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38年2月到1943年8月，中國的戰時首都——重慶遭受了日本法
西斯的狂轟濫炸。其轟炸時間之長、次數之多、造成損失之慘重，不僅
居於中國各大城市首位， 而且在世界反法西斯各國城市中也名列前茅[
1]（192）。面對日軍的狂轟濫炸，重慶人民展開了英勇的反轟炸鬥爭
，挫敗了日本“摧毀中國抗戰意志，迅速結束中國事變”的狂妄企圖，
成為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堅持抗戰的重要象徵。重慶人民的反轟炸鬥爭
，是國民黨領導的正面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
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重慶大轟炸的歷史，既是日
本法西斯侵華暴行的血腥罪證，也是中國人民不屈不撓反對外來侵略的
光輝事例。
一、重慶大轟炸的起因
抗日戰爭初期，日本帝國主義迷信自身武力的強大，推行速戰速決
的戰略計劃，妄圖在3個月內滅亡中國， 以便騰出手來執行其擴大侵略
的“北進”、“南進”政策。從1937年7月發動蘆溝橋事變到1938 年10
月佔領武漢、廣州，日軍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一些勝利，侵佔了中國華
北地區、華中地區、華南地區共13個省的10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和340
多座城市。但這些勝利並沒有給日本帶來勝利結束戰爭的結果，相反，
戰爭的全域性卻呈現出與日本速戰速決的戰略初衷完全背離的狀況，日本
的軍力、國力已難堪重負。到1938 年底， 日本已在中國戰場投入了近
100萬的龐大兵力，付出了近45萬人傷亡的代價， 軍事力量嚴重削弱；
隨著戰局的擴大，戰線的延長，日本兵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在佔領
地區只能侷促於主要城鎮和主要的交通沿線地區；戰爭使日本軍費開支
急劇增加，嚴重妨礙了日本經濟的正常執行，極大地加重了日本人民的
負擔，致使人民生活日益惡化，反戰情緒不斷高漲；戰爭的長期化也破
壞了日本的世界戰略，使其“北進”、“南進”的擴張戰略無法實施；
在國際上，蘇聯繼續援助中國抗戰，美、英等國因不滿日本侵華威脅其
在華利益，對中國抗戰表示了一定程度的支援，並藉助國聯理事會對日
本進行制裁，日本在外交上處於孤立地位。
同時，中國方面雖然在戰爭初期遭受了嚴重損失，但抗日力量仍在
不斷生長。全面抗戰開始後不久，中國的抗日戰爭就形成了正面和敵後
兩個戰場。日軍佔領武漢後，在綏遠、山西、陝西、河南、安徽、湖北、
湖南、江西、江蘇、浙江、廣東一線約4000公里的正面地區，仍面臨著
200多個師的中國軍隊，國民政府以西南、 西北地區為根據地仍在繼續
抗戰。而在日本佔領區的後方，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廣泛
開展游擊戰爭，開闢抗日根據地，嚴重威脅著日本對佔領區的統治，並
同正面戰場相配合形成對日軍的夾擊態勢。中日戰爭必將長期化。
軍力國力的制約、外交上的孤立和戰爭的長期化，日本當局深感“
以抗戰情緒日益旺盛的中華民族為對手，在遼闊無垠的大陸上，以派遣
軍的有限兵力，欲期急速結束事變，幾乎認為是不可能的事了”[2] ，
“如果再擴大戰區或增添兵力，無疑要大量消耗國力”[3]。因此， 在
佔領武漢、廣州後，日本一改以往“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的狂妄姿態，
表示“如果國民政府拋棄以往的一貫政策，更換人事組織，取得新生的
成果，參加新秩序的建設，我方並不予以拒絕”[4]。 被迫放棄了速戰
速決的戰略方針，確立了以政略進攻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侵華新方針。
日本侵華新方針確立後，其軍事戰略也進行了相應調整。強調為減
少消耗而限制戰爭的規模和強度，要以堅強的軍力為背景進行政略和謀
略工作，將軍事打擊的重心移向對付後方的抗日遊擊戰爭。在日本看來，
“對被壓縮中之中國政府若放任不顧，則仍為重大之禍根，必貽後患，
故仍須適宜促使其崩潰”[5]。因此， 在將軍事打擊的重點轉向敵後戰
場的同時，企圖透過非軍事的政略工作並輔之以軍事打擊，動搖國民政
府堅持抗戰的意志，迫使其放棄抗戰立場，實行對日妥協。而對重慶的
大轟炸，就是適應這一軍事戰略的具體迫降行動。
重慶是一座具有悠久歷史的文化名城，位於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
襟帶雙江，控馭南北，素有“天險”之稱。公元前11世紀，巴國曾建都
於此，秦時設巴郡，隋唐時稱渝州，南宋始稱重慶。近代以後，1891年
開埠，1929年南京國民政府批准建市。
1931年區域性抗日戰爭發動後，國民政府曾經營西北地區作為未來對
外戰爭的後方基地。1935年後，隨著西南各省的統一問題漸趨解決，國
民政府逐漸將國防中心轉向西南。由於重慶是西南地區最大的工商業城
市和經濟中心，與西南各省聯絡密切，具有豐富的人力、物力資源；地
形險要，三面環山，具有絕佳的天然屏障，在戰爭中易守難攻；且有西
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託，一旦東部沿海地區遭敵封鎖，仍能對外
交通聯絡。因此，1937年10月29日，在淞滬戰場中國軍隊處於不利的形
勢下，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
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以重慶為國民政府的駐地。11月16日，
最高國防會議批准了遷都決定，12月1日， 國民政府在重慶正式辦公。
到1938年12月，蔣介石率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要機關抵達重慶，國民
政府西遷工作勝利結束。重慶成為了戰時中國的政治中心和軍事中心，
成為名副其實的戰時首都。1939年 5 月， 重慶升格為行政院直轄市。
1940年9月，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永久陪都，重慶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
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大量的工礦企業也相繼遷渝。隨著遷渝工
廠的相繼復工，重慶很快就建成了以兵工、機械、鋼鐵、煤炭、紡織、
化工、電力等工業為主體的工業體系。加上新興工廠的建立，重慶成了
戰時中國工業部門最齊全、工業種類最多、工業規模最大的惟一的綜合
性工業基地。此外，重慶的金融、商業、交通、文化教育和對外交往都
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迅速成為戰時中國的經濟中心、文化中心和對
外交往中心。
戰略地位的提高，使重慶開始成為日軍轟炸的主要目標。 1938年2
月18日，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郊。10月4日， 日機首次轟炸重慶市區。
12月初，日本天皇釋出《大陸命第241號命令》， 命令對中國內地實行
戰略轟炸。並制定了具體的實施計劃《陸海軍中央航空協定》，強調要
“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捕捉、消滅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
“堅決實施戰略、政略航空戰，挫敗敵繼續作戰的意志”[6]（59～60）
。十分明顯，日軍轟炸重慶的罪惡目的，就是要動搖中國政府的抗戰決
心，摧毀中國抗戰的後方基地，迫使重慶國民政府屈膝投降。1939年後，
日軍開始了對重慶的大規模轟炸。
因此，重慶大轟炸既是日本帝國主義調整對華侵略方針的必然產物，
也是日本帝國主義對重慶戰略地位提升的必然反映。
二、日機轟炸重慶造成的損失
日本法西斯對重慶的大轟炸開始於1938年2月，結束於1943年8月，
主要集中在1939年至1941年的3年時間。 日軍集中了侵華陸軍和海軍的
主要航空兵力，有近60天襲渝機數超過50架，有30多天襲渝機數超過90
架，最多一天達175架。每次轟炸不僅投下許多爆炸彈， 而且還投下許
多燃燒彈，目標直指人口稠密和繁華地區。日機的轟炸造成了極其慘重
的損失。
關於日機轟炸給重慶造成的損失情況，各種文獻的記載頗有出入，
據《重慶大轟炸》一書統計，從1938年至1941年的4年中， 日機轟炸重
慶127次，出動飛機5940架次，投彈約15677枚，炸死9990 餘人， 炸傷
10233人，毀壞房屋建築8250幢另33300間。[6]（26）又據《重慶防空
志》一書不完全統計，在5年半時間中，日機轟炸重慶203次，出動飛機
9166架次，投彈17812枚，炸死炸傷人員24004人，其中死亡11148 人、
重傷12856人（較場口大隧道慘案傷亡人數按官方統計計算）， 炸燬、
焚燬房屋17452棟、37182間[7]（94）。餘凡、陳建林根據有關資料綜
合計算認為，抗日戰爭時期日機空襲重慶218次，出動飛機9513 架次，
投彈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傷14100人，焚燬房屋17608幢，損失
資產難以計數，僅市區工商界的直接經濟損失即達500萬美元[8]。四川
省政府統計處統計的抗戰時期重慶市遭受日機轟炸之傷亡人數， 共計
23126人，其中死亡9218人，負傷13908人[9]（81～82）。另據1942年
4月15日開幕的重慶空襲損害展覽會統計，從1938年至1941年4年中，日
機空襲重慶達117次，投彈22312枚，炸死市民30136人， 炸傷市民9141
人[10]。在這些統計資料中，關於傷亡人數的統計分歧較大，從二萬人
到近四萬人不等。綜合各方資料來看，近四萬人之說似有誇大，可能是
當時出於宣傳的需要。二萬人之說根據檔案資料統計得出，而當時的統
計由於多方面原因存在諸多遺漏。因此，我們認為傷亡二萬四五千人之
說比較可信。但這一傷亡數字中關於大隧道慘案的傷亡人數是按官方統
計數字計入的。大隧道慘案中到底死傷了多少人，各種資料分歧也很大。
當時大隧道窒息慘案審查委員會發表的《大隧道窒息案審查報告》，認
定死亡人數992人、重傷入院者151人[9]（86～87）。而郭偉波在《重
慶大隧道慘案親歷記》一文中認為“一夜之間因窒息而慘死市民近萬人
”[11]。這二種說法均有值得商榷之處，較場口大隧道最大容量不足萬
人，慘死近萬人說顯系誇大。此案與防空當局玩忽職守有關，審查報告
公佈的數字當有保留。據當時的重慶警察局長唐毅在一次紅十字會的宴
會上說，從市民實際清點的屍體和卡車運走的次數判斷，死亡人數應該
數為4000人[1]（93～94）。因此，我們認為這次慘案實際傷亡人數應
該在3000人以上，比官方統計的數字多出2000人左右。這樣，日機轟炸
重慶的傷亡人數就應該在二萬六七千人左右。
在財產損失方面，1948年2月， 重慶市政府向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報
送的公私財產損失估計為近64億元（按1937年幣值計算），其中私有損
失佔總損失的99％以上[7]（112、220）。從下表中可以看出， 損失
情況沒有包括國民政府的軍事和企事業方面。事實上，除守衛重慶的空
軍和高炮部隊遭受重大損失外，在渝國民政府各直屬單位的損失也是非
常慘重的，如第21兵工廠，曾遭受日機14 次以上的轟炸， 財產損失達
800萬元左右[12]。
重慶市政府向行政院賠償委員會報送重慶市抗戰期
間被災損失情況表（注：見重慶人民防空辦公室編，《重慶防空志》第
112頁，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
1948年2月26日
單位：元（按1937年幣值）
價值 公有 私有專案 直接 間接 直接 間接 合計農業 331371 331371工業 451004912 483397977 934402889電業 2002779 5903 2008687商業 902182820 87581086 989763906金融業 7603824 7603824交通運輸業 3454382652 5855174 3460237826政府機關 382494 178196 560690人民團體 261607783 95024655 356632438普通住戶 623861553 623861553合 計 382494 178196 5702977694 671864800 6375403184
日本對重慶轟炸造成的損失遠不止此，在殘酷的轟炸中，許多家庭
全家遇難，其損失根本無法統計。轟炸後造成的瘟疫氾濫、戰爭孤兒和
無數難民的生理心理創作，以及隨之而來的停工停產、交通癱瘓、治安
惡化、物價飛漲等，其損失也是無法估算的。
三、重慶人民反轟炸鬥爭的特點及作用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狂轟濫炸，重慶人民進行了英勇的反轟炸鬥爭
。為保衛陪都安全，空軍將士和地面防空部隊不畏強敵，奮勇作戰；為
減少轟炸損失，防空當局和各界群眾積極從事搶險救災、救濟服務、人
口疏散與防空洞建設；為堅持長期抗戰，重慶社會各界一面譴責日軍暴
行，一面努力工作生產。
反轟炸鬥爭是在敵我力量非常懸殊的情況下進行的，消極防空工作
受到防空當局和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抗日戰爭爆發前，日本擁有的飛
機數量遠遠超過中國，並能年產飛機800架， 而中國卻不能製造飛機。
抗戰初期，中國空軍飛機在協助陸海軍及京滬地區的空戰中幾乎損失殆
盡。後雖經補充，到1939年初，擁有飛機也只有300餘架， 但實際可用
的還不到一半。而此時日本在中國經常保持900架左右， 且飛機效能先
進。在此後的3年多時間裡， 日本航空部隊始終保持了對中國空軍的絕
對優勢。1939年春，駐守重慶的空軍飛機只有20餘架，地面防空火炮也
僅有10餘連兵力。特別是在1940年9月璧山空戰以後， 守衛重慶的空軍
再難組織力量升空作戰，重慶少量的防空高射炮更是難以阻擋日機轟炸。
1941年全年，襲渝日機僅有2毀4傷，日機得以肆虐一時，重慶人民蒙受
了巨大的災難。正是由於積極防空能力的有限，重慶防空當局和社會各
界便十分重視消極防空工作。並在反轟炸鬥爭中形成了一整套較為完善
的防空措施，如大量疏散人口，修築防空洞壕，建立龐大的防護服務隊
伍，嚴格實行防空警備等。
國民政府和重慶地方政府在主持與組織反轟炸鬥爭中發揮了積極作
用。國民政府和重慶地方政府十分重視重慶的防空工作，在反轟炸鬥爭
中，逐漸形成了由重慶防空司令部負責指揮和協調，包括有防護機構、
避難機構和救濟服務機構等組成的防空防護體制。重慶市防空司令部成
立於1937年9月，後經多次改組，成為軍事委員會的直屬機關。 在指揮
和協調防空情報網路建設、空襲警報傳遞與釋出、防空洞建設與管理和
消除空襲後果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為搶險救災，建立了重慶市防護
團等機構。該團是一個官民合組的地方自衛組織，下轄消防、救護、工
務和防護4個直屬大隊，人數最多時近2萬人。為處理善後救濟工作，成
立了重慶空襲緊急救濟聯合辦事處（1940年初改組為重慶空襲服務救濟
聯合辦事處，1941年初再次改組為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辦事處下轄
空襲服務總隊，它是一個官方指導下的民眾組織，其成員遍佈全市各行
業、各單位、各社會團體，在撫慰難胞、發放救濟物資、協助收容難民
等方面做了不少工作。為解決市民避難設施，先後成立了隧道工程處、
擴大建築防空洞委員會等機構，組織、指導公共和私人防空工事的建築。
為疏散市區人口和物資器材，成立了重慶市疏散委員會和疏建委員會等
組織，並制定了一系列有助於執行疏散任務的政策和措施。在日軍大規
模轟炸的3年中，重慶每年疏散的人口都超過20萬人。當然，防空當局在
領導和組織反轟炸鬥爭中也存在不少弊端，如防空機構重疊、職責不清，
一些主管官員玩忽職守、徇私舞弊等。大隧道慘案的發生，防空當局就
負有不可推諉的責任。
反轟炸鬥爭得到在渝各黨派、各團體和各界群眾的熱烈響應、廣泛
支援與積極參加，具有較廣泛的群眾性。首先，參加反轟炸鬥爭的人員
廣泛、人數眾多。工人、公務員、醫生、學生、店員、僧侶乃至外國友
人等社會各界人士廣泛參加了空襲救護救濟的服務工作。據1940年統計
，參加這一工作的人員除防空司令部所轄三個正規團外，還有交通工人
服務大隊、醫療紅十字會等單位10700多人，水電工人1200多人， 醫護
委員會所屬重傷醫院、救濟站人員450多人，空襲服務總隊5800多人[13]
。其次，人民群眾在空襲自救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搶險救災中，
廣大防護團員，“奔走彈雨之下，馳騁火窟之中，出生入死，救死恤難
。人民災害，賴以減少，後方元氣，多所保全”[9]（80）。廣大水電
工人為保證生產生活用電用水，每次轟炸後均能很快將損壞的部分修復，
使水流電流不致過久中斷。廣大消防工人除1939年“五&m;#183;三”“五&m;#183;四”
和1940年“八&m;#183;一九”“八&m;#183;二”大轟炸由於火勢太大而未能有效控
制外，其他大多數火災均能很快撲滅。在修築防空避難設施中，廣大群
眾積極響應政府號召，出錢出力修建防空洞壕。據不完全統計，1938年
全市防空工事容量不到7萬人，到1941年底全市防空工事容量已超過 46
萬人，其中私有防空工事容量超過33萬多人[7]（218、220）。 基本
能夠滿足市民的避難需要。最後，反轟炸鬥爭還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支
持和監督。重慶文化界、新聞界積極協助防空當局印製防空影片、宣傳
圖畫，舉辦防空展覽。醫療衛生界的仁濟、寬仁、紅十字等醫院主動設
置臨時床位，並組織醫療隊奔赴災區急救傷員。面對轟炸，各級公務人
員照常辦公，工商金融部門堅持生產營業，教育文化單位堅守工作崗位。
為完善防空舉措，社會各界還經常向有關當局獻計獻策，甚至在有關會
議、報刊上督促防空當局切實履行職責，改進不合理的制度和措施。
重慶人民的反轟炸鬥爭，是抗日戰爭正面戰場的重要組成部分，為
中國抗日戰爭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第一，挫敗了日本的轟炸企圖，保衛了戰時首都的安全。日機對重
慶的狂轟濫炸，雖然給重慶人民的生命財產造成了慘重的損失，但日本
的企圖始終沒有得逞。連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單憑轟炸，使其（
指重慶政權）屈服是絕不可能的”[14]。中國的首都始終巍然挺立，國
民政府得以較從容地組織大後方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去補充抗戰、指
揮抗戰，最終贏得抗戰的勝利。
第二，減少了人民生命財產的犧牲和損失。據1942年4月15 日開幕
的重慶空襲損害展覽會統計，從1938年至1941年4年中， 平均一次轟炸
投彈181枚，每彈死0.94人，傷0.49人。而日機轟炸最猛烈的1941 年平
均一次轟炸投彈133枚，每彈死0.32人，傷0.41人，“遠較平均數為少”
[15]。另據《大公報》報道，“二十八年度每一個炸彈死傷約五個半人，
二十九年度每一個炸彈死傷約一個人，本年一至五月底止，約三個炸彈
死傷一人”[16]。
第三，激發了重慶人民支援抗戰的愛國熱情。飽受日機轟炸災難的
重慶人民，化災難為仇恨，化悲痛為力量，出力惟恐我最少，獻金不讓
人獨多，成為支援前方抗戰的堅強後盾，蔣介石在慶祝國府還都大會致
詞中對重慶人民的貢獻曾有中肯的評價，“重慶市民在敵機大轟炸下遭
受不測損失，仍忠於抗戰，輸財輸物之多，尤為全國各地之冠，這種偉
大貢獻在將來抗戰史上，必將大書特書”[1 ]（187）。許多遷渝復工
和新建的工廠，屢次遭受日機轟炸，但廣大工人隨炸隨修，雖在硝煙彌
漫之中仍然堅持生產。據統計，在日機頻繁轟炸的1941年，重慶5 個兵
工廠生產各種炮256 門、 炮彈609417 發、 槍支 33510 枝、 槍彈
106698880顆、手榴彈45530枚、甲雷38200個、炸藥包20000個、曳光彈
20120顆（注：據重慶市檔案館藏兵工檔案整理。）， 有力地支援了前
方抗戰，用實際行動回擊了日機的野蠻轟炸。
第四，贏得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樹立了中國人民不畏強暴、頑強
奮鬥的國際形象。1942年6月15日， 英國駐華大使薛穆對英國民眾發表
廣播演說，盛讚“在空襲警報網及防空洞方面，重慶直可與世界上任何
城市比較而無愧色”，“為各自由民族而言，重慶市乃聯合國家所有振
奮精神之象徵；為獨裁者而言，重慶乃若干民眾甘冒危險忍受痛苦不接
受侵略者之束縛之象徵……轟炸並未達到其預想之效果……重慶之民氣
仍極高漲，斜枕於揚子江上之重慶城，到處斷垣殘壁，然附近山丘與河
流，均經開發，市民亦孜孜不倦，使一切生活照常進行”[9]（81）。
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曾高度評價重慶人民“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襲時，人民
堅定鎮靜，不被征服”[17]的精神。在反轟炸鬥爭中，重慶和中國的國
際地位大大提高，重慶由戰前一個僻處內陸腹地的中等城市，一躍而成
為與倫敦、華盛頓、莫斯科三大城市並駕齊驅的國際名城。
四、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的現實價值
重慶大轟炸已經過去近60年了，重慶大轟炸的歷史資源沒有得到很
好的發掘和利用，重慶大轟炸歷史的學術研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重
慶大轟炸的歷史已逐漸被人們遺忘。在飽受日軍轟炸之苦的重慶，至今
沒有一座關於重慶大轟炸的紀念碑或紀念館，青少年學生對重慶大轟炸
的歷史更是一片茫然。
一個沒有記憶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重慶大轟炸的歷史不應被人們
忘記。
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為當年侵略戰爭翻案的活動愈演愈烈。他們
一再參拜靖國神社，一再掩飾甚至美化侵略罪行，嚴重威脅著世界的和
平與安全。發掘和利用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有助於揭露日本法西斯的
暴行，加深人們對和平的珍視和熱愛，防止歷史悲劇的重演。否則就是
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放縱。
在重慶大轟炸中，重慶人民遭受了慘重的損失和犧牲，一些倖存者
至今仍受到轟炸造成的生理和精神創傷的折磨，犧牲者的鮮血不應該白
流，倖存者的創傷不應該被忽視。發掘和利用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有
助於為轟炸的受害者討回公道。
面對日軍的狂轟濫炸，重慶人民展開了英勇的反轟炸鬥爭，他們不
屈不撓、忠貞愛國，艱苦奮鬥、團結互助，慷慨捐輸、毀家紓難，譜寫
了一頁可歌可泣的愛國主義篇章。發掘和利用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有
助於弘揚愛國主義精神，促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在重慶大轟炸中，不同國家、不同黨派、不同地域彙集重慶的人，
在反轟炸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對重慶人民的反轟炸鬥爭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發掘和利用重慶大轟炸歷史資源，有助於加強對臺、對外的
交流與合作，促進祖國統一和對外開放的進一步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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