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現實的意義上，死亡了一頭野獸，好像在我們身體上拔去一根刺的感覺，我們總是愉快的。所以這一晚間，我們的獄室成了俱樂部，閣樓上和鋪上有兩攤撲克，只剩下我和老蔡兩個在牆角圍著那隻三條腿的椅子喝酒(昨天晚間剩下的)。蔡在微醉中向我說他的戀愛故事，分析著自己，認為知識分子在行動上往往是懦漢的緣故，就是理論太多太雜，所以往往演悲劇角色，使別人失望自己失敗。——算作他的戀愛結論。說完，我們這兩個知識分子，歉然地舉起了盛酒的茶杯子相對大笑著，仰著脖子喝了一大口酒，像痛擊自己，要力改前非。
但是在後一天，情形變了，空氣緊張，下午四點多鐘，Ｌ在視窗悄悄向我說：
“老全說，今天晚上有人要押送南京。”
說完，恐怖地走了。當時中統局的“犯人”，似乎解決不了的案子或定了的案子，都送南京和蘇州兩地，聽說蘇州的監獄現在有一百多人，都是由上海解去的，這沒有什麼了不得，反正在那裡也是吃官司，送到美國都一樣。但是在情緒之間，激起了**，那不是不安，而是我們同難的朋友眼看要分散了，誰要是被釋放，我們是愉快的，但要是誰被調押，則卻增加了我們精神上的負擔。因為這樣的離開後，真不知有沒有再見的機會了。我們既然已把生命交在國民黨的手裡，那是隻有抱定“悉聽尊便”的主義的，就是要殺，也只有伸長脖子的這唯一的“自由”。
吃過晚飯，宴警衛來打招呼了，但不能證實Ｌ的訊息的正確性，因為他只籠統地說，今天晚上有事，希望不要吃煙等等；光頭老吳湊到窗前，顏色大變地急忙問著，是什麼事，宴警衛卻一笑走了，又籠統地說，沒有什麼大不了。這是一個還沒有完全腐亂的靈魂，還存在著人心的人。
在慘黃的燈光下，空氣落寞，大家孤坐著，聽候命運安排，像都在準備自己，想象新環境的生活，和這以後的命運，但一直到十二點還沒什麼動靜。全警衛在路過窗戶的時候，面上露出一種憐憫和示威的笑容，大聲地搖著手裡的鑰匙，緊張地在樓梯上發出急迫聲音地跑上跑下，好像他很忙的樣子，一次路過視窗，他非常著急似的自己念著說，警備司令部的卡車怎麼還不開來，向屋裡投了一眼，又咚咚地跑上樓了。老駱打破沉默說：
“睡吧，我們身體要緊，反正哪裡也是吃官司，旅行一下也好。”說完，他先曲著身子，拉著被子角蓋了肚子閉眼睡去了。
只有江特務似乎高興，他認為他是不會調走的，反之，他倒希望我們調走，而且相信我們必然調走，尤其對幾個知識分子，他的內心非常痛恨，這個屋子因為知識分子和工農的團結，使他無從展翼，而且還要低屈一些，才使他在這裡可以不太寂寞地活下去，他認為這都是知識分子的“壞心眼”才有以致之，而他是無可奈何對抗的；再則，他認為要調走的人，一定是案情嚴重的，而知識分子打這種官司，當然嚴重，只要在屋裡的知識分子一調走，他就可以出頭露面，支使一切，即或再有知識分子進來，但在他的既成力量前，也得低頭的。所以他從下午Ｌ報告訊息以後，就喜笑顏開，拿出他的“本機關”身份來，發言人一樣的大聲大氣地說話，光頭老吳誠惶誠恐地坐在他身旁，不斷的問這問那，問他可有資格上南京沒有，到南京後是不是永遠出不出來了，他照例恫嚇他，捉弄他，——這當中自然還蓄意恫嚇我們全體，老駱提倡睡，就是對這種恫嚇的抗議。我們都睡去了，只有光頭老吳越來越不安的一會在窗上望望，一會又趴在江特務身旁問訊問過不止一遍的話說，“我有沒有關係?”“我會不會調南京?”“去南京是不是就永遠出不出來了?”等等，回答的還是恫嚇和恫嚇，這個可憐的人兒好像拿一條繩子系自己的脖子似的，越系越緊，越緊越顯出恐怖的蒼白和失措，後來跌倒一樣的嘆息說：
“唉，個人運氣，四百萬元的薪水拿不到了。”
江特務卻梟鳥一樣地露著白牙齒哈哈地成功地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