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疲倦地坐在靠窗的小長凳上，溫暖和慰問馬上包圍了我，我的昏眩的耳邊繞滿了一切親切而陌生的口音：
“受刑了吧?”
“一點沒睡吧?”
“要喝水吧?”
“餓吧?”
臉白如紙的中年人遞給我半截香菸，說：
“吸菸吧，——吸吧；不過不要給看見。”
屋中央搭一個竹梯子通到上面的閣樓，從閣樓上下來了人，這個小屋子裡圍著我擠得滿滿的，臉白如紙的人——他一直坐著，在原地方，這時俯身向前向大家說：
“教他先休息一下，我們這麼擠著他，給看見了，不好。”
於是，在本來擠得密密的地鋪上，大家挨著身子擠，給我讓出一塊空隙，許多聲音爭著說：
“你上鋪上躺一躺，躺一躺。”
我移到鋪上坐著，覺得硬得慌，一注意，才見水門汀上只鋪一層席子，許多地方都破了；這時，有一個留著尖頭只穿一條藍色的短褲衩的黑麵孔少年，在窗臺上的水罐裡舀了一碗水，放在我的面前鋪上，一口寧波話說：
“你先喝水，——我們都是自家人。”
大家又聚攏來，問我外邊的訊息：
“半個月這裡沒新生意了，昨晚卡車一響，我們就知道有新朋友要來了。”有人這麼說。
我只報告了一件外面的訊息：
“國民黨下了總動員令!”
“啊。”幾乎不約而同地大家發出嘆息，接著有人說：
“特務們往後生意交關了。”
這時，窗外出現了看守的面孔，——全吼，板了面孔，沒有表情的站在那裡，像已然站了好久，現在大家注意到了，於是無聲地散去，有的就爬上樓梯，上了閣樓，卻把腦袋排成一行似的，從樓門上伸出來。我手裡的煙早被難友奪去弄到角落裡弄熄了。
這是一間廚房式的屋子，四壁髒破不堪，空中佔了半個屋子大小的面積，是一個閣樓，沒有一人高，最小的身材也得彎下腰來，原來大約是放東西的，現在卻成了睡人的地方；左邊有兩個窗，在兩窗相距之間那一截牆上，鑲著幾塊白色的瓷磚，上面用墨筆寫著我們的日曆，逐日更寫，有專人負責；在靠外那一個窗戶沿上，放著兩個黑粗盆子，是我們的飲水處，靠牆放一隻水桶，角里是一個尿缸，這一帶地上雖然我們不斷地拭擦，但永遠是溼漉漉的，牆拐角就是一面木門，在外面加兩道鎖子；我們的隔壁是一號囚室；窗外是一個低下的小院子，和一列牆，站在窗前，可以看到牆外的街上，和對面的店鋪的上半截；靠裡首那個窗外的斜對面，往裡縮的地方，是一間警衛室，警衛室的裡首，是三號室，——女號子。窗外是一條通道，通到樓房內去；靠外的一個窗子外面，正對著一個有遮篷的木頭樓梯，附在牆上，由此可以上到建築的樓上去，在樓梯腳下，靠內有一個小弄堂的空隙地帶，經常擺一把竹子長躺枕，和一個小茶几，警衛們經常坐在那裡聊天。
我們這個二號室裡，這時的朋友是：駱仲達，報販子小寧波王文彬和小廣東老周，某出版社的歐陽胖子，——他的案子才奇怪，他們出版社因為和《文萃》社相連，大家共用一個廁所，在《文萃》出事的時候，他們不知道，他的一個夥友去小便，被抓去了沒有轉來，歐陽因為等他不回來到廁所裡去找他又碰上了，被抓了來，夥友現在關在一號室裡，因為小便的關係吃官司，已然兩個多月了，這事情恐怕只有中華民國才有吧?——《文萃》的發行人吳二男，三輪車伕王雲生，另外有一個特務，就是我在前文提過，說這裡的人員都是野雞養的江特務。聽說，這時一號室有五六個人，三號室有七八個人，大批人都押在蘇州；還有襄陽北路一號，迪化中路七號，高思路三號等處，都押有人。
我覺得頭腦昏眩，胸中惡心，像要嘔吐的樣子；我不願意說話，只想安靜，清靜地孤獨地坐在一個地方，疲倦而卻不想睡覺，想什麼卻又毫無頭緒，——陷入這樣奇怪的精神狀態。我的逝去的三十一的生命呵，歡笑和痛苦，掙扎和拖延，希望和失望，死亡的恐怖和重生的愉悅，這些記憶，這些閃光的日子，都像突然地在我面前滾滾而飛逝了，毫無蹤跡，我彷彿是一個低著頭沉思走路的旅人，猛一抬起頭，才看到自己又面對著絕處，——第三次的走到這樣的地方，——這生命的轉彎處，正在痛苦的中國之命運的最大的一個轉彎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