來大量的財富。據初步統計，共為我們帶來黃金357.25萬兩，銀元4275萬枚，美元2145萬餘元。湯恩伯隨後又帶來19.8萬餘量黃金，130萬枚銀元。值得注意的是國內黃金行業使用的計量標準不是1千克等於10兩，而是1千克等於32兩，每兩摺合國際制單位31.25克。此外，還有大量珠寶、外匯、機器裝置和海外資產，初步估算約合2億3千萬美元。由於我們的介入，委座帶走的資金要比歷史上帶到臺灣的還要多了百分之十五左右。由於，以四大家族為首的官僚資本大量投資特區企業，因此，抽逃海外的資本量只佔歷史上抽逃資本的百分之三十左右。
相信隨著局勢的進一步明朗，這些資本的絕大部分還會迴流。說實話，也正是為了能把這些財富留在國內，我們才不遺餘力收留委座的遺老遺少們，並向委座方面作出某種讓步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委座投奔我們之後，除了大量的資金物資人口之外，更有大量人才和學者。在前輩與國府之間的人才爭奪戰中，我們並不佔有優勢。透過委座，我們可以實現我們的絕大部分企圖。尤其是那些留在國內，在各種運動中飽受衝擊的甚至殞命的大師們。該具體事宜，隨後由險峰詳細向大家介紹。按照我們和前輩們的協議，以及國際法慣例，新中國繼承國民政府在海外的所有資產。我們透過向國民政府海外資產轉移劃撥、投資等方式，將委座帶走的資產中百分之六十五的部分移交給前輩，用於國內建設。我們在國外的部分企業也可透過這種途徑迴歸並交給前輩們，這樣可以盡最大限度減少損失。相信大家能夠接受。”
“這些資金被來就是整個中國和中華民族的，給前輩們多留下一些，是應該的也是合適的！”博帥發表自己的看法“我認為可以適當再增加幾個百分點，畢竟前輩們要比我們困難得多！”
“我看可以！”劉遠洋點頭說道：“在原有基礎上再加5個百分點，大家認為怎麼樣？”劉遠洋看大家沒有意見，轉向沈險峰：“險峰你介紹一下科教方面的情況吧！”
“好！”沈險峰清了清嗓子，翻開面前的檔案卻沒有看，他表情嚴肅地說道：“在我正式介紹之前，我想先給大家做一點點說明。我國建國後歷次政治運動中死亡的數字，我們無法進行詳細統計，很不幸，這幾乎是我國的一項悠久的傳統。就像南京大屠殺中的死亡數字一樣。我清楚地記得在一次電視談話節目中，一個日本女留學生接過話筒質問，大意是：你們中國人說南京大屠殺死了30萬人，你們是怎麼統計的？他們有姓名住址嗎？否則，你們憑什麼說死了30萬人？拋開民族感情，她質問不無道理。不論是國民政府還是新中國，在最初都沒有進行過認真的詳細的統計工作。30萬隻是一個估計、一個死亡人數的下限。對於建國後歷次運動中的死亡人數同樣沒有權威數字。我們對此沒有討論的必要，也沒有能力制止。建國後的諸多運動中最主要是兩個，一個是反右、一個是文革。反右，後來稱作擴大化。”
說到這兒沈險峰不由得慘笑了一下。
“擴大化？這個說法好啊！反右是對的，只不過是擴大了而已。根據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中央有關部門的公佈的資料，1957年和1958年全國共劃右派552973人，1978年甄別改正了552877人，不予改正的有章伯鈞、羅隆基等96人。錯劃右派的比率達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呵呵！”沈險峰無奈的搖了搖頭“這些中g黨員幹部、民主黨派人士、知識分子、幹部職工等，輕則撤職降職，開除黨籍、下放勞動、重則開除公職、集中關押強制勞動改造、判刑蹲監獄。不少人含冤自殺或受折磨致死。”沈險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平復一下激動的心情“要知道我國此時的文盲率保守估計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這些絕對稱得上國家寶貴財富的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
何為臭老九，元朝時統治者將社會分為十個等級，依次是：官、吏、僧、道、醫、工、匠、娼、儒、丐。儒，也就是知識分子，排第九位，地位不如站街的妓女。也就是說，我國在建國後很長一段時間認可這種說法。還有什麼比這更可悲的事情嗎？一個號稱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國，竟然鄙視知識和人才到此等地步，又怎麼能不落後。他的流毒一直持續到我們穿越之前的中國。一個不惜耗費數千億人民幣開辦奧運會和世博會的國家，一個‘三公’消費達四千億人民幣的國家，竟然舔著臉號召普通民眾去為希望工程捐款，這不滑稽嗎？一邊高喊知識改變命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一邊卻是教育投資始終達不到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四。不開奧運會、不開世博會中國依然能崛起，可是不重視教育，那隻能是痴心妄想。即便崛起了也不過時間在沙灘上的城堡而已。”
“扯遠了！”沈險峰意識到自己有點偏離主題“所謂的文革，更是民族和國家的災難，臭老九們更是首當其衝。大批精英、學者、大師或因不堪受辱憤然自殺，或者飽受迫害命喪黃泉。不僅嚴重破壞了一個民族正常的知識和人才積累，出現一個斷層斷層，更為嚴重的是它摧殘踐踏了人世間一切美好的品格、情感和道德。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兄弟相殘，背叛、告密、詆譭、誣陷成為一個社會的常態。無數人以虐待、侮辱、摧殘他人的身體、精神和人格為樂。人與人之間的信任蕩然無存，誠信成了與社會格格不入的怪胎。有些人總是說是商品社會和經濟發展導致人們的道德水準下降，其實這是扯淡。正是‘文革’這樣的席捲全社會的政治運動，才是真正的始作俑者。”
“有些同志希望我們能夠改變這一切，說實話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做不到。我們能做的就是儘可能多的保護那些在歷史上自殺或者被迫害致死的科教文化界的大師和精英們。不是說普通知識分子和老百姓就不值得保護，而是我們沒有那麼大的能力。我這裡有一份名單，這些都是在歷次運動中自殺或者被迫害致死的科學家、教育家、文學家、戲劇家、藝術家。他們都是我們所必須要保護的物件。經過與其他方面的商議和溝通，我現在透過三條途徑是吸納我們的目的：
第一，截留從國外返回國內的人才。例如陳邦憲（著名醫學教授，1947年留學哈佛獲碩士學位，學成回國，文革中服毒自殺）；陳天池，（化學家，49年獲美國路易斯安娜大學理學博士，50年回國，文革中自縊身亡）。董鐵寶（力學家、計算數學家、四十年代留美，獲伊利諾伊大學博士，並參與第一代計算機的設計。56年繞道歐洲回國，68年自殺）等人。第二，以講學、交流、探親等的名義，盛邀他們來到我們這裡，儘可能挽留，比如老舍先生、傅雷，比如嚴鳳英（黃梅戲）、小白玉霜（評戲）、言慧珠（京劇、崑曲）等等。第三，防患於未然。也就是在我們為前輩們培養的高階專業人才中，儘量選擇家庭出身好、歷史清白，根紅苗正的人。再有，實在迫不得已我強烈建議直接實施劫持。”
會議室內鴉雀無聲。
“不是我咬牙切齒，我實在是恨啊！”沈險峰的眼中有些溼潤“我國建國六十多年，在科學文化教育文藝等方面，基本上沒有培養出自己的大師級人才。這不得不說使我們教育的失敗和悲哀。人類文明的傳承和延續有兩個方面，一是物質文明的傳承，一是精神文明的傳承。擔負精神文明傳承最重要的機構是學校，最重要的角色是以教師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像我國這樣不重視知識和人才的國家在全世界都是極為罕見的。教師和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地位之低下，甚至不如解放前。魯迅、陳獨秀可以一邊罵著國民政府，一邊領著國民政府的高額薪金。
這難道還不值得深思嗎？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是少兒啟蒙讀物，我們居然要鄭重其事堂而皇之的在國家級電視臺上予以普及。我們在不經意間失去了自己最寶貴的思想財富和精神家園。世界上也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一樣鄙視自己的傳統文化。這就是失敗教育和功利教育必然導致的結果。我們口口聲聲喊著民主和自由，將我們自己的革命冠以民主主義革命，可是，民主和自由，並不僅僅是幾張可有可無的選票，更不是喊幾聲萬歲。什麼是民主和自由，人們有不同的理解，不過，我想它首先要讓自己的國民能說話，敢說話，不因言獲罪。民主和自由，同樣需要教育。所以，還請大家不要嫌我煩！”
大家靜靜的聽這位科學大家，同時又是特區最激進的教育家的痛心疾首。或許有人不願意聽，或許有人反感，但是沒人能說他說得不對。
“我認為我們立國之後，最重要的任務之一，就是積極發展科教文化事業。這就需要我們大量吸引國內和世界上一流的學者、大師們來幫助我們完成。我們要給科研院所鬆綁，讓他們保持自己的獨立性、思想性和前瞻性。脫離政府的直接管控。政府就幹他自己該乾的事情，還教育以本來面目。教育的目的並不是培養人才，而是培養人。他關注的目標不是如何造就可用之才，而是傳承文化。所謂的人才是在這個過程中自然而然產生的。可以說，人才是文化傳承的的副產品，而不是教育的真正目標。人才與急功近利是水火不相容的。也只有這樣，才能為我們的國家和民族培養出更多出類拔萃的所謂人才。這就像我國的足球和兵乓球一樣，為什麼二者的水平相差懸殊？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從業人口的懸殊。同樣的道理，只有足夠基數合格的‘人’，才會湧現人們所希望的大量‘人才’。人才是個中性詞，失去了合格的人這個基礎，那才真的是知識越多越反動？甚至是禍害。這樣的例子不勝列舉。秦檜、嚴嵩同樣是書法大家，算不算有才？可是，他們的書法並不像顏真卿的書法那樣受人推崇，其原因就在於此。”
沈險峰終於說完了。會議室內一片寂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