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過第一章的讀者，相信都會為敵人的殘暴所憤慨，也相信都會被烈士們慷慨就義時的那種英雄氣慨所折服。小說《紅巖》就是根據在重慶解放之前那段黑暗日子裡，國民黨反動派對我人和革命志士進行殘酷鎮壓和屠殺的史實，以及我獄中人堅強不屈同敵人展開鬥爭的經歷而完成的一部優秀文學作品。《紅巖》作者羅廣斌和楊益言，以及最初參與報告文學《在烈火中永生》的劉德彬，他們都親身經歷和目睹了那段血腥和黑暗的大屠殺。《紅巖》作為一部優秀的文學作品，它所產生的影響和育人作用早已伴隨著歲月的流長而久遠。然而，《紅巖》畢竟受人物塑造等文學創作手法和文學文字自身的侷限，遠沒能更廣闊、更深刻和更真實地反映出重慶解放前夕敵我之間那種交錯複雜、糾結而又殘酷的殊死搏鬥和人物形態，尤其對敵我兩個陣營在力量懸殊、環境特殊的條件下，彼此所表現出的卑鄙與崇高、背叛與忠誠、狼性與人性方面的那種豐富與生動、精彩和深刻的歷史本來面目。這也是筆者為什麼致力重寫“紅巖”的目的所在。
“11·27”大屠殺，敵人在垂死掙扎時的殘暴以及留給中國人和革命志士的那筆血債當永遠記著，然而，還有一個問題更需要我們黨內和革命陣營內部進行深刻反思的，就是為什麼我們有那麼多優秀的人被敵人逮捕並在共和國已經成立的日子裡喪失了寶貴的生命？為什麼一個地方的黨組織幾乎受到敵人毀滅性的破壞和打擊？
小說《紅巖》裡對此有所記載，似乎都是因為一個叛徒“甫志高”的原因，這“甫志高”也從此成為革命陣營裡最令人痛恨的人物。
“甫志高”確實可恨。沒有這樣的叛徒，白公館、渣滓洞兩個監獄裡就不會關進那麼多人和革命志士，當然也不會有後來的“11·27”大屠殺那麼悲憤的一幕。然而，當筆者走進“非虛構”的“紅巖”革命鬥爭史中，抹去掩飾在那些被文學藝術所虛構的成分時，發現了許多更令人深思和省悟的嚴肅問題——
比如，為什麼叛徒“甫志高”的原型之一蒲華輔這樣一個真實的叛徒，最後其實是喊著“中國萬歲”的口號比“江姐”的原型人物江竹筠還早十幾天時間就被敵人殺害了？
為什麼當時的重慶地下黨中職務越高的領導幹部在被敵人逮捕後當叛徒比誰都當得快，而且好幾位後來都成為了喪心病狂殘害革命者的特務分子？
為什麼在許多普通黨員印象中那些平時“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的“最革命者”，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面前時，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而當了叛徒？……
“11·27”大屠殺和重慶地下黨如此慘痛的教訓，曾是獄中員們思考最多、最深的問題，這也是“江姐”、“許雲峰”等員在犧牲之前最想向組織反映的問題。為此，他們經過了漫長而周密的思考與準備後，認為當時最有可能出獄的羅廣斌可以代他們完成這一用“血的教訓”換來的使命，因而他們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透過各種途徑，最終形成了凝結集體智慧的一份“向黨彙報”的寶貴材料——這就是羅廣斌在創作《紅巖》之前、於1949年12月就向黨組織祕密上交的這份題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這一極其寶貴的報告，是我黨罕見的重要文獻，因為它是那些在敵人監獄裡的人對自己的組織內部所出現的問題的思考和反省。雖然它真正讓我們瞭解它基本內容的時間才僅僅幾年，然而在筆者看來，它的價值其實遠比《紅巖》小說要重要得多。
羅廣斌出獄後便壓抑住內心的悲痛，開始進行一項十分艱鉅的任務——這就是那些已經犧牲了的獄中同志們囑託他代向黨組織提交的這份《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
據那些從監獄裡脫險的同志介紹，當時關在白公館和渣滓洞的員們面對地下黨領導人的變節、投降而造成那麼多黨員及革命同志被捕和帶給黨組織的毀滅性破壞，心情無比悲憤與痛苦，同時對地下黨個別領導在敵人面前屈膝求榮、賣身投靠既震驚又憤恨，由此對黨的建設和事業發展產生了萬分擔憂之心。在獄中，他們一方面為新中國的成立而歡呼，同時又為自己不能活著出去迎接如紅日升起的新中國而感到痛苦與悲傷。他們在明知敵人一定會殺害他們的最後時刻，並沒有忘了還有最後一份責任，這就是要向自己的黨說說“心裡話”，這心裡話集中起來就是：自己的黨必須保持組織的先進性和純潔性。為此，他們在獄中祕密地下黨組織的動議下，以高度負責的態度和認真嚴肅的精神，從黨的建設、組織發展、黨員教育等方面進行回顧總結，他們相互囑託，若有人有機會活著出去，一定要把他們關心和討論的問題形成報告交給黨組織。
到了1949年九十月份，國民黨開始有計劃地槍殺獄中的員和革命同志了，加上獄外黨組織所準備的“越獄計劃”因敵人的提前屠殺而不能實施，尤其是10月28日陳然、王樸等獄中幾位重要的黨組織骨幹被槍殺後，白公館“監獄支部”內的許曉軒、譚沈明、劉國鋕等經過認真研究後作出決定，要羅廣斌請求“自新悔過”而獲得出獄機會。當獄中黨支部將這一決定向羅廣斌交代後，他本人卻覺得“……我自己知道，要求堅決地為組織犧牲，我是能夠苛求自己做到的。但進一步地‘犧牲自己的氣節’——雖然這已不是單純的氣節問題了，我卻不願意……”羅廣斌曾在解放後談到這件事是這樣解釋自己當時的心境。為此，“獄中支部”負責人之一的譚沈明告訴他：“為了數百同志，犧牲自己是應該的，就是事情做不好，做不成功，也是應該犧牲的。我們不僅要能為革命貢獻生命，而且還要能‘忍辱負重’。”正是這種特殊的交代，羅廣斌最後服從了組織的決定。而獄中組織還專門為羅廣斌用書面形式對他寫了獄中表現的組織結論，並對獄中黨組織要求他“自新悔過”（假叛變）出獄的問題作了特別說明。但後來敵人的大屠殺提前了，羅廣斌借“自新悔過”的假叛變出獄計劃沒能實現，而幸運的是他在大屠殺的最後時刻透過策反看守楊欽典成功，與另外十幾位同志成功脫險，這樣的命運才使得羅廣斌有了完成獄中支部交給他完成向黨組織報告的任務。
出獄後的羅廣斌身體極度虛弱，可他彷彿自己還在獄中，尤其是他無法相信自己親愛的戰友、同志許曉軒、劉國鋕、譚沈明等不在人間了，他更無法忘記獄中同志們在臨刑前用一個個眼神、一次次緊緊的握手所給予他的重託，這些都促使他出獄後就埋頭開始寫《報告》。
“老羅出獄後沒多久，就把自己關在家裡，整天不出門，一直埋頭在寫材料，至於寫什麼我們家裡沒有一個人知道，他也從來沒有告訴過誰，一直到‘文革’中被人迫害致死他都沒有跟我們說過這件事……”2009年3月，筆者登門採訪羅廣斌的夫人時，老人親口對我這樣說，並補充道：“連跟他一起寫《紅巖》的人也沒聽他說過這個《報告》的事。”
羅廣斌知道這是一份異同尋常的《報告》，是黨內極端重要的事，所以除了向黨組織報告外，不可以向任何人包括自己的親人透露一點點兒內容。這是組織紀律，也是烈士們的另一種生命，需要對其異常的遵重和保護，所以直到死，他也沒有向除了黨組織以外的任何人透露他所完成的這項神聖的任務。
《報告》全文約兩萬字，共有七個部分，分別為：第一部分“案情發展”、第二部分“叛徒群像”、第三部分“獄中情形”、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第七部分“獄中意見”。這份《報告》現在被存放在重慶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中，關於這份《報告》以及《報告》的內容一直是被視為“黨的高階機密”而沒讓外界人所知。
《報告》裡到底寫了些什麼，現在已經可以公佈了。但其中有一個“謎”至今也沒有弄清楚，那就是這份“帶血的報告”中竟然缺了第四部分“脫險人物”的一部分、第五部分“獄中人物”的一部分、第六部分的全部內容。這些內容到哪兒去了？
是羅廣斌沒有寫這些內容？那幾乎是不能成立的推斷，因為從“第四部分”到“第七部分”之間顯然是少了兩頁紙而非寫報告人特意“空”出的兩個沒寫的章節。
是無意間被什麼人丟失了？似乎不像。因為要“丟失”的話，也應該或連最後的“第七部分”或連“第四部分”的個別內容也會丟失，不可能中間正好丟了兩頁紙。
這個“謎”現在不得而知，而且始終無結論。因此，關於丟失的這兩個部分的內容更成為了“謎”。它到底寫了些什麼？為什麼有人那麼害怕它？
有一件怪而非怪的事讓我們多少能夠驚出一身冷汗：
這份《報告》發現者和發現《報告》中“丟失”兩部分內容的當事人、現任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館長厲華先生在1988年時，當他第一次遇見這份《報告》時那份驚喜是可想而知的，而當他發現有兩個部分被失之後，那份焦慮之心也著實讓他陷入了漫長而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筆者多次聽到厲華“可惜！可惜”的哀嘆聲。
起初，厲華先生還天真地希望能夠找到缺失的《報告》內容，因為這對研究真實的“紅巖”革命鬥爭史實在太寶貴了！可是幾年下來，厲華終於明白了：這已經是永遠不可能的事了。
“那些日子裡，經常有人突然會給我打電話。不報名、只說事，而且經常帶有威脅的口氣。有幾回我生氣了，回敬對方：‘你肯定是漏網特務！’這樣對方就再不來電話了。”厲華說。
當年蔣介石和他的特務機構為了給我領導的新中國留下一個“稀巴爛”的重慶，他們在撤離山城之前，除了殘酷殺害以為主要代表的眾多“*”外，還處心積慮地做了兩件事：一是對重慶所有重要的設施進行大破壞；二是埋伏眾多隨時企圖破壞新中國建設的隱藏的特務分子，這些特務遍佈各個領域、各個角落。重慶解放之時和之後的歷次運動中，我們鎮壓和消滅了一大批隱藏的國民黨反革命殘餘分子，然而，誰敢說就徹底消滅了這些隱藏的敵人了？
肯定沒有。
所有的“謎”可以從這樣的可能性中獲得某種解釋。但難道說我們自己內部就沒有了像“甫志高”那樣的叛徒了？
同樣可以得到否定的答案。
羅廣斌死於“文革”初期，從被“造反派”抓走到死，共十天時間。“被抓走的時候，他只給我寫了一個條子：‘有事轉文聯，轉我。’等我再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骨灰盒裡的一團白乎乎的骨灰了。造反派只對我說了一句：‘他已經被處理了。’”羅妻子悲切地回憶道。
斷了線的懸念和成了“謎”的歷史，其實常常是另一種清晰而明白的事實在以另一種方式告誡我們：敵我之間的鬥爭永遠是長期的、複雜的和嚴酷的。
現在當我們可以拿出《報告》中的“第七部分”中的核心內容——現今常被稱作“獄中八條”來看一看時，就會有這種感受。這“獄中八條”的主要內容是：
一、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二、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鍛鍊；三、不要理想主義，對上級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線問題，不要從右跳到左；五、切勿輕視敵人；六、注意黨員，特別是領導幹部的經濟、戀愛和生活作風問題；七、嚴格整黨整風；八、嚴懲叛徒、特務。
這是革命先烈用血和淚凝結的囑託，也是那些對黨最忠誠的戰士們在生命最後一刻向自己的組織和同志們發出的生命吶喊。
看看這“獄中八條”的內容，再同今天我們的黨經常警示大家的內容相比較一下，難道我們沒有意識和感覺到烈士們的思考和吶喊是具有何等的現實性和重要性，以及他們的反思是多麼發人深省嗎？
當年重慶地下黨的慘痛教訓和眾多優秀革命者在黎明前犧牲生命的代價，太值得今天我們生活在和平時期的廣大黨員和各級黨組織去對照這“獄中八條”進行黨內的自我教育和組織整頓了！
很長時間內，我面對歌樂山，卻總也不明白為什麼這座埋葬了無數花一般青春生命和譜寫了那麼多悲愴故事的山竟然會叫歌樂山？後來我終於慢慢地明白：那是前仆後繼的人為誕生人民共和國而犧牲後所選擇的一塊天造的安魂之地。過去，我也不明白為什麼這片被汽油和彈藥燒焦了的灰崖竟然叫紅巖？後來我也終於明白了，那些硬棒和冰冷的石頭其實是革命先烈們用鮮血將其染紅了的巖體，或者說紅巖就是革命先烈的化身。
歌樂山從此也在我心目中變得名副其實。
還是讓我們回到講述“紅巖”的真實故事上來吧——
在看完第一章後，讀者自然會問：除了敵人的垂死掙扎外，我們的黨還有什麼責任值得反省呢？
這是顯而易見的。歸納成簡單的一句話是：出在黨內領導幹部身上的蛻變問題，最嚴重、最可怕！
對川東地下黨的破壞應當是從《挺進報》事件開始的。
要講《挺進報》，自然先要交代一下重慶為什麼有這份特殊的報紙。這還得從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那段歷史講起：
當時的蔣介石頑固地堅持獨裁和內戰的方針，依仗他所擁有的遠遠大於中國的軍事力量，企圖消滅，消滅領導的解放區和人民軍隊。1945年8月13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作《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演講中指出：“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
此刻的蔣介石，一面積極加緊內戰準備，一面又裝出要和平的姿態。1945年8月14日，蔣介石打電報請赴重慶，共同商討“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重慶那時還是中國的“陪都”，蔣介石和國民政府都在那裡。
8月24日，中國決定派、周恩來、王若飛去重慶，同蔣介石進行和平談判。8月28日，一行在國民政府代表張治中、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陪同下到達重慶。
在那裡，留下了光輝的《沁園春·雪》。
經過43天的艱苦談判，國共雙方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安全回到延安後，立即告誡全黨：“絕對不要希望國民黨發善心……”果不其然，1945年10月13日，蔣介石向國民黨軍隊釋出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命令，並向各戰區印發了他在1933年“圍剿”紅軍時編寫的《剿匪手本》。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的面目徹底暴露。但是，蔣介石在談判桌上沒有得到的東西，在戰場上同樣也得不到。軍事戰場上的節節失利，使蔣介石又被迫回到談判桌上。1945年12月，蔣介石同意按照“雙十協定”的規定，在重慶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2月16日，周恩來率代表團到重慶出席會議。
1946年1月10日，中國同國民黨正式達成停戰協議。同日，政治協商會議召開，31日閉幕。會議通過了和平建國綱領、關於軍事問題、關於憲法草案問題、關於政府組織問題、關於國民大會問題等五項協議。但是，3月1日至17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通過了“對於政協會議報告之決議案”，從根本上推翻了政協決議。
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由重慶遷回南京。
51天后的6月26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撕毀停戰協議和政協決議，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發動了全面的內戰。
蔣介石逆潮流而行，大打內戰，破壞民主和平，重慶的組織也經受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挑戰和嚴峻考驗。1947年2月，國民黨下令封閉駐上海、南京、重慶辦事機構。
面對國民黨的***，重慶地下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頑強戰鬥，他們高揚革命氣節，前仆後繼，和敵人作殊死的鬥爭。此時在重慶的地下組織大體如下：
一、1946年3月，在南方局的領導下成立了地下黨重慶市委，王璞任書記，劉國定任副書記，彭詠梧、駱安靖任委員。二、1947年10月至1948年12月的川東臨委。三、1949年1月至重慶解放的川東特委。1946年4月13日，南方局遷至南京，周恩來宣佈成立公開的四川省委。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反動派悍然封閉了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並強令所有人員立即撤回延安。重慶地下黨組織突遭鉅變，一度失去與上級的聯絡。10月，在南方局的指示下，在重慶成立了“川東地區臨時工作委員會”，川東臨委由王璞任書記，之下，在廣安設立上川東地工委，王璞兼書記，駱安靖、曾霖任委員；在萬縣設立下川東地工委，塗孝文任書記，彭詠梧任副書記，楊虞裳、唐虛谷任委員；在重慶市區設立重慶市工委，劉國定任書記，冉益智任副書記，李維嘉、許建業任委員。
1948年12月，川東臨委結束。
1949年1月，在重慶重新成立了“川東特委”，肖澤寬任書記，鄧照明任副書記，直至重慶解放結束。
在重慶這個國民黨統治的中心地區，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黨組織想繼續在此獲得生存和發展的空間是難以想象的事。因為無論在抗日戰爭中，還是在解放戰爭中，蔣介石國民黨和各種特務機關，他們從未放鬆過對組織的破壞，尤其是對重慶的地下黨工作者的鎮壓和屠殺更是殘酷。我重慶地下黨組織和地下黨工作者為了抗日救亡、為了爭民主和平、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忍辱負重地開展救亡活動，忘我無私地從事革命活動，甚至常常是在無援的情況下獨立地與瘋狂而強大的敵人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當時對國統區的黨建工作有四句話：“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重慶地下黨就是根據這樣的精神，堅持地下鬥爭，他們相互之間均為單線聯絡，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更沒有固定的經費來源，所有活動都是祕密進行，並隨時可能被捕和被殺。然而，就是在這樣的艱苦條件下，我員們自覺地履行著自己的戰鬥責任，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著針鋒相對的鬥爭。
1946年的下半年，蔣一葦、劉鎔鑄、陳然、吳子見(劉是黨員，陳是1939年入黨，1942年失去組織關係，蔣、吳是黨培養的積極分子)幾位同志和一些進步的青年積極分子，經常在一起討論、研究、學習，他們策劃辦一個雜誌來吸引青年開展革命活動。
1947年元旦，一個公開的刊物《彷徨》在重慶市面上正式問世。關於這本很特別的地下党進步刊物的創辦過程，創辦者之一的蔣一葦在解放後的一篇文章中這樣回憶道：
抗戰期間我在廣西和黨內的一些同志有接觸，雖受他們的影響，但他們都沒有公開身份，我沒有能解決組織問題。1944年，湘桂撤退時，我下決心到重慶，因為重慶有《新華日報》，可以找到黨的關係。
到重慶後沒有任何關係可以介紹，我就“毛遂自薦”，寫了一封萬言長信，說明自己的經歷和願望，用蔣國棟的化名寄給了《新華日報》。不久，《新華日報》登了一則代郵：“國棟兄：請於×月×日來化龍橋本報編輯部一敘。”我如約前去，接見我的是林默涵，當時化名林軍，是負責編《群眾》週刊的。以後我每個禮拜去找他一次，也很天真，就提出要求入黨。他還不瞭解我的底細，哄我說，與國民黨有協議，在國統區不發展黨組織，但可與他們經常聯絡。所以，我就替《群眾》週刊寫稿，保持聯絡。這是1945年初的事。以後比較熟了，林默涵說：“你經常到化龍橋來，太危險，我另外給你介紹一個人，就不要往這裡跑了。”於是，把我介紹給劉光，由劉光與我聯絡；劉光之後是張黎群(張佛翔)；張黎群之後是周力行，直到和談快破裂，內戰實際已經打起來了，周力行決定解決我的組織問題。剛剛寫好自傳，周力行調到南京“軍調部”去了，他走前說：“你的關係交給了張友漁同志。”等我去找張老，張老說：“你的工作關係交來了，黨的組織關係，周力行沒有說，也不要緊，我們馬上打電報到南京去問。”沒有過幾天，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迫撤回延安，我和黨的聯絡就斷了。
張友漁同志說的工作關係是什麼呢？那是在抗戰勝利以後，組織上交給我的第一個任務，是辦一個刊物，叫《科學與生活》，目的是透過這個刊物來團結與聯絡一些科學技術工作者。當時估計“和談”可能成功，也可能失敗，如果成功，可以動員一批科學家、技術人員到解放區去。《科學與生活》的社長嚴希純，是一位祕密黨員，很老的同志，一直到死都沒有公開黨員身份，後來作致公黨的祕書長。這裡提到《科學與生活》，是因為這時的《科學與生活》，與後來的《挺進報》有某些間接的關係。如成善謀烈士，就是《科學與生活》的編委，是嚴希純介紹來的。《科學與生活》是1945年秋天，“八一五”日本投降後開始籌備，1946年元旦創刊的。許多著名的學者，如郭沫若等，都為刊物撰稿，積極支援這個在白區第一個黨領導下的科學刊物，這樣搞了一年，“和談”破裂，這個計劃不行了。經黨組織研究，為了長期隱蔽，要深入社會底層，要我改辦另一個刊物，叫《彷徨》，工作物件是社會職業青年，面目是灰色的，競爭物件是黃色刊物。《彷徨》於1947年1月創刊。這刊物籌辦時還是周力行領導我們，周力行走時把我交給張友漁，這就是張老所說的“工作關係”。賡續，張老派何其芳來領導《彷徨》。何其芳更明確指出，這個雜誌一定不能暴露，一定要按“灰皮紅心”的原則來辦。他親自擔任為《彷徨》寫“書評”的工作，第一篇是《評“北極風情畫”》，第二篇是《評“姨太太外傳”》，由此可見，當時要求這個雜誌保持的特色。雜誌的內容，講的都是失學、失業、失戀之類的問題，面目是灰色的，但思想是健康的。另外，則透過“讀者信箱”和發展“社友”等辦法來聯絡讀者。對重慶的讀者，我們以“《彷徨》社友”的名義，組織了一些小型讀書會，發展了一批進步青年。當時這個雜誌在職業青年中很受歡迎，很暢銷。
《彷徨》這個頗為“海派”的雜誌，卻很得《新華日報》的支援。就在創刊的時候，1947年1月3日，《新華日報》在刊頭下免費登了一則大幅廣告，廣告上是一個大“？”下面說：“你在彷徨嗎？你感到苦悶嗎？請試讀《彷徨》雜誌——它將給你解答和鼓勵。”這幅廣告很新穎醒目，當時《新華日報》很少這樣處理。過了兩天，《新華日報》又在刊頭下登了《彷徨》第一期的要目。同時，在“《中央日報》”、“《掃蕩報》”上也照這樣登廣告。
這時，參加辦《彷徨》的人比較多，核心分子有三個：一個是陳然，管“讀者信箱”，聯絡讀者；一個是劉鎔鑄，因他在開明圖書局工作，就兼管發行；再就是我，和過去辦《科學與生活》一樣，是主編。此外，有呂雪棠負責美術裝幀；還有吳子見(原名吳盛儒)也參加了編委工作，他是周力行介紹來參加《彷徨》的。這幾個人都和後來辦《挺進報》有聯絡。此外，如向洛新等也是編委，後來他們成為市委機關刊物——《****》的骨幹分子。其他還有搞會計、出納、校對等等工作的，都是由“《彷徨》社友”中的積極分子來承擔。
《彷徨》出了兩期，到1947年2月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被封閉撤回延安去了，我們和上級領導斷了關係。怎麼辦呢？我們商量，反正《彷徨》是“灰色”的，上級叫我們長期隱蔽，我們就按原方針堅持下去。當時，我們通訊是在郵局租的信箱，不用地址。3月間，從信箱內收到一卷從香港寄來的新華社發的油印新華通訊稿。這時的重慶一片烏黑，盡是“中央社”、“《掃蕩報》”訊息，延安也失守了，悲觀情緒很重。看到新華通訊稿講解放區戰場如何如何取得勝利，大家可高興了。我們幾個核心分子互相傳看後，劉鎔鑄主張把它翻印出來往外傳。但通訊稿太多，也不好都翻印，就由我來摘編。這種通訊稿也不是經常收到，有的被郵檢檢掉了，據說當時香港新華社對所有公開報刊，不管進步的，反動的，一律都寄，這樣不像是專門寄給我們的，可以避免敵人的注意。有時我們收到的是夾在香港黃色報紙裡寄來的，到後來連《群眾》週刊也偶爾收到過。每收到這種“通訊稿”後，就由我摘編、刻印。這時，這個“小報”沒有名字，印得很少，我只留幾份，給吳子見等少數幾個可靠的熟人傳看，其餘都由劉鎔鑄設法散發出去。這是1947年上半年的事。
由於《彷徨》同黨的《新華日報》有祕密的關係，更在於這個刊物本身具有“灰皮紅心”的內容，所以，它的發行量在短時間內就大增。原因是，自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走後，重慶地下黨組織及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的員們，面對嚴峻的形勢，有人苦悶焦慮，有人痛苦彷徨，也有人一時失去信心。針對上面的種種情況，陳然等幾位辦刊人大聲疾呼：越在此等形勢下，更要保持人的革命氣節！經過幾天討論之後，陳然疾書了一篇題為《論氣節》的文章，作為“小論談”在《彷徨》雜誌上發表。文章一經發表，立即在革命同志間引起強烈反響，它給予那些苦於聽不到戰場聲音，聽不到黨的聲音的地下工作者以巨大鼓舞，革命同志們如在黑暗的大海里行船，突然看到了指路的航標一樣，如飢似渴地讀著陳然的《論氣節》。陳然在這篇文章中如此論述氣節：
氣節，是中國知識分子優良的傳統精神。
什麼是氣節？
就是孟子所說的：“富貴不能**，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這種磅礴天地的精神。也就是《禮記》上所提出的“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的這種擇善固執的精神。中國知識分子憑著這種精神，在四千多年的歷史中，盡了他所應盡，所能盡的責任。
文天祥在《正氣歌》裡這樣地歌頌著：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錐，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礴，凜烈萬古存。……
這一連串光輝的史實告訴我們：在我們的歷史上，有許多先賢用頭顱、熱血、齒、舌，在是與非、黑與白、真理與狂妄、正義與罪惡、善良與暴戾之間，築起一座崇高的界碑！
這界碑指引著歷史走向進步的一邊！
氣節，是個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
許多人在平時，儘管修身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地步；儘管如何標榜“為聖人立言，為天地立心”的大志；儘管如何養性、敦品、慎行、守信……但是一遇到“富貴”就癱瘓了；只好閉起眼，昧著良心去升官發財了。許多人在平時都是英雄、志士，談道理口若懸河，愛國愛民，一片菩薩心腸，但到了“威武”面前，低頭了，屈膝了，不惜出賣朋友，出賣人民以求個人的苟安；再不然做一個縮頭烏龜“閉門讀書”去了。
叛國事敵的漢奸和那些賣身投靠的政客們，不都是些“修養有素”的一時俊傑嗎？到了是非黑白的鬥爭最尖銳的時候，到了生死存亡的決定關頭，他們變了，他們抖著雙手，厚著麵皮，裝著貓哭耗子的慈悲，向盛滿血汙的盆裡去分一杯羹了，汪精衛就是這類“英雄”們的一個典型代表。
他們也是知識分子，但，卻是知識分子裡的敗類……
只有那種“捨己為人”、“捨身取義”、為萬民、為真理與正義的氣節，才是值得我們宣揚和繼承的。這種例子在古今中外太多了。——像《正氣歌》裡面所歌頌的先賢們，像辛亥革命時慷慨就義的烈士們，像為科學真理而犧牲的哥伯尼、伽利略、白魯納；為“不自由毋寧死”而上斷頭臺的羅曼夫人……我們試冥目想想，一部社會鬥爭史有多少這類可歌可泣的光輝例子！在災難降臨的時候，他們不妥協、不退縮、不苟免、不更其守！固執著真理去接受歷史的考驗！這種氣節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在平時能安貧樂道，堅守自己的崗位；在富貴榮華的**之下能不動心志；在狂風暴雨襲擊下能堅定信念，而不驚慌失措，以至於“臨難毋苟免”，以身殉真理。這種精神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養成的，它需要培養！然而這培養又不是“修心養性”，用主觀的“毅力”、“決心”之類來駕馭自己的行為所能辦到。因為氣節並不是建立在情感基礎上，而是建立在高度的理性上。
人總不免有個人的生活、生存。情感是傾向的，當財色炫耀在你的面前，刑刀架在你頸上，這時你的情感會變得脆弱無比，這時只有高度的理性，才能承擔得起考驗的重擔。
……
是什麼高度的理性呢？
——那就是對世界、對人生的一種正確、堅定而深徹的認識。不讓自己的行為違悖自己這種認識，而且能堅持到最後，這就是值得崇尚的、一種真正偉大的氣節。
陳然之所以能夠寫出這樣充滿革命豪情和英雄氣慨的文章，是與他鐵骨錚錚做人品質和他內心所擁有的信仰和遠大理想有關。也正是他把人的個人視為“修養的最高一級，也是最後的考驗”，所以他才有可能當敵人將他押赴刑場時還能一邊高聲吟誦著“任腳下響著沉重的鐵鐐，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我不需要什麼‘自白’，哪怕胸口對著帶血的刺刀！人，不能低下高貴的頭，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對著死亡我放聲大笑，魔鬼的宮殿在笑聲中動搖”的“一個員的‘自白’”這般豪氣沖天的光輝詩篇。
《彷徨》與《科學與生活》社址先後設在重慶市棗子嵐埡72號蔣一葦家裡；同時，分別還在郵局租用信箱。一天，一件“意外”的事情讓陳然等幾個辦刊人立即投入了一場新的戰鬥。
“1947年6月的一天下午，蔣一葦來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三樓我的住處，笑嘻嘻地從提包裡取出一卷東西交給我，並說：‘這是《彷徨》信箱收到的新華通訊社香港分社編印的油印新聞稿，我和陳然都看過了，現在給你看，以後收到新聞稿，先讓你看。’當天晚上，我將新聞稿反覆讀了好多遍，幾乎全部文句都能背誦了，還愛不釋手，猶如重逢久別的親人。”當年《彷徨》的辦刊人之一的劉鎔鑄回憶說：“讀著新聞稿，我想到一項刻不容緩的工作。要是把新聞稿翻印若干份，祕密散發給群眾，讓群眾知道我軍在東北、華北、西北都取得了輝煌的勝利，這該多好呀！作為一個員，凡是有利於革命的事，就應該挺身而出。但又想到，黨組織對這項工作又是什麼態度呢？我沒法向組織上彙報，更無從聽取組織上的指示——當時我的組織關係已由賴衛民轉給王煥新，‘二二八’後，王煥新一直沒有來找我，因而組織關係還未接上。當晚，我一夜沒有入睡。翻來覆去地思索的結果是，我認為，翻印黨的新聞稿，把它散發給群眾，以揭露國民黨的無恥謠言，擴大黨的影響，不僅沒有錯，而且非常必要。當然，這要冒很大的風險。我是組織上用黨費撫養成人的，現在，革命需要我去冒風險，難道我能畏縮不前嗎？於是，我決定一個人先幹起來。或許組織上看到這份無名小報，猜出一些線索，會立刻派人來找我聯絡。這很有可能！第二天，我找做鏡框的工人制做了一個能放進半張蠟紙的木框，代替油印機，削了一塊楠竹片代替滾筒，當夜就動手刻寫蠟紙。我把新聞稿刻印成16開大小的小報，字雖然寫得不好，卻還清楚整齊。經過通宵工作，無名小報出版了。發行的準備工作也完成了。天剛麻麻亮，我用提包裝著百多卷寫好地址的印刷品，從民生路出發繞遍全城，沿途投寄，然後回店，在路上，我邊走邊想：如果這份無名小報又轉回我的手中，說明沒有人懷疑我，這證明，這份‘無名小報’可以幸運而生了；如果沒有一張轉回來，那可就要小心了。……”
轉載新華社新聞的“無名小報”發出的第三天晚上，陳然抱著四卷新聞稿，興沖沖地跑到劉鎔鑄、蔣一葦面前，又從內衣口袋裡掏出一張油印小報，指著上面的文章，說：“你們看看，有人已經搶在我們前面了，這張小報上的新聞全是新聞稿上摘錄的。”然後，他興致勃勃地談了自己的看法：“我們也該辦一張這樣的報紙，專門轉載新華社的電訊。老劉，你贊成嗎？”劉鎔鑄內心竊笑，心想：自己的“無名小報”竟然連陳然這樣聰明的人都瞞過了，證明非常成功。“好是好，可風險太大，不出事也罷，要一出事，可就是剃頭匠擲骰子，要輸幾個腦殼的。”陳然一聽便急了：“老劉你啥時候變成膽小鬼了？”劉鎔鑄這時更裝得一副害怕的樣子，說：“我反正是光棍漢，大不了進敵人的監獄也沒啥牽掛的，陳然你和老蔣可不一樣，你們都是上有老、下有小，你們得三思而行啊！”陳然更急了，紅著臉：“你老劉這是不相信我們，是嗎？”這時，書店正好有人來找劉鎔鑄，於是，他便推說有事先走了，臨別時表情怪怪地對陳然說：“你可要想好了再做啊！”說著便到了家住棗子嵐埡72號的蔣一葦那兒去了。不一會，陳然也隨之而到。在這裡，幾個《彷徨》的辦刊人正式就辦一份油印小報問題進行了磋商。
“商議結果：小報定名《讀者新聞》，暫定每週出兩期，每期印8開版面一張或兩張，確定蔣、陳負責開信箱取新聞稿；蔣負責編輯和刻蠟紙；陳負責印刷，在未掌握印刷技術之前，由我帶徒弟；我負責籌集經費購買蠟紙、油墨和紙張。”劉鎔鑄回憶說：“一切商妥後，陳然說：‘我們三個人現在都沒有黨組織關係，最多隻能算黨外的布林什維克。我們共同創辦《讀者新聞》，總得有個規矩，還得有個頭頭。’蔣一葦說：‘老劉有祕密工作的經驗，我提議老劉當頭頭。’而我卻推選陳然當頭頭。陳然說：‘還是你當比較合適，少數服從多數，不必推辭了。’我說：‘既承兩位信任，甘願效勞。不過，醜話得說在前頭，辦***，隨時都有殺身之禍。我們切不可將中統、軍統都看成飯桶，他們的反革命嗅覺還是靈敏的。俗話說：未曾行兵，先尋敗路，我們得有精神準備，以便臨事不驚。’為了嚴守祕密，我們三人還訂出幾條約束的紀律：一、未經三人商量同意，不得將《讀者新聞》的事告訴任何人，即使是親生父母、結髮夫妻也不得透露；二、三人中一旦有人被捕，只要敵人沒有拿住證據，就堅決否認與《讀者新聞》的關係，如果敵人拿住真憑實據，個人就承擔一切責任，決不牽連別人；三、小報的編印和發行，一定按共同商定的辦法辦理。因為各人都有自己的社會關係，各人寄送的讀者姓名和地址，彼此互不過問。”
小報的事就這麼定了下來。末後，陳然一把拉住劉鎔鑄的袖子，問：“老劉，我有一句不該問的話，可否領教？”劉鎔鑄佯裝驚詫地說：“什麼事？問吧。”陳說：“外面流傳的那份無名油印小報，是不是你搞的？我斷定是你。”劉問：“何以見得？”陳說：“理由是：今天我給你送新聞稿，拿出那張小報，你處之泰然，毫無驚異的表情，我就猜出了幾分。後來跟老蔣一琢磨，更加深信不疑。來，我們馬上對筆跡。”劉鎔鑄知道事已至此，再也瞞不住聰明絕頂的陳然了，便做了個投降狀：“不用對了。真神面前不燒假香，我認賬就得了。”“好你個狡猾狡猾的老劉啊！”陳然氣得真想揮拳“揍”一頓劉鎔鑄。不過，最後還是和老劉與蔣一葦彼此哈哈大笑了一番。
“今天我好高興，證明‘英雄所見略同’還是有的。”臨別時，陳然依然沉浸在興奮之中。
《讀者新聞》出版了兩期，一天，蔣一葦從太平門取新聞稿回來，路過在開明圖書局的劉鎔鑄那兒，跟他談了兩件事：一是他和陳然推薦呂雪棠和吳盛儒（後改名吳子見）參加《讀者新聞》，徵求劉的意見。二是想把《讀者新聞》的報名改一下。“缺乏戰鬥力，最好改個更有戰鬥力的報名。”蔣一葦說。“呂和吳都是進步同志，他們都是我們《彷徨》的熱心作者，尤其是吳盛儒，他在《彷徨》上發表的那篇《我倆走向結婚》的文章很不錯。我對他們兩人加入我們的隊伍沒意見。改報名嘛，我也同意。”劉鎔鑄建議道。“那就明天下午到我家時開個會吧。正好我把兩位新同志介紹你認識認識。”蔣一葦說。
其實，蔣一葦與陳然之所以動議改報名，是因為在這之前，吳盛儒曾把一期油印小報《讀者新聞》給了好友、員劉國鋕看了。劉國鋕當時就指出，最好把報名改一改，這樣更突出其內容在敵佔區的戰鬥力。同時劉國鋕還指出，不能在報上註明出版日期，否則，一旦落入敵人手中，容易被追蹤。
第二天下午，陳然、劉鎔鑄和新加入《讀者新聞》的呂雪棠、吳盛儒準時到了蔣一葦家，就改報名展開了熱烈討論。吳盛儒首先提出了劉國鋕的建議，“我建議改名為《挺進報》，因為‘挺進’二字有兩層含義：一層是用以紀念我劉鄧大軍挺進大別山，劉鄧大軍飛渡黃河，挺進大別山，恰似一把鋼刀插入敵人心臟；二層是我們都是革命者，應當挺起胸膛向前進，任何敵人都無法阻擋我們向前挺進的步伐。”吳盛儒其實是重複了劉國鋕的意見。
“好，《挺進報》這個名字好！”陳然第一個贊同。
“我也贊成！‘挺進報’很有戰鬥力。”蔣一葦等都表示同意。
“吳兄，你的隸體寫得好，我們《挺進報》的刊頭由你來完成。”蔣一葦提議道。
“那恭敬不如從命了。”吳盛儒笑笑，欣然提筆，隨即寫下了“挺進報”三個大字。
“我認為還有一件事特別重要。”陳然一邊踱步，一邊思忖道：“我們應該給這份報紙找個‘靠山’。”
“是應該有個‘靠山’。”吳儒盛立即附和道。於是，眾人紛紛點頭，因為他們都知道陳然說的“靠山”，就是指黨組織。
是的，可黨在哪裡啊？這是大家最關心，也是最憂心的事。自四川省委和《新華日報》撤出重慶後，我地下黨組織一直處在白色恐怖之中，幾乎沒有什麼活動。多數員幾乎都處在無組織的“自由”狀態。他們多麼期待黨組織能夠回到自己的身邊！
然而，黨在哪裡呢？
山城重慶的春季，總是雨霧茫茫。陳然他們在蔣一葦家開完會十天左右、《挺進報》出版二期的一天，在開明圖書局門市當店員的劉鎔鑄正忙著整理書架時，突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劉鎔鑄回頭一看，見一位穿著西服、打著領帶、頭頂咖啡色禮帽的“紳士”站在他身後。
“你是劉鎔鑄先生嗎？”“紳士”禮貌地問。
劉鎔鑄默默地點點頭。
“我們學校圖書館準備買一批圖書。”對方在說暗號。劉鎔鑄明白了，便警惕地與其對暗號：“書單帶來了嗎？”
“劉先生可以另找一個地方嗎？”
暗號已經對上。
“請上樓。”劉鎔鑄將“紳士”帶上閣樓。
“你們辦的油印報紙，每期我們都收到了。組織上認為你們做得對。我叫彭詠梧，市委委員，今天，特地來找你接組織關係。”“紳士”脫下禮帽，放在寫字檯上，然後慢條斯理地說。
“請拿來！”劉鎔鑄突然嚴肅地對“紳士”說。
“拿什麼？”
“拿組織關係。”
“要是拿不出呢？”“紳士”看看劉鎔鑄，淡淡地一笑。
“那就不接。”劉鎔鑄的表情立即沉了下來。
小閣樓上的氣氛馬上緊張起來。
片刻，“紳士”站立起來，有些激動地說：“鎔鑄同志，你是清楚的，‘二二八’以後，留下的同志都疏散隱蔽了。為了找你，我們費了很大勁。難道你還不相信我嗎？”
劉鎔鑄穩了穩情緒，說：“詠梧同志，我相信你是市委委員，也相信你是黨派來找我接組織關係的。可‘二二八’後，我同黨中斷了聯絡，早就希望接上。《挺進報》的幾位朋友也委託我找黨組織，我們多麼盼望黨來領導《挺進報》啊！但是，就憑你的一句話，還不能接關係。”
被叫作彭詠梧的這回情緒穩定了一下，問：“那麼，要怎樣才能接關係呢？”
“‘二二八’前夕，領導我的同志對我說：‘今後可能由別的同志來同你聯絡。目前國統區形勢日益惡化，一定要提高警惕。’他叫我在我的名片上親筆簽了字，交給他，言定憑名片接關係。你沒有帶名片來，怎麼接關係呢？”
“好，我們就談到這裡，下次再來。”彭詠梧戴上禮帽就出去了。
三天以後，彭詠梧又來了，仍然沒有帶名片。但他說出劉鎔鑄原來的組織領導人王煥新的社會身份。面前這位黨派來接頭的領導同志是無疑的了。劉鎔鑄心想。
“如果我不憑名片，是否可以同你們《挺進報》的幾個同志接關係呢？”彭詠梧問。
“不可以。”劉鎔鑄搖搖頭，堅決不同意。在白色恐怖條件下，這是起碼的組織紀律。
“那好吧。這個先放一放。”彭換了一個話題，說：“根據重慶市委的精神，你們的《挺進報》需要進行組織改造，辦還可以由你們幾個辦，但得歸市委領導，發行也有市委統一安排，你們這邊可以留一部分發給原來的讀者。你看怎麼樣？”
“我……不能同意你的意見，彭委員……”劉鎔鑄依然很倔的樣子，搖頭道。
“這是為什麼？”彭詠梧的口氣有些重了。
“你既然是市委領導，你當然知道為什麼。”劉鎔鑄沒有客氣。
“哈哈……我明白了。好，今天就說到這裡。”彭詠梧突然大笑起來，說著，拿起禮帽出了書店。
組織關係沒接上，劉鎔鑄當然不同意任何事情。他看著遠去的彭詠梧，又想喊住他，可鐵的組織紀律告訴他，必須這樣做！
過了四五天，“紳士”彭詠梧再次出現在書店門市部。這一回，他見了劉鎔鑄，就笑容滿面地說：“劉經理，我們的那筆交易，今天大概可以‘落盤’了。”
“彭先生請——！”劉鎔鑄帶彭上了樓，並給他沏上茶。
這回，彭詠梧坐下後，從容地將手****口袋，然後摸出一張名片，遞給劉鎔鑄，問：“這名片是不是你的？再仔細看一下，那名片上的簽字是不是也是你的筆跡？”
“是！就是我的！上面的筆跡也是我的！”這次特別的激動，輪到了劉鎔鑄。只見他迅速伸出雙手，緊緊握住彭詠梧的手，連聲道：“老彭，我們終於找到組織了！終於找到組織了！”
“你們辛苦了！黨沒有忘記你們，也知道你們的情況。”彭詠梧也有些激動。
“根據形勢需要和重慶地下黨的實際情況，現在我宣佈市委的幾項決定：一、《挺進報》從現在起將作為市委的機關報，由市委直接領導，具體由我來負責並與你們聯絡；二、報紙的印數要儘可能增加，印刷質量也要設法提高，報紙印出後全部交給市委發行，可留下一部分交經辦人員處理；三、辦報所需經費，目前組織上無力支付，繼續由你劉鎔鑄同志負責籌集，但不得以黨組織或《挺進報》的名義籌措經費，唯自願捐助者可以不必拒絕；四、《挺進報》的編輯方針和內部人員分工不變。”彭詠梧以市委領導的身份，向劉鎔鑄宣佈道。最後，他又交代了幾件事：“目前《挺進報》只有你是黨員，你要挑起這副重擔，組織上相信你能完成任務。我們今天的談話，可以全部告訴陳然和蔣一葦。吳盛儒今後不來了，你們也不要去找他。他已經做了他應該做的事。”
劉鎔鑄馬上明白，當初吳盛儒進來參與《讀者新聞》，肯定也是“組織行為”，便笑問彭詠梧：“是不是你派老吳打進我們《挺進報》的？”彭詠梧笑笑，說：“事情已經過去，不必再說了。”
彭詠梧前腳剛離開書店，劉鎔鑄立即收拾了一下書店門市，便飛步趕到棗子嵐埡蔣一葦家，將找到“靠山”的事告訴了蔣一葦，並說：“這麼好的訊息，你一定以最快的速度告訴陳然，他會高興死的！”
“我馬上就去。”蔣一葦說。
一份地下的“無名小報”，竟然被收歸為市委機關報，這是陳然等開始連想都不敢想的事。但找到“靠山”後，這件事就這樣迅速被確認了。
“我們幾個朋友合辦的《挺進報》，現在居然成了重慶市委的機關報，並由市委直接領導，這對我們來說，的確做夢也沒有想到。”劉鎔鑄激動地回憶道：“由於無法抑止的興奮，也出於對革命工作的責任感，之後，我們立即聚集在一起討論了市委的指示，按照原來的分工，對刻、印工作的每道工序，分別提出措施和要求：負責刻寫蠟紙的蔣一葦，逐步爭取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落筆輕重適宜，漏墨均勻，鋼板要經常刷洗，刻好的蠟紙要小心收卷，勿使產生摺疊痕跡；負責油印的陳然，從蠟紙上墨到印完，都要細心從事，防止擦破、掛破，如發現蠟紙出現裂縫，要立即採取補救措施，儘可能增加印數；負責採購材料的劉鎔鑄，要儘可能選購優質材料，如蠟紙以戴高樂牌為佳，紙張質量要細、薄而富有韌性，紙面無光澤，吸置油墨要細膩易幹。經過同志們的努力，報紙的印刷質量顯著提高，每張蠟紙的印數增至500份左右，受到市委表揚。”
不久，彭詠梧又向劉鎔鑄他們傳達了市委的兩項新決定：第一，建立《挺進報》特別支部，由劉鎔鑄擔任書記；第二，可以發展黨員。劉鎔鑄接受新指令後，立即著手在《挺進報》內部建立黨的組織。其實，陳然和蔣一葦早已是黨員了，但由於特殊的經歷，他倆的黨員身份都已中斷了。陳然是1939年春就入的黨，那時他才16歲。後來因為一度離開了重慶而脫離了組織關係。現在他要恢復黨籍，必須接受組織的重新調查考察，或者重新提出申請。蔣一葦，則在當時屬於組織之內準備入黨的先進青年。正當陳然和蔣一葦準備接受黨的進一步考驗時，彭詠梧被調到下川東(萬縣、雲陽一帶)領導武裝鬥爭，《挺進報》的工作改由市委常委兼宣傳部長李維嘉代為負責。李維嘉到任不久，便傳達了市委的決定：批准陳然重新入黨，並指定他擔任特支組織委員。幾個月後的1948年春，市委又批准蔣一葦加入中國，並擔任《挺進報》特支的宣傳委員。
為了達到市委提出的印刷指標，陳然、蔣一葦刻苦鑽研刻寫、印刷技藝，使報紙的質量逐步提高，印數也逐期增加。陳然經過反覆試驗，摸索出預防蠟紙自然裂縫的措施和破裂後的貼補辦法。他還經常練習刻寫蠟紙，經過一段時期的刻苦琢磨，終於能刻出老五號大小的仿宋字，準備在必要時接替刻寫工作。以後呂雪棠、古承鑠二人也參加過《挺進報》的刻寫工作。
組織的建立，使得陳然等一批年輕人像一團團火焰般熱情地投入到了辦《挺進報》的工作中去。那時條件非常艱苦，又是地下工作，風險極大。根據分工，蔣一葦負責刻蠟紙，陳然負責油印，劉鎔鑄負責材料供應和籌措，吳盛儒負責發行，吳隨彭詠梧離開後，發行由劉鎔鑄兼擔起來。他們的上面有專人負責把抄錄的新華社新聞稿傳遞，這一工作，在相當一段時間是由彭詠梧的愛人江竹筠（也就是“江姐”的原型人物）負責。而在江竹筠上面還有一個地下黨的“特支”，即專門透過電臺收聽新華社新聞訊息的“電臺特支”，程途為這個特支的書記，成善謀等人是專門收聽電臺新聞訊息的支委。市委書記劉國定直接領導這個電臺特支。出於地下工作的保密需要，兩個“特支”之間都是單線聯絡，相互不認識，或認識也不知道各自是幹什麼的。
在十分艱苦和白色恐怖條件下辦這樣一份革命報紙，困難是可想而知的。比如刻蠟紙、油印，雖然艱苦，也有風險，但畢竟是一個人關著門乾的活，暴露的機會要少一些。運送和發行就不同了，它要經過很多人的手，透過若干關卡、碼頭，既要考慮發行人和傳送人的安全，更要保護收報人的安全。韭然吧，把報紙印刷完後，還得考慮如何把印好的報紙送運出去，這個難度很大，風險更大。他得每期將在家裡印刷好的上千份《挺進報》，先包裝好後，再渡長江，有時還要繞渡嘉陵江，然後經朝天門、小什字、夫子池，最後才到民生路開明圖書局。過輪渡時，要上下躉船，躉船上有軍、警、憲、特盤查過往行人，稍有不慎，便會險象環生。然而，陳然卻從未出過紕漏。
之後由劉鎔鑄負責的發行，就更需要機智和周密的考量了。因為報紙送到他手後，必須立刻發出去。留在手上時間越長，危險也就越大。發行人員除了嚴密的保密意識外，還得有高度的時間觀念，要精確安排和嚴格遵守時間，避免取報人互相見面，以減少不必要的麻煩。另外，發行時間縮短，對發行人的安全更有保障些。當時《挺進報》的發行採取委託轉發和郵寄兩種方式。拿劉鎔鑄經辦的發行環節來說，一般先從他手中直接、間接取報的人就有二三十人。有的只取幾份，有的要取數十份或者上百份。劉鎔鑄不能用筆或其他方式登記取報人的姓名、份數，只能靠牢牢記住他們的相貌與服飾及領取的份數來確認。
《挺進報》發行的物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那些具有進步傾向的讀者和有統戰關係的讀者，給這些人發報相對安全和好辦些。另一類物件就比較困難和危險了，那就是些特別“讀者”——國民黨的軍、政官員，這是地下黨為了瓦解和粉碎敵人囂張氣焰而精心安排的物件。通常做法是，將《挺進報》裝入那些印有“重慶警察總局”、“中央銀行”等官方部門的信封套中，這些信封套則是陳然、劉鎔鑄名正言順以《彷徨》這樣的公開雜誌社名義去某些印刷廠索取或買來的，也有他們平時收集和儲存起來的。這樣做的好處是，敵人和特務機關一旦發現想追查，也找不到任何線索。
進入1948年，盤踞在重慶的國民黨反動勢力越來越日落西山，然而正是這一垂暮的景況，使得敵人對的鎮壓更加瘋狂。作為“刺向敵人的一把尖刀”的《挺進報》的工作更加困難重重。這時，重慶地下黨的形勢也十分嚴峻。特支書記劉鎔鑄被調出重慶市區去從事新的戰鬥工作，陳然代為《挺進報》的特支書記。這位年輕員幾乎以全身心的革命熱情投入到了辦報工作中。他的戰友對他當時的工作情形有過如下描述——
7月，重慶山城熾熱如火。陳然利用住房旁邊的一間儲藏室，用厚紙把板壁糊住，在窗後掛上毯子，再用黑紙作了一個燈罩，佈置成為一個印刷間。他再把刻好的蠟紙，一頭用圖釘固定在桌子上，削一根竹片來代替油印滾筒，蘸上油墨刮印。印定之後，把蠟紙一燒，竹片一丟，不留任何痕跡。
經過一夜奮鬥，按照市委要求的8開4版，印刷300份的第一期《挺進報》，在黎明時分印成了。陳然心急如火，不顧疲勞，立即帶上報紙，趕到江邊。這時，輪渡尚未開航，他僱了一條小船，橫渡長江進城，直接送到市委負責聯絡的同志那裡。
但是，第一期報紙的印刷質量卻並不理想。一張蠟紙印不到六七十張，字跡就模糊不清，只得換刻一張蠟紙再印。就這樣，連續刻寫三張蠟紙，又連續印刷了一個通夜，方才達到市委所要求的報紙數目。
……又是連續3個夜晚，陳然堅持精心印刷。一本印刷精良、裝訂精緻的重要檔案，終於趕製出來，總數達到3500份。
由於隆冬嚴寒，勞累過度，陳然病了，高燒達到39．6℃。但是，他很興奮，因為目前形勢已經達到了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的確，這又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
……
這時，除了編寫和刻字仍由蔣一葦負責外，陳然的擔子更加重了，和上級聯絡，採購油墨、紙張，取電訊稿，輸送和投寄報紙，全都落在他的肩上。此時，為了防止意外，李維嘉已不直接到陳然家來，而改為定期在外面找地方約會。因為，重慶的環境已十分險惡，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鬥爭更為艱鉅、複雜。然而，陳然的鬥志卻更加旺盛。他採取了許多創造性的工作方法。以投寄報紙為例：他為了不致被“郵檢”扣留，放棄集中投遞的辦法，採取化整為零的方式，分別到南岸、江北多點分散投寄。他收集多種形式的信封，運用多種筆跡，一次又一次地和敵人“捉謎藏”。一次，他故意利用一些官僚資本開設的大商號的信封，就在商店附近投郵。這些報紙很快就被守候著的特務發現，他們根據這些線索，對這幾家商號進行搜查。嚇得目瞪口呆的大老闆們，乖乖接受了搜查人的敲詐勒索。又一次，他在幾所被三青團分子把持、一貫壓制進步同學的學校附近，故意集中投寄了一批《挺進報》，這就引起特務懷疑，對學校當局作了一番徹底的清查……
《挺進報》在陳然等人的努力下，除了刊登新華社的訊息外，還有一些小的言論評論以及川東臨委和重慶市委關於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原則，開展地下鬥爭活動的思想指導方面的文章，特別是有關解放區的訊息和戰場方面的報道最多，這對於白色恐怖下的地下黨的同志和重慶市民來說，彷彿在黑暗中見一盞明燈。而同時，《挺進報》也從不放鬆對敵展開攻心工作，適時刊登那些令敵人心驚肉跳的文章和新聞訊息。比如，《挺進報》發表過一篇由一位老者寫的題為《勸告蔣軍軍官》的文章：“……蔣軍中計程車兵大都是無產階級中人，自然知道天下窮人是一家的道理。在這窮人要翻身的時候，不僅不讓翻身，反要替蔣介石賣命。所以，我不必勸蔣軍中計程車兵，只勸蔣軍中的軍官。我來現身說法：我出身法律界和教育界數十年，可算知識階級中人，愚夫妻擁有土地和其他財產，也可算有產階級中人。然而，我以年已六旬之人，卻一反以前不問國事的態度，實在是為正義感所驅使，看到了蔣介石禍國殃民20多年，以前弄得國家快要亡，現在弄得人民都要死，以為凡是一個有良心的中國人不應只顧自己安富尊榮，須念及同胞水深火熱，而替蔣介石打內戰的軍官們更要想到自己是犯了彌天罪惡，一定遲早命都不保，為解放與革命而死是有價值而且光榮，為賣國與獨裁而死是毫無意義而可恥。”
從現存的檔案中看到的一份第十六期的《挺進報》，那報眼的左右是兩個加框的口號，左邊為：“蔣區人民武裝起來，抗丁抗糧，分田廢債！”右邊是：“蔣管區官兵們，不要替貪汙土劣打仗！”具有很強的戰鬥性。再如一篇題為《蔣軍士兵好訊息——放下武器可以分地》的文章內容，對國民黨士兵也極有鼓動性。
《挺進報》上發表的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等著作，更是對敵佔區的民眾以極大的鼓舞，同時對反革命陣營也具有毀滅性的精神打擊力量。
《挺進報》在重慶的影響越來越大，令國民政府氣急敗壞。
原以為在四川省委撤離重慶和《新華日報》被封閉後可以安然大睡的國民黨重慶行轅主任朱紹良，有一天竟然在自己的辦公桌上放著的一隻“朱紹良主任親啟”的信封中取出了一份《挺進報》，這位行轅大人立即目瞪口呆地傻在原地好幾分鐘。因為那張用油墨印製的紙上有一排大字：“審判戰爭罪犯！准許將功折罪！”
朱紹良癱坐在椅子上，久久沒有緩過氣來：難道真是斬不盡，殺不絕？
“徐遠舉處長，你給我馬上過來！”朱紹良突然從椅子上站起來，抓起電話，瘋一般地對著話筒大叫起來。
現在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B-145)材料中，有徐遠舉交代當時這一情景的文字：
朱紹良在西南長官公署辦公室打電話叫我去，一進門就熊了我一頓。朱紹良素以儒將自詡，對人外柔內剛，一向不大熊人。我捱了熊，自知禍事來臨。果然，交給我一封信。這是一封警告信，內中還夾有一份《挺進報》。他怒氣衝衝地說：“現在還未到時候，就搞到我頭上來了。在重慶這樣囂張還了得！這個火種非撲滅不可，你務必破案。”提筆就給我寫了一個限期破案的嚴厲手令。
那天西南長官公署照例舉行黨政軍幹部會報，重慶的黨、團、軍、政、特等重要頭目都參加了。出席的有重慶市警備司令蕭毅肅、國民黨重慶市黨部主任委員龍文治、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重慶市警察局長施覺民、社會局局長趙冠先、中統西南督導兼重慶實驗區區長徐政、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和我本人，等等。朱紹良一上來就提出《挺進報》的問題，訓了一頓，接著責令軍警特務機關對地下黨組織務必清查破獲，並說：不要以為代表團和《新華日報》撤走了，就平安無事了。然後命令我與有關機關會商，限期破案。反動頭子們面面相覷，會議一散，一個個腆顏而退……
徐遠舉從朱紹良的辦公室出來後坐上小車，開始祕密策劃對《挺進報》的偵破行動。自從1932年在國民黨軍委會團警幹部訓練班參加軍統以來，他同打交道已有16年的時間了，當上這個少將處長也可算是“戰績”累累。可《挺進報》祕密發行已有一段時間了，還寄向各方，這次居然寄到了朱紹良主任的手裡，實在太猖狂了！頂頭上司的震怒，南京方面的責難，使徐遠舉感到了一種巨大壓力。
《血手染紅巖》是徐遠舉在被關進人民政府的戰犯監獄改造所裡寫的交代材料，在這一份材料記錄了他反動一生，尤其是屠殺重慶地下黨人和革命志士的罪惡過程。關於《挺進報》事件，也有專章敘述。當時徐遠舉對“限期破案”《挺進報》任務有如下佈置：
本來丙種會報，屬於憲兵、警察、中統、軍統四個特務機關的聯合會報，是秉承南京黨政會報(又稱特種會報)之命，危害革命、鎮壓****的聯合行動機構。該會報由憲兵司令部主持，在南京設有會報祕書處，作為領導各地丙種會報的總機構，憲兵司令部警務處處長任祕書處處長。按南京丙種會報規定，指定我和重慶警察局局長施覺民、重慶憲兵二十四團團長沙吉夫、中統西南區督導徐政四個人組成重慶丙種會報。經我們四個人商量，用“轉轉會”的方式，聚餐聯絡。為對付重慶工潮、****的方便，另邀了三青團特務頭子羅才榮和重慶稽查處處長羅國熙參加。以後我又把丙種會報改為一個常設機構，配屬於重慶警備司令部稽查處，來危害革命人士。
西南長官公署舉行的這次會報邀請來的人，談什麼問題，大家都明白。雖然滿桌子酒菜，但大家心情是沉重的。
在這次會上，除中統方面有所推諉外，警察、憲兵、稽查方面都表示將積極配合。最後，徐遠舉拿出了他的破案計劃，他說：
《挺進報》流傳所及，影響人心，但我們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他們……一、按照《挺進報》寄**況來看，《挺進報》肯定在重慶市或郊區。我主張立即清查郵路，守候郵筒，嚴密監視《挺進報》投郵情況，派人守候緝捕，特別注意早晚時間和郵局的郵工。二、搜尋赤色書刊，嚴密偵查新聞界、文化界左傾人士的活動，尤其是幾家民營報紙。請黨團新聞會報多多負責，隨時交換情況。請市黨部宣傳處立即配合軍警搜查各書店。三、由西南長官公署二處續派得力人員馳赴華鎣山區，配合清剿部隊嚴密搜捕，務必清出地下黨的組織關係，招撫被誘騙的青年。四、多方運用內線佈置，設法接近地下黨組織。五、必要時在全市進行突擊大檢查。目前不必打草驚蛇，請憲警在市郊區多加巡邏。六、特別注意各工廠的工人活動。各兵工廠要嚴密偵查戒備，工運組織要多深入下去。工廠方面最可能發現問題。
特務們對各種“案件”處理是有分工的，所謂的《挺進報》一類的案件，屬於“丙種會報”，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內部的一種分類案件名稱。從徐遠舉的這份“行動佈置”來看，敵人對《挺進報》事件，是又恨又怕，欲速處理，方可解他們的心頭之恨。
徐遠舉是有名的看上司眼色行事的一頭反動鷹犬，現在既然朱紹良把《挺進報》的事交代給了他，如果他徐遠舉做得不得力，朱紹良那裡肯定不會給他好臉看。因此徐遠舉得到朱紹良要搞掉《挺進報》的指令後，立即把執行計劃做好，並迅速呈報後得到朱紹良的親自批准。
“軍、警、憲、特四個方面的力量，全部由你調配，要不惜一切人力、物力、財力，從《挺進報》入手，徹底搞掉重慶地下黨！”朱紹良特意交代道。
“長官放心，卑職一定全力以赴。”徐遠舉在上司面前立下軍令狀。
得令後的徐遠舉親自坐鎮指揮，他要求各方面的軍警和特務分子每天將蒐集的情報及時上報給他，試圖從蛛絲馬跡中找出線索。他規定：破案立功者獎，怠慢疏忽者罰。在他的嚴厲督陣下，各路軍警和特務們開始瘋狂地搜查線索，挖空心思地施展陰謀詭計。
於是，在重慶大街上，便衣特務暗藏四處，瞪著那似鷹一般的眼睛，只要覺得可疑的人就立即抓捕。
偽裝改扮成學生、工人的特務分子，滲入重慶及下川東的學校、工廠裡，嚴密監視學生、工人的活動，他們對此行為也叫“深入基層”。
重慶的所有重點書店被一次又一次地突擊檢查，不少居民住宅也被強行搜查。各道路、碼頭、旅店，更是特務分子緊急戒嚴，重點清查的地方。
為了從“根本”上剷除《挺進報》與地下的聯絡，徐遠舉要求特務們將“戰線”拉長到各郊區，如綦江、江津、合川、璧山、永川、涪陵、長壽、墊江、大竹、鄰水、廣安、南川和萬縣、雲陽等地的特務，也跟著紛紛出動，到處清剿搜查。
“報告徐長官：雲陽方面有重要收穫！”不日，重慶站的特務向徐遠舉報告說，他們抓到了一個雲陽的青年知識分子，叫盛超群。“從確鑿的證據看，此人肯定是，並且與《挺進報》有密切關係。”
“你們在雲陽那邊盤問過沒有？有沒有收穫？”徐問。
“拷問了，但他很狡猾，沒有說啥子名堂。不過，他的事已經鐵板釘釘。我們還把他的弟弟盛亞群也逮捕了，兄弟倆還都挺硬，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吐一個字出來。現在分別關在渣滓洞的樓上六室和樓下六室。”
徐遠舉一聽，異常興奮。“好，我馬上派偵防課長陸堅如去刑審，看他吐不吐嘛！”
心狠手辣的陸堅如得令後，立即對盛超群用大刑。然而，他們哪裡想得到年年輕輕、文文靜靜的盛超群原來是個他們根本想不到的奇才，竟然讓狡猾的特務分子上了一個大當。
盛超群，雲陽人。1938年在延安中國抗日軍政大學第四期畢業。後受黨的指派回四川從事地下工作。1938年8月回到雲陽的他，先在雲陽中學校宣傳抗大的內容和八路軍的好處，促使當時的雲陽中學中有22位同學由城口縣翻山路去考抗大。盛超群此時參加了一起告發雲陽縣長陳言福、國民黨縣黨部書記長楊秩東的貪汙事件，曾轟動一時。這事激怒了當地的反動勢力，他們視盛超群為眼中釘、肉中刺，後由國民黨分子劉障東等十多人聯合起來控告盛超群是，說他在鄉間宣傳、阻擋兵役法實施和攻擊政府，當年12月縣警兵張俊等六人將盛超群鎖押到縣府。後因盛超群家人和親戚出錢保釋方算了事。雖然盛超群獲得保釋，可仍被軟押在縣黨部內不準隨便自由亂走。1941年2月，盛超群逃到成都、昆明一帶。1942年底才重新回到雲陽。不久，他在《雲陽公報》上揭露桑坪鄉長劉障東的貪汙事實，結果反被對方告發“盛是抗大回來的分子”。盛超群再次被捕入牢，兩個多月後才被取保出牢。此次出獄的條件是：盛不能再在雲陽。無奈，盛超群到了萬縣。
1943年到1945年期間，盛超群利用上海法學院章倉萍教授主辦的《中外春秋報》，不斷揭露和攻擊當地的國民黨貪汙分子，加上他的文章總是鋒芒畢露，又頻頻將那些貪官的事見於報端，盛超群一方面名聲大震，另一方面得罪了諸多當地反動官僚。比如，他揭露萬縣九區專員曾德威、萬縣警察局長艾興權的貪汙事實，在報上登出，題為《大官問小官，鄉里情況如何，小官答曰，煙毒已盡土匪絕跡》文章，惹得曾德威、艾興權等派十多個荷槍實彈的兵卒，前去追殺盛超群。那天盛超群正在西山公園坐著，好在有人事先去給他報信，他趁拿槍追殺的兵卒趕到之前的那一瞬間，急忙從後窗跳逃，一口氣跑到一艘開啟的輪船上才算撿了一命。盛超群如此敢作敢為，與反動官僚和貪汙分子如此高調對抗，加上他在《挺進報》還登載了題為《不怕你貪官槍尖上有血，只要我記者筆尖上有墨》一類的文章，作為此次特務分子尋找“****”的《挺進報》嫌疑分子，盛超群是必定跑不了的一個。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回憶說：“1948年1月7日早上，我開門看見牆上貼了很多快郵代電，其中有一則題為‘速捉****盛超群’。我一看，就拔腿往家裡跑，告訴哥哥要他馬上逃跑。哥哥聽了我的話，但1月9日晚上，他卻在萬縣被逮捕了。我於十日到萬縣四處打聽，尋找他的下落，二十多天一直沒有找到。後來哥哥暗地串通了看守班長，才知道了他的情況，當我到看守所見他時，不由心痛萬分。只見我哥超群他雙手帶手銬，腳上是副五十斤多重的大鐵鐐，已經被刑罰整得面不像人。看守班長對我說，這大腳鐐是專門對盛超群定製的，因為上面的人說盛超群很凶，我們萬縣方面已經管不住他了，馬上要押到重慶去……四月十九日我就被重慶行轅二處派來的特務杜傑（巫山人）逮捕了，特務給我帶上腳鐐、手銬，二天送到萬縣警察局審問，要我說出大哥的活動情況，我不說，把我用電刑、老虎凳整昏死幾次，連整帶審七八天後，我一點沒有說，杜傑將我送到重慶行轅二處，由姓張的法官審問，他拿出我給另一個哥哥、在南京工作的盛騰芳的信（特務在郵局查到的），依此，特務們要我說出大哥超群的一切活動情況。我不說，又用電刑、老虎凳，將我整昏死數次，連整帶審半個月後，我一直沒說出什麼，就把我關進渣滓洞裡。在渣滓洞裡，我大哥盛超群關在樓上六室，我關在樓下六室，盛騰芳關在樓下八室，我們關在裡面的人都知道。有一次二處特務把我大哥拷打得很利害，連整三天逼他交出組織，他受不住刑時，就把國民黨雲陽縣的各單位警察局長等咬上去，說他們都是……”
盛超群的弟弟盛亞群被關押了一年多後被釋放，另一個哥哥盛騰芳更因為與盛超群及《挺進報》無任何聯絡，便在審訊後幾日回到了南京。而對盛超群的酷刑仍在繼續……
“處座，盛超群終於招了！這回我們收穫大大的，盛已經招供他是雲陽縣的地下黨負責人，這是他供出的地下黨員名單……”
徐遠舉拿著偵防課課長陸堅如呈上的盛超群“招供”名單，手都有些顫抖了——這是這位老特務多麼期待的東西啊！
“盛不堪重刑，招出他是雲陽地下黨負責人，在雲陽準備武裝暴動，預定某時起事。還供了雲陽地下黨組織的計劃以及開會情況，提出了一張黑名單。我當時認為這是最好的材料，未加復訊就命令呂世琨、雷天元率領二處特務前往萬縣，會同萬縣區行政督察專員李鴻燾馳往逮捕。”徐遠舉回憶此次行動說：“萬縣專員李鴻燾，系鄧錫侯的舊部，以其管轄區出了這樣大的問題，就率領保安部隊，開了一艘專輪直下雲陽，將盛超群所供的周璞等十餘人，一併逮捕，解到重慶。經我一瞭解，被捕的人，有的是縣警察局局長，有的是縣財務委員會委員長，有的是縣參議員。一言以蔽之，都是反動黨團分子及雲陽地方豪紳，是欺壓人民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反動統治的支柱，與地下黨無關。全案撲了大空，不得不將在雲陽縣被捕的人全部釋放，並請重慶警察局刑警處長、雲陽籍的軍統特務頭子許乾剛出面，安撫他們，招待他們吃了一頓餐，致歉，並囑他們在雲陽縣團結一致，****清共。至於盛超群，我是非常憎恨的，以後殺害於渣滓洞，還追索他哥哥盛騰芳在南京《新民報》的情況。他兄弟盛亞群，也被株連，關了一年多才予以釋放。”
徐遠舉在盛超群問題上，大出洋相。當時特務們到雲陽抓走周璞等一批官員後，震驚雲陽各界，一時間，雲陽政府亂成一片，百姓拍手稱好。回到渣滓洞，徐遠舉親自審問，欲給自己拉回面子，便重刑對付盛超群，問他為什麼這麼幹？不想，盛超群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我說沒有的組織關係，你們不相信，你們的人撬斷了我的腿，我只得編一套交出來。”
盛超群從此在渣滓洞監獄裡成了有名的“智星”，他常給難友們出高招對付敵人。
後來，徐遠舉還上過一次當。但這一次他雖然沒有抓到一個，卻破壞了一個革命組織——四川民盟。民盟成員、“黑牢詩人”蔡夢慰就是在敵人的這次行動中被捕的。
然而，敵人畢竟已經在重慶城鄉各處撒下天羅地網，任何一點關於《挺進報》的風吹草動，皆在他們“全力以赴”的偵察範圍之內。這樣一份想在敵人眼皮底下不透一絲風聲的革命報紙就因為一絲不慎的細縫終於造成了重慶地下黨的巨大悲劇——
事情是從一個年輕的地下黨身上發生的。這位叫陳柏林的年輕黨員才18歲，他是民生路上的“文成書店”的一個職員，在特務們撒大網搜查線索時被迫暫停營業。店員陳柏林轉到草堂國專暫住。
在這裡，有位叫姚仿桓的保密局情報員正好與陳柏林同室居住。姚是徐遠舉派出的“紅旗特務”，即以進步分子的身份，潛伏到工人、農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中間，表現異常紅色，最後在摸清革命陣線的情況下將進步分子一網打盡，故敵特機構稱這樣的特務叫“紅旗特務”。陳柏林不知姚仿桓的底細，兩人在一起時陳對國民黨特務查封他的書店表示了極大的憤慨，一面強烈抗議國民黨特務的陰謀活動，一面表示將盡一切力量要恢復書店或重新辦一個書店。姚仿桓佯裝思想進步，附和著陳柏林大罵國民黨無能，這使陳柏林相信姚仿桓也是一個進步青年。陳柏林主動拿出一本《新中國初型》給姚仿桓看，姚仿桓翻書時發現書中夾有一張《挺進報》。
“老闆，這裡有情況……”姚枋恆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了保密局重慶站組長李克昌。
“好，你繼續盯住陳，我另派人接近這個陳。”李克昌指示道。
“我不可以繼續行動嗎？為什麼還要專門派人來呢？”姚仿恆見立功機會快到了，卻聽上司要另派人來搶功，有些不悅。
“你的腿腳不利索，萬一讓陳跑了怎麼辦？”李克昌訓斥姚。“長官，那我服從。”跛腳的特務姚仿恆只好放棄立功機會，讓給了另一個假裝失業青年的特務曾紀綱。
經姚仿桓的介紹，曾紀綱認識了陳柏林。曾紀綱以自己失業的“親身體會”與陳柏林推心置腹地交談，對追求光明、民主、自由和建立新中國表示了極大的熱情，這使陳柏林有一種幸遇知音的感覺。特別是曾紀綱投其所好，提出要辦書店的想法時，陳柏林非常興奮。為了尋找線索，曾紀綱提出應搬回書店去，陳柏林同意了。
李克昌是保密局重慶站副站長呂世琨的得力助手，他在重慶各工廠發展了許多“通訊員”、“情報員”，徐遠舉對他的評價是：“他很狡猾而又能吃苦，能深入到下層活動……李克昌是渝站工作得最出色的一個特務。”李克昌指示曾紀綱要儘快摸清陳的上級和《挺進報》的情況。
在文成書店，曾紀綱與陳柏林徹夜交談，談苦悶、談志向追求、談人生理想，表現出了一副比誰都革命的假象。陳柏林完全被“紅旗特務”的假象所迷惑了，而且還認為自己有責任把這樣的進步分子介紹到黨內。
1948年3月28日，陳柏林向上級“老顧”彙報了與曾紀綱交往的經過和對他的認識情況，“老顧”要陳柏林提高警惕，不可輕信人，但陳柏林十分堅決地認為曾紀綱最起碼是一個非常進步的人，迫切要求“老顧”親自考察一下。“老顧”從發展進步力量的角度考慮，同意先見見面，約定4月1日下午3時在紅球壩見面。
曾紀綱立即向李克昌報告了這一情況，李克昌又報告給副站長呂世琨，呂指示李克昌要曾紀綱“繼續偽裝，擴大線索”。
但是，徐遠舉知道這一訊息後，卻等不及了，他命令呂世琨做好行動準備，將陳柏林、“老顧”祕密逮捕。4月1日，呂世琨帶二處警衛組的大批特務在紅球壩周圍祕密潛伏。
這天下午，陳柏林興致勃勃地帶著曾紀綱去紅球壩見上級“老顧”。路上，陳柏林告訴曾紀綱怎樣介紹自己，如何回答上級的提問。在紅球壩，陳柏林還未及作介紹，潛伏的特務便蜂擁而上，將他和“老顧”逮捕。雙手被手銬卡住的陳柏林，看見曾紀綱在一旁得意地冷笑，此時才明白自己做了一件多麼愚蠢的事，從不輕易哭的陳柏林流下了悔恨的眼淚。陳柏林自然還不知道因為自己的這一失足，使得重慶市委和重慶地下黨幾乎徹底被敵人破壞，也並不知道由此給多少優秀的員及革命志士帶來了毀滅性的生命打擊。陳柏林後來一直被敵人關在渣滓洞，犧牲於“11·27”大屠殺之中。陳太年輕了，狡猾的敵人讓我們的年輕人和我們的黨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所以，任何假象可能都是革命最危險的敵人。黨和同志們必須牢牢記住。
不過，李克昌在抓獲“老顧”時，竟然霧了一頭水：“怎麼是你啊？”這個的“老顧”原來是李克昌的老熟人，而且也是他的同行——曾經的特務機關的軍統情報員，真名叫任達哉。
抓獲陳柏林和他的上級“老顧”，這讓特務機關的行轅二處一時喧囂起來。徐遠舉在《血手染紅巖》的交代材料中對如何審訊，有這樣一段自白：
“我對地下黨員的嚴刑審訊，有三套惡毒的手段：一、重刑；二、訛詐；三、誘降。利用他們不堪酷刑的拷打，利用他們貪生的心理，利用他們的家庭觀念，利用他們身體上的弱點，用各種威脅利誘和欺騙訛詐手段來**，以動搖他們的革命意志。比如說，你的上級將你出賣了，你不說不行。比如說，已掌握了全部材料，知道你的情況，不說也不行。比如說，你的妻子已將你的情況全部說出來了。施加種種欺騙**，以及生與死的威脅。我認為只要他們說一個字，開一句腔，就有辦法……”
陳柏林雖年輕，但並沒有出賣黨和失去一個員的忠誠。在現今的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業務檔案（A-81）卷宗中，關於當年陳柏林的情況有這樣一段結論性的評語：
因向成義送《報》被捕，受刑很重，沒有承認身份，未交人，獄中努力讀英文，希望以後獲得自由時辦一個書店。
當時特務機構的二處對革命志士使用的主要有老虎凳、水胡蘆、踩槓子、吊槓子、竹籤子種種毒刑。受過這種毒刑的革命人士即使能夠倖免於死，也會終身殘廢。按特務機關對革命人士的審訊手段，一上來就用刑，好像梁山上的英雄，一進監門就先打五十棍棒。他們妄圖用這種血腥的恐怖，從生理上和心理上來打擊革命人士堅強的意志，打得你昏頭轉向，失去了冷靜的頭腦，而落入特務的圈套。
徐遠舉分析了陳柏林和“老顧”的情況後，認為首先要從年輕的身上開啟缺口，年僅18歲的陳柏林在徐遠舉的眼裡不是什麼難對付的角色。
刑訊室裡，徐遠舉和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想象陳柏林一見這些刑罰就會發抖，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了。但不論特務們耐心開導，還是**威相逼，陳柏林只是一言不發，他憤怒地瞪著雙眼……徐遠舉失去了耐心，命令對陳柏林動大刑。年輕的陳柏林忍受著身體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竟然沒有吐出一個字，這讓徐遠舉不曾想到。
“換一個！”徐遠舉憤忿地說。
“老顧”被帶了上來，徐遠舉從李克昌那裡已經知道了“老顧”——任達哉的底細。任達哉在被捕前是民盟機關報《民主報》的印刷工人。抗戰期間，任在國民黨中央印刷廠當印刷工人。抗戰勝利後，中央印刷廠遷回南京，任達哉失業。經人介紹，任達哉認識了李克昌，在幫忙找職業、給經費的**下，任達哉做了軍統的通訊員。隨後，任達哉被介紹到民盟機關報《民主報》工作，同時負責監視民盟機關的活動情況。由於後來任達哉只提供過一次情報，工作上無甚“成績”，李克昌乃與任達哉漸漸疏遠，任卻在另一個陣營幹起“革命工作”了。
“任先生，聽說你過去與我們還是一條船上的同志啊！”陰森森的審訊室裡，徐遠舉仔細地上下打量著任達哉，見對方低著頭悶在那兒，心裡多少有些把握了：對這樣容易三心二意的人，掰開他的嘴並不複雜。
“說！你是怎麼從一個軍統的同志，變成的？”徐遠舉突然高聲一句話。
“不是的，長官，我本來就是你們的同志，李先生最清楚我的事，我現在還是你們的情報員，只是沒有完成好任務……”渾身在發抖的任達哉試圖用過去的歷史擋一下徐遠舉的凶惡的目光。
“任先生當真不是****分子？”徐遠舉的眼睛幾乎貼近任達哉的臉。
“真、真的不是。”回答的聲音是顫抖的。
“與《挺進報》也沒有啥關係？”
“沒、沒有。一點……關係都、都沒有。”回答的聲音更顫抖了。
“那就用刑吧！”徐遠舉怒吼一聲。
“小子，請上老虎凳吧！”陸堅如早已按捺不住了，一把將半癱在地的任達哉拖到刑具上，使勁加上兩塊磚……
“哎呀——！我招！我招……”老虎凳上的人大叫一聲後，又“嗚嗚”地哭了起來。
徐遠舉鄙夷地看了一眼癱在地上的任達哉，對陸堅如說：“把他交給你了！”
任達哉很快坦白了自己1945年加入地下黨的經過，後又供出了自己的領導人“楊清”，並說楊是重慶地下黨市委委員，分管工人運動。任達哉同時還交代了自己所掌握的《挺進報》發行和地下黨員情況。
“最近你們還有什麼活動？”審訊已經一天一夜了，特務有些疲倦地問。
“有有。”任達哉突然想起一件事：“我已經同‘楊清’約定過幾天聯絡接頭，他要向我佈置新任務。”
“太好了！這回我們可以釣一條大魚了！”破案心切、又有老特務那種異常**嗅覺的徐遠舉，頓時欣喜若狂，他知道“好戲”開始了——
1948年4月4日，特務季縷按照徐遠舉的精心佈置，帶著叛徒任達哉和一批便衣特務，像一群凶殘的餓狼似的撲向重慶磁器街的嘉陽茶館——這是任達哉經常與許建業接頭的地方。這一天，許建業正在茶館裡與另一位地下黨高正明商談工作，突然見任達哉與幾個鬼鬼祟祟的陌生人在茶館外面探頭探腦，立即意識到事情不妙。“有情況，快走！”許建業輕聲催促高正明一句後，藉機將茶凳絆倒，引起茶館內一陣混亂，於是高正明裝做上廁所，從後門脫身遠去。
“他就是楊清。”任達哉指著許建業，對特務說。
“抓！”特務們立即一擁而上。許建業蔑視了看了一眼任達哉，大義凜然地甩了一下特務們伸出來的手，說：“我自己會走！”
許建業的被捕，立即驚動了重慶的特務機關。當晚，徐遠舉馬上驅車前往重慶特務祕密機關所在地老街32號慈居，他要親自審問這位重慶地下黨的領導人。
徐遠舉，湖北人，1932年參加軍統特務，時任國民黨軍統局本部行動處少將處長、國民黨西南長官公署第二處處長，是位“見多識廣”、殺人不見血的老牌特務。在他的眼裡，人只不過像他腳底下任意可以踩踏的螞蟻一般，只要用點刑，或者用重刑，再加上來點“心理戰術”，肯定會像任達哉那樣“求饒”還來不及呢！可是，他沒有想到，眼前的這位“楊清”讓他吃驚不小。在徐遠舉自述罪行的《血手染紅巖》中他這樣描寫道：
“楊清身體強壯，氣宇昂揚，有革命英雄氣概。我問他的姓名、年齡、籍貫、住址，他一字不答，經用各種酷刑拷打，几上幾放，只說他叫楊清，鄰水人，住在過街樓某旅館。經過調查，過街樓根本沒有這個旅館。從他身上檢查，也無片紙隻字。經過一天一夜的審訊，用盡各種手段，不得要領。我怕線索中斷，即命二處嚴加看守，注意楊的每一動態……”
關於特務如何對這位重慶工人領袖用刑和許建業如何在敵人面前寧死不屈，監獄裡的敵我雙方都有不少親歷者的回憶。筆者看到《重慶工運史》編寫組邱富貴、唐有武等人寫的許建業剛入獄時的三次重刑情景：
……軍統特務頭子徐遠舉，見這位身穿藍布衫，身材魁偉的年輕人毫無畏懼地站立在辦公室的中央，神情自若地望著窗外，覺得對付此人不能疏忽大意，他假意請許建業坐下，然後說：
“你叫楊清嗎？”
“不錯”。
“幹什麼職業？”
“做生意。”
“不，你不像做生意的，年輕人，你應老老實實地回答我的問題。”徐遠舉臉上露出奸笑。
“我是生意人，這就是實話。”許建業不慌不忙地說。
徐遠舉沉不住氣了說：“我知道你是，必須交代出你們的組織，同黨和領導人”。
許建業一聽“交代”“同黨”，氣湧心頭，嚴正地說：“我們做買賣的，只曉得將本求利，賺錢謀生，不懂什麼叫。”
“真不說？真不交代你的組織？”
“有什麼可說的？我連都不是，還有什麼組織可交代？”
徐遠舉惱怒了，只得攤牌說：“你真的不講嘛！那好，我叫一個人來與你見見面。”他一按電鈴，叛徒任達哉立即走進辦公室，勾著腦殼，龜縮在一旁，膽怯地低聲說：“老楊，他們都知道了，你就講了吧！”
許建業一見叛徒任達哉，怒火萬丈，罵道：“劣種，可恥叛徒！”
徐遠舉的審訊成了僵局，只得草草收場。
徐遠舉不甘心失敗，決定對許建業採用刑訊逼供，妄圖用皮鞭、棍棒來撬開許建業的嘴，達到破壞地下黨組織的罪惡目的。
夜裡，許建業被幾個凶神惡煞的劊子手綁進刑訊室，室內陰森恐怖，燈光微弱，寒氣逼人，四周牆上掛滿了麻繩，帶釘棍棒，鋼心皮鞭。屋中間擺著老虎凳，電刑坐椅……
而對著刑訊室裡的一切，許建業巍然屹立。重慶行轅二處偵防課課長陸堅如，二處渝組組長雷天元，渝組副組長王仁德同時出馬。許建業面對凶殘狠毒的特務，怒目而視，一聲不吭。
陸堅如先是耐著性子，裝出和緩的樣子說：“楊先生，徐處長給你講得很多了，有的問題你們的人都說了，何必還要隱瞞呢？希望你將領導人和組織交出來，這樣對你來說是很有好處的。”
“既然叛徒都給你們講了，還來問我幹什麼？！”許建業以鄙視的口吻說。
陸堅如威脅地說：“你不要嘴硬，現在你已失去了自由，只有交出組織和同黨才能重新獲得自由，那是唯一的出路。”
許建業斬釘截鐵地說：“少囉嗦，我沒有什麼可講的！”
陸堅如見許建業態度強硬，進一步威逼說：“到了我這裡，就由不得你不講，放明白點，好漢不吃眼前虧。”
“你的意思無外乎要動刑，就是殺頭我也沒什麼可講。”許建業剛毅地回擊。
此時，陸堅如凶相畢露，猛擊桌子吼道：“給我吊起來！”話聲剛落，幾個劊子手立即將許建業捆綁起來，反吊在屋中大梁中。許建業頭上豌豆似的汗珠直流，但他咬緊牙關，忍住劇痛，不叫不哼。幾個特務手執皮鞭、棍棒，邊抽打邊問：“說不說？”許仍以“無聲”對抗，劊子手們聲嘶力竭地狂吠一陣之後，無可奈何，只好將許建業放下，這時，許建業的手腳已嚴重損傷，昏迷過去，但他緊咬牙關，堅強地戰勝了敵人的第一次酷刑。
絕滅人性的特務沒讓許建業有喘息機會，待用冷水將許潑醒後，又綁上刑椅，劊子手包樹成舉起大號白鐵水壺，向許建業鼻孔猛烈衝灌。帶刺激性的水衝入鼻孔，嗆入氣管、肺部，痛如針插刀絞，但許建業一聲不吭，仍然以極大的毅力戰勝了特務的第二次酷刑。
敵人兩次刑訊失敗後，對許建業使用了更凶殘的毒刑，他們將許建業綁在老虎凳上，這是一種既原始又殘暴的刑具，它可以使人腳骨折斷，癱瘓致殘，墊到第三塊磚時，見他的膝蓋骨吱吱作響，昏迷過去，敵人用涼水將其潑醒後，又加磚頭，許建業再次昏迷，雖然幾次反覆，但許建業仍未吐出一字半語，充分顯示出他“寧可筋骨斷，意志絕不屈”的大無畏精神。
經過一整夜的折騰，敵人一無所獲，特務頭目陸堅如惱羞成怒，對許建業最後狂吠道：“你再不說，我就叫你皮肉分家，死屍不全。”
這時許建業已是遍體鱗傷，精神不支，但一聽陸堅如的狂吠，立即掙扎起來以仇恨的目光怒視陸堅如，高聲喊道：“我是中國黨員，這就是我要說的；其他任何事情你們都休想知道！”
特務們歇斯底里地說：“我們有四十八套刑罰，你受得了？”
許回答道：“管你四十八套，八十四套，怕了不算員！”
又是一頓雨點般的鞭子抽打。“說不說？”“不說！你們別想從我嘴裡聽到一句對你們有用的話！”
面對如此硬骨頭的人，特務們再無進攻能力了，只得灰溜溜地收場……
特務們對許建業可是下了功夫的，因為徐遠舉知道，只要把許的嘴“撬開”，《挺進報》乃至整個重慶地下黨就有可能“徹底解決”。為此，他招呼手下特務們要使盡一切辦法讓許建業“招認”。
“老許初入獄時，蒙著頭，不許任何人看，他腳上上了重鐐，手上有銬子，不給飯吃，不給他松銬子，看守把他說得神乎其神，說他一人能打五人，力氣大，有武功，受幾十種刑都不怕，看守很畏懼。”有獄友這樣回憶說。
許建業，《紅巖》中的許雲峰的主要原型，這位讓敵人傳得神乎其神的重慶市委領導，到底是位什麼樣的人物？在此，我們稍作介紹：許建業是四川鄰水縣人，1920年生，原叫許明德，後名許明義，許立德，化名楊紹武、楊清等。四歲時父親許良棟病故，剩下母親，妹妹三人，寡婦幼子，孤苦伶仃，只得投靠心地狠毒的伯父，過著寄人籬下的日子。伯父的兒子經常欺壓幼小瘦弱的許建業。母親見兒子被人踐踏打罵，常痛哭失聲。於是，變賣嫁妝首飾，決定讓許建業上學讀書，以求將來成家立業。許建業很有出息，先讀私塾，後入縣立小學；為了早謀職業，減輕慈母負擔，他13歲考入鄰水縣鄉村師範訓練班。許建業追求進步，1938年18歲時就加入了中國，後來一直從事重慶的地下工人運動，是位有廣泛影響的工運領導者，也是位作風正派、意志堅強的員，在群眾中有相當好的口碑和威望。
由於特務認為許建業是條“大魚”，所以，對他用刑特別重。被捕後的兩天中，數度用刑，但都沒有從許建業的嘴裡獲得任何東西，特務無奈只好將其單獨關在一間潮溼的牢房。監獄內的特務們對“*”們管得異常嚴厲，但這裡也是個特殊的戰場。這兒每天出現的情況，都會馬上被獄內的難友瞭解，並迅速傳播開去。許建業入獄和他在敵人面前表現出的寧死不屈精神，加上他已經是暴露身份的“*”中最高領導，所以他的出現，立即在整個渣滓洞內的難友們中引起“**，尤其是那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