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舉行建交談判(1/3)
●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不能接受。”
●喬冠華說：“就中國方面而言，我們將一如既往，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為推進中美關係做出自己的努力。”
●鄧小平針對美方擬定的公報，嚴正指出：“美方應該停止小修小補，要抓住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全球戰略意義。”
● 中美舉行建交談判
共和國故事·歷史突破毛澤東在中南海會見基辛格
1972年11月12日下午，毛澤東主席在中南海會見美國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並與基辛格進行了友好談話。
參加這次會談的，中國方面有：周恩來總理、外長姬鵬飛、副外長王海容、譯員唐聞生及沈若雲。美國方面有：駐中國聯絡辦事處主任卜大衛，國務院計劃暨協調處主任洛德。
談話一開始，毛澤東對基辛格再次來中國訪問表示歡迎，並且在友好氣氛中同他進行了範圍廣泛的交談。
毛澤東首先詢問中美會談的情況，他掃視了一下在場人員說：“各位討論了些什麼？”
周恩來說：“擴張主義。”
基辛格接上話說：“沒錯。”
“誰在談擴張，他嗎？”毛澤東半開玩笑地說，用手指了一下基辛格。
周恩來回答說：“他先開始，其他人也跟進。”
接著，雙方談到國際局勢。
基辛格說：“中東的主要問題是現在就要防範被蘇聯掌控。”
毛澤東說：“他們不可能掌控中東，因為雖然他們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卻有限。以古巴為例，你一恐嚇他們，他們就跑了。”
基辛格說：“後來我們又嚇了他們一次，但我們沒有聲張。”
毛澤東很感興趣地問：“最近嗎？”
基辛格回答說：
最近。他們出動好幾艘潛艇，我們也出動好幾艘軍艦，後來他們就退了。我很懷疑這個國家會想跟我們建立關係。剛開始卡斯楚派代表團來接觸，代表團負責人是洛德利圭茲。他率領6名拉丁美洲同胞來到中國，試圖代表蘇聯與我們媾和。他們還試圖透過羅馬尼亞的西奧塞古和，說服我們不要繼續在意識形態上搞鬥爭。
毛澤東接著談到中美蘇三國的關係。他說：
目前你們跟我們之間有些歧異。現在我講話不太舒服，因為我掉了兩顆牙。你們跟我們的活動也有點不同，那就是，我們向來以牙還牙。我們體察到柯西金總理和我們達成的協議從來沒有真正履行過的事實，那是1969年9月11日在北京機場的協議。
基辛格說：“我向周總理解釋，我們的戰術較為複雜。我們毫不懷疑誰是今日世界最主要的威脅。”
毛澤東笑著說：“你們的做法是中國式的太極拳。我們做的是更有活力的太極拳。”
周恩來補充說：“直接出擊。”
基辛格說：“的確，但是當挑戰真正出現時，我們的反應跟你們一樣。”
毛澤東說：“我相信，那就是為什麼您最近到阿拉伯世界拜訪，做得很好。”
接著，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毛澤東問：“為什麼在你們的國內，你們對水門事件那樁屁事那麼在意？”
當時，譯員解釋,她不能照實翻譯主席的“屁事”一語，說到那意即“放屁”時，中國一方傳出更多笑聲。
周恩來問洛德是否知道中國字“屁”的意思。
洛德先生回答說：“不知道。”
周恩來說他可以問他太太。
最後，中方解釋這個字：這個事件本身是個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大的亂子。無論如何，我們不希望這樣。
毛澤東所說的“水門事件”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轟動，這起事件最終造成尼克松下臺。
水門事件是美國曆史上最不光彩的政治醜聞之一，這起事件對美國本國曆史以及整個國際新聞界都有著長遠的影響。
在1972年的總統大選中，為了取得民主黨內部競選策略的情報，1972年6月17日，以美國共和黨尼克松競選班子的首席安全問題顧問詹姆斯·麥科德為首的5人闖入位於華盛頓水門大廈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辦公室，在安裝竊聽器並偷拍有關檔案時，當場被捕。
事件發生後，尼克松曾一度竭力掩蓋開脫，但在隨後對這一案件的繼續調查中，尼克松政府裡的許多人被陸續揭發出來，並直接涉及到尼克松本人，從而引發了嚴重的憲法危機。
1973年10月20日，尼克松為了要罷免要求他交出證據的特別檢察官，迫使拒絕解任特別檢察官的司法部長辭職。司法次長繼任司法部長後，又因為拒絕罷免這位特別檢察官又辭職，最後司法部的三號人物才答應罷免特別檢察官。尼克松又動員美國聯邦調查局封鎖特別檢察官及司法長官、次長的辦公室。宣佈廢除特別聯邦檢察局，把此案的調查權移回司法部。尼克松濫用行政權力來維護自己的行為，招來美國國民的嚴厲指責。
10月31日，美國眾議院決定由該院司法委員會負責調查、蒐集尼克松的罪證，為彈劾尼克松作準備。
1974年6月25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決定公佈與彈劾尼克松有關的全部證據。7月底，司法委員會陸續通過了三項彈劾尼克松的條款。
尼克松於8月8日宣佈：將於次日辭職。從而成為美國曆史上首位辭職的總統。
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表示了對水門事件的關切，對這樣的“屁事”搞得美國國內不安感到不滿。基辛格保證這與外交政策無關。
基辛格說：“不過，主席先生，外交政策不會有這樣的問題。我們的外交政策會維持目前的方向，或者在危機情況下我們會採取的行動，都不會改變，我們過去的作為可當做證明。”
毛澤東說：“對。即使是在國內事務方面，我想就你和總統而言也沒有很迫切的問題。”
基辛格接著說：“沒有。對我而言這根本不是問題，因為我跟這沒有一點關係。就總統而言，他有辦法處理好的。”
毛澤東提高聲調說：“我所指的國內事務是你們的通貨膨脹問題，物價上漲，失業增加。看起來失業人口已經因為美元相對穩定而減少，所以看起來應該沒有大問題。為什麼水門案會鬧成這個樣子？”
基辛格回答說：“有很多複雜的因素，包括有很多老式的政治人物不喜歡總統，因為他採取的政策不是那麼傳統。也有很多知識分子變成無政府主義者，想要摧毀一切。”
毛澤東和基辛格的這次談話比以往幾次的氣氛都好，雙方在談話中沒有發生爭執。這預示著，中美關係正逐漸走向春天。周恩來在醫院與基辛格交談
1974年11月25日下午，周恩來在醫院會見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兒子和女兒。
會見時在座的有鄧小平副總理、喬冠華外長、王海容副外長、朱傳賢司長、唐聞生和章含之副司長。
基辛格說，他今天很高興能會見周恩來總理，並在會見中回顧了過去的多次訪問。他說，“在過去幾年，我們兩國的關係是穩步向前發展的。我這次來訪是為了繼續這個過程，我相信，我們會取得成功的。”
周恩來在醫院與基辛格只會談了半個小時。談話僅限於一些禮節性的內容。
每當基辛格要提出嚴肅話題時，周恩來就改談其他話題，說是醫生不准他討論這種問題。
後來，基辛格在回憶錄中說：
從來沒有人解釋過為什麼政治問題會比閒聊更有損於他的健康。這是一次令人痛苦的會晤,很可能對我們兩人都是如此。
基辛格這次訪華離上次只有一年，而在這一年內，美國國內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美關係也隨著這種變換逐漸向前推進。
1974年8月9日，傑拉爾德·福特繼任總統。福特於1913年6月14日出生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最初名為小萊斯利·林奇·金。小萊斯利父母離婚後，他的母親再次嫁人，萊斯利最後隨了他繼父的姓，更名為傑拉爾德·福特。
1941年，福特從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1948年11月2日，當選美國眾議員，正式步入政壇。
1973年12月6日，福特在原副總統斯皮羅·阿格紐辭職後成為美國副總統。
水門事件後福特成為美國總統。
水門事件給美國政治及社會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共和黨政府已經因為此事而元氣大傷。
美國侵越戰爭的失敗和水門事件同時發生，前者作為行政當局外交決策失誤的重大例證，後者作為他在國內政治中濫用權力的嚴重事件，都削弱了總統的權力。
福特接任總統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基辛格繼續留任，並決定讓基辛格擔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兼國務卿的職務。
當時，基辛格立即給總統寫了一個備忘錄，題為《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承諾》。備忘錄講到了臺灣問題、蘇聯問題、南亞問題、東南亞問題、貿易與其他雙邊關係問題等。
備忘錄指出，《上海公報》確定了中美關係的基本原則。並說，在這些公開和其他私下的宣告的基礎上，美國承諾在本屆政府內，即在1976年實現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完全正常化。我們同意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來確認一箇中國”的原則。
備忘錄說：
我們宣告：我們反對任何兩個中國的政策，我們反對任何使臺灣趨向獨立的事態發展，我們反對任何第三國（如日本或蘇聯）干涉臺灣或企圖進入臺灣的圖謀。
美國將支援臺灣問題的任何和平的解決辦法。我們反對臺灣的任何針對大陸的軍事行動。
1974年我們正在實質性地削減美國在臺灣的軍事力量。我們向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我們打算在本屆政府末期從臺灣撤出軍事設施，結束與臺灣的軍事供應關係。
基辛格的備望錄的目的，顯然是為了讓新總統瞭解美國在中美關係問題上對中國的承諾，以便保持與前任政府政策的延續性。
尼克松的辭職是由美國國內政治鬥爭的原因所引起的。福特與尼克松在政見方面，尤其在對外政策方面本沒有什麼分歧。0喬冠華設宴歡迎基辛格一行
1974年11月25日晚上，外交部部長喬冠華舉行宴會，歡迎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及其一行。
鄧小平副總理出席了宴會。
出席宴會的還有王海容、黃鎮、貝時璋、朱穆之、馬仁輝、王冶秋、林平、朱傳賢、唐聞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錢大鏞等。
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副主任約·霍爾德里奇和聯絡處官員，應邀出席了宴會。
宴會在友好的氛圍中開始，喬冠華外長在宴會上首先致祝酒詞。他說：
3年多來，基辛格博士曾6次遠涉重洋，來我國訪問。這一次又來到北京，使我們雙方有機會繼續就中美關係正常化以及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交換意見，對此我們感到高興。
喬冠華說：
自從國務卿先生上次訪華，已經過去一年了。一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進一步證明當前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整個世界處於激烈動盪和不安之中。這是各種矛盾激化的反映，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人類歷史總是在動亂中向前發展的。我們認為，這種動亂是好事，而不是壞事。
喬冠華接著指出：“中美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在隔絕了20多年之後，兩國之間來往的大門打開了，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得到了發展。在這裡，我們應當提起尼克松先生在這方面所起的開拓作用。同時，我們也欣賞地注意到福特總統要繼續執行上海公報的宣告。”
在講話最後，喬冠華說：
中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在一系列原則問題上存在著分歧，但這並不妨礙在某些問題上找到共同點。我們雙方本著坦率精神交換意見，增進了解，總是有益的。總的說來，這幾年中美關係是向前發展的。我們相信，國務卿先生這次訪問，將為上海公報所確定的各項原則得到進一步貫徹做出貢獻。
喬冠華的祝詞結束後，會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接著，基辛格國務卿在掌聲結束後致祝酒詞，他說：
福特總統這次派我來訪問，是為了繼續進行我們每年所進行的富有成果的會談並交換意見，使關係正常化的程序繼續下去。
……
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正常化過程的開始和在此後幾年的發展，不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權宜之計，而是美國對外政策的既定方針。
基辛格這次訪華，是受福特總統之託，與中國高層就中美建交等問題進行磋商。
福特在宣誓就任總統時一開始便說：
我是在美國人從未經歷過的異乎尋常的情況下就任總統的。這是使我們的心靈遭受創痛的歷史性時刻。
對於中美關係正常化這樣在美國國內政治中尚有爭議的問題，福特是難以有所作為的。福特本人並不精通外交與安全事務，缺乏直接從事國際事務的經驗。
當時，美國國會中反對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勢力還很大。而福特更擔心的是共和黨內保守派的反對。
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共和黨保守派里根極力試圖要取得共和黨的總統候選人的資格，他堅定地支援美國繼續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反對尼克松為與中國和解“犧牲”臺灣。這種情況對福特來說無疑是巨大的挑戰。
1974年8月12日，福特在致國會的第一次內外政策報告中談到對華政策時說：
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我保證繼續信守《上海公報》的原則。在這些原則上建立起來的新關係已經表明，他是符合雙方的重要的、客觀的利益的，而且已經成為世界局勢的一個持久特徵。
10月11日，眾議院透過一項法案，決定廢除1955年的《福摩薩決議案》中有關保護臺灣地區的一節。28日，福特總統簽署了這一法案。但真的要將中美關係向前推進，並實現突破，福特政府還面臨著更多問題。
1974年10月21日，美國新任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布什飛抵北京，與中方進行了會談。
在談到妨礙美國和中國最終建立外交關係的臺灣問題時，布什說：
就此事的緊迫性來說，是否需要大大加速進行，我認為我們有很大的餘地可以按照我們自己的考慮和國家政府的考慮而定。因此，在這個問題上，美國並不十分忙於解決。
但布什又說，我們願意看到中美關係“繼續改進，這就是我的目標”。
在臺灣問題上採取拖延的方針，以維持中美關係的現狀，構成了福特總統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特點。
基辛格訪華和布什抵京任職，都沒有就中美建交問題取得實質性成果。鄧小平重申一箇中國立場
1974年11月，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再度訪華，但在推進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面已失去了往日的熱情。由於當時周恩來已發現癌症住院治療，鄧小平作為中方的主要代表與基辛格舉行會談。
在會談開始時，基辛格試圖緩和一下氣氛，他指著擺在他面前的3本厚厚的提要手冊對鄧小平說：
我將開始把這幾本手冊從頭到尾向你念一遍。
鄧小平機敏地問：“這幾本手冊有幾噸重？”
基辛格說：“有好幾噸重。而且我另外還有一些。這僅僅是我們的開場白。”
這時，鄧小平裝出一副嚴肅的樣子對基辛格說：“我們方面沒有任何手冊，我們只有小米加步槍。”
這句話引得大家哈哈大些，會談氣氛也變得融洽了很多。
但是，隨著會談的深人，雙方的態度都變得嚴峻起來。基辛格提出了一大堆困難，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處境與其他國家不同。基辛格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美國同臺灣簽訂了《共同防禦條約》；二是美國國記憶體在著一股親臺勢力。
基辛格表示：
美國願意按“日本方式”解決中美關係正常化問題，但要在臺灣設“聯絡處”。
美國將在1977年撤完駐臺全部美軍，但還沒有找到妥善解決美臺《共同防禦條約》問題的方案。希望中國政府宣告和平解決臺灣問題，以使美國考慮放棄美臺“防禦關係”。
可以看出，美國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比起尼克松在任時的承諾已有很大的改變。
聽完基辛格的表述後，鄧小平一針見血地指出：
從本質上說，這不是“日本方式”，而是“一中一臺”方式。在建交問題上無非是一個“倒聯絡處”的方案，中國不能接受。至於美臺《共同防禦條約》，根據《聯合公報》的原則必須加以廢除。在美國同臺灣斷交、廢約、撤軍後，臺灣問題應由中國人自己去解決，那是中國的內政，用什麼方式解決也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鄧小平在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問題上的堅定性，給美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於中美雙方在臺灣問題上的分歧加大，基辛格的這次訪問只能是空手而回。
基辛格本人也表示，他這次訪問的任務也只是為了“再次肯定美國對外政策的既定方針”。
11月28日晚上，基辛格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答謝宴會。
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外交部部長喬冠華、副部長王海容，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貝時璋、朱穆之、馬仁輝、王冶秋、林平、朱傳賢、唐聞生、章含之、王珍、朱霖、錢大鏞等，應邀出席了宴會。
美國總統助理、白宮辦公廳主任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基辛格博士的夫人南希·基辛格，以及基辛格博士的其他隨行人員，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副主任約·霍爾德里奇，出席了宴會。
基辛格首先在宴會上祝酒。他感謝中國主人給予他們的接待。
基辛格說：
我這一次訪問人民共和國是繼續我過去訪問所取得的進展。我們回顧了國際問題，加深了相互瞭解。我們表示要致力於根據上海公報原則繼續正常化的程序。他重申，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是美國外交政策的既定原則。
喬冠華外長在祝酒時說：
幾天來，我們雙方本著坦率的精神，回顧了一年來國際形勢的發展，並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以及中美關係問題交換了意見。這增進了我們的相互瞭解，加深了對一些共同點的認識。我們雙方都表示準備按照上海公報所確定的各項原則，為推動中美關係繼續向前發展做出努力。
中方在與基辛格的這次會談中，雙方談定，福特總統將於1975年訪華。
基辛格這次訪華沒有得到毛澤東的接見。而在此期間毛澤東曾接見過一些外賓，有的地位還低於基辛格。這與一年之前他訪華時毛澤東與之暢談3小時的情景形成鮮明對照，同時也反映出中方對中美關係停滯不前的不滿。喬冠華說中美有共同點
1975年10月19日晚，外交部長喬冠華為再次來華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和夫人舉行宴會。
這是基辛格第八次訪問中國。
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出席了宴會。
出席宴會的還有：黃鎮、王海容、朱穆之、沈圖、王冶秋、林平、秦加林、朱傳賢、唐聞生、章含之、周秋野、朱霖、錢大鏞、李富榮、林慧卿、鄭敏之、吳蔚然等。
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和夫人及聯絡處官員，應邀出席宴會。
宴會在友好的氛圍中開始，喬冠華和基辛格在宴會上祝酒。
喬冠華在祝酒時說：
當今國際形勢的特點是，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世界各種基本矛盾都在激化。革命和戰爭的因素都在增長。嚴峻的現實不是什麼緩和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而是新的世界戰爭的危險正在加劇。我們不相信有什麼持久和平。客觀規律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對霸權主義只有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從不切實際的幻想出發，把希望或者願望當作現實，並從而採取相應的做法，都只能助長擴張野心，導致嚴重的後果。在這方面，第二次
世界大戰的歷史提供了有益的教訓。面對日益增長的戰爭危險，我們的根本方針是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堅持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做好一切必要的準備。我們深信，不管歷史的發展會有什麼曲折反覆，世界總的趨勢是走向光明，而不是走向黑暗。
喬冠華接著說：
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雙方發表上海公報，我們兩國關係開始了新的一頁。總的說來，這幾年中美關係是有發展的。中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兩國的政策存在著根本分歧，但在當今這個動亂的世界形勢下，我們雙方還是有共同點的。這在上海公報中已做了明確的闡明。只要我們雙方都能在實際行動中認真遵循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就有理由相信，中美關係會繼續得到發展。這是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就中國方面而言，我們將一如既往，根據上海公報的精神，為推進中美關係做出自己的努力。
喬冠華的致詞引來全場熱烈的掌聲。
基辛格在祝酒時說：
今天是長征結束40週年，這個日子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今晚在座的參加過這一史詩般征程的人們具有深刻的意義。這一事件也向全世界證明了那些從事長征的人們的勇氣和眼光，他們的勝利證明了要取得偉大的成就，信心比物質條件更為重要。
基辛格接著談起中美關係，他說：“美國在對外關係中，最重視的莫過於他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聯絡了。我們之間的分歧是明顯的，我們的任務不是去加劇這些分歧，而是要在我們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推進我們的關係。這樣的關係會加強我們每一方，他不會威脅任何人。”
基辛格還說：
每一個國家都必須奉行適合於自己的政策。正如我們已經在上海公報中所宣告的那樣，美國將抵制霸權主義。但當他能避免不必要的對抗，而又不威脅到第三國的安全的時候，美國將盡一切努力這樣做。在奉行這一政策的時候，指導我們的將是行動和現實，而不是誇誇其談。
基辛格接著說，福特總統不久就要到中國來，他的意圖是要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加強我們的關係。
他最後說：
在未來的幾天內，我們將有機會就共同關心的廣泛問題交換意見。這種定期磋商已經成為我們關係中的可貴特點。
基辛格這次訪問中國，是在中美會談陷入僵局的情況下，作出的挽救措施，中國因此十分重視基辛格的這次訪華。
在1974年基辛格訪華之後，國際局勢又發生了變化，這自然會影響到正在走向緩和的中美關係。
1974年，美國駐臺“大使”馬康衛離任，安克志繼任“大使”職，這表示美國將繼續與臺灣保持外交關係，自然引起中國政府的不滿，並受到中國媒體的公開批評。
1975年3月，又發生了取消中國藝術團訪美演出的事件。根據中美原先商定的計劃，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原定派出中國藝術團赴美訪問演出，由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負責接待。
中國藝術團事先做了積極、充分地準備，並將演出節目單、預備曲目及劇照等陸續提供給美方，預定於3月29日啟程赴美。就在中國藝術團啟程前夕，美國國務院無理要求中國方面取消藝術團預備曲目中的一首歌曲《臺灣同胞——我的骨肉兄弟》。
中國藝術團列入這首歌曲確實具有重申一箇中國原則的政治含義，但臺灣問題是中國內政，中方當然不會接受美方的無理要求。
3月27日，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宣佈無限期推遲中國藝術團赴美訪問演出。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也就此向記者發表了談話。
對此，中國對外友協和外交部新聞發言人於4月2日發表談話，嚴正指出：
解放臺灣、統一祖國是中國人民的內政，別國無權干涉……美國政府在上海公報中同意只有一箇中國，而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方如果不是從《上海公報》後退，就沒有理由反對中國藝術團把這首歌列為預備曲目。
4月5日，蔣介石病逝。當天，福特總統發表宣告，對蔣的去世“深表悲痛”，並稱：“蔣總統是一個具有堅定正直的品質、巨大的勇氣和具有政治信念的人”，等等。
福特的這番講話自然被看作是美國要繼續保持與臺灣關係的一種政治表態。美國政府原擬派農業部長巴茨率團赴臺參加蔣的葬禮。但臺灣方面堅決反對，認為級別太低。美國一些親臺議員也竭力鼓譟，如參議員高華德威脅說，如派巴茨赴臺，他將不參加美國代表團，而要以個人身份赴臺奔喪。
9月間，中美之間又發生了關於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的糾葛。根據中美雙方原先的商定，美國市長代表團擬於9月來華訪問，由中國人民外交學會接待。
美方在代表團成員中包括了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波多黎各並不是美國的領土，關於波多黎各的去向在美國和波多黎各都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聖胡安市市長贊成波多黎各成為美國的一個州，如果中國方面接受聖胡安市市長參加美國市長代表團，也就意味著中國對波多黎各的地位表了態。這顯然使中方感到為難。
因此，中方提出，由於波多黎各的特殊情況，聖胡安市市長參加該代表團是不適宜的，希望美方更換人選。但美方卻拒絕考慮中方的合理要求，9月8日，美方發表公報指責中方把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與波多黎各的地位問題聯絡起來，把政治因素引入了雙邊交流，並且片面地取消了這一訪問。
9月16日，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發表評論，反駁美方的公報。評論指出，在國與國之間進行人員交流，一方提出的人選理應徵得對方同意。如果認為對方必須接受一方提出的人選，那是強加於人。
評論進一步說：
姑且不論美國市長代表團訪華本身就是一項具有政治意義的行動，把波多黎各聖胡安市市長列入代表團名單，挑起這場爭論的，不是別人，恰恰是美方自己。
1975年是西藏自治區成立10週年，中美因為美國政府縱容和支援西藏逃亡分子在美活動發生了糾紛。
達賴流亡集團為了尋求國際支援，在西方世界大肆活動，美國是他們活動的重點。他們在紐約成立“西藏辦事處”，並且根據美國“外國代表機構管理法”進行了登記，同時其“新聞公報”也在美國司法部注了冊。
早在1974年7月30日，中國駐美聯絡處曾就此向美國國務院提出交涉，指出這是不能容忍的，要求美方就此做出解釋，並取締該“辦事處”。
9月24日，美國國務院卻答覆說，達賴流亡集團的活動符合美國憲法和法律。10月8日，中國聯絡處再次向美國務院申明立場，要求美方重新考慮對達賴流亡集團在美活動的做法，遭美方拒絕。10月13日，中國外交部新聞司發言人發表談話，對美國政府公然違反《上海公報》的原則，露骨幹涉中國內政的做法予以譴責，並警告說，任何外國勢力妄圖利用達賴流亡集團來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都是註定要失敗的。
在1975至1976年間，中美兩國貿易往來也受到挫折。1971年的雙邊進出口額是500萬美元，1972年上升至9590萬美元，1973年、1974年劇增為8.05億美元和9.34億美元，但1975和1976年則回落到4.62億美元和3.36億美元。而美臺貿易則繼續大幅度增長，由1971年的16.1億美元，增至1976年的48億美元。
1975年中美關係正常化程序陷入停滯的主要原因，是福特政府出於國內政治的原因，不敢也不可能在這方面採取果斷的舉動。
以高華德參議員為首的共和黨右翼，包括參議員瑟夢德和赫爾姆斯，不滿福特總統比較溫和的政策，威脅要支援加州州長里根作為1976年總統大選共和黨候選人。他們尤其對中美關係正常化可能損害臺灣利益表示反對。
里根在1975年6月的第一次外交政策演說中批評對中國的緩和政策。並稱，他同意高華德的主張，如果福特要訪問北京，就該同樣訪問臺北。
當時，儘管基辛格幾次提醒福特，尼克松總統原本準備在他的第二任期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福特都表示現在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時機尚不成熟，斷絕與臺灣的關係政治代價太大。
中方雖然為改善中美關係積極努力，到1975年，中美會談仍然處於僵持狀態。鄧小平駁回美方的公報草案
1975年10月20日，鄧小平副總理、喬冠華外長同美國國務卿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舉行會談。
美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國務院顧問赫爾穆特·索南菲爾特、負責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哈比卜、國務院政策計劃司長溫斯頓·洛德、負責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幫辦小威廉·格萊斯廷、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蒙古事務處長安士德、國家安全事務委員會成員理查德·索洛蒙。
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以及林平、唐聞生、錢大鏞、丁原洪、趙稷華。
這次會談的特點是，雙方自始至終都在論戰之中。
基辛格帶來了一份福特總統訪華的聯合公報稿，公報稿中以空洞的詞藻表示中美關係正常化取得了進展，但美方卻沒有什麼實際的承諾。
中方當然不能接受這種掩飾分歧給人假象的公報。
鄧小平針對美方擬定的公報，嚴正指出：
美方應該停止小修小補，要抓住中美關係正常化的全球戰略意義。
中方在會談中一再提到尼克松在他第二任期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的承諾。
鄧小平還拒絕了基辛格提出的一些關於航空、商務和航海問題的事務性協定，認為在兩國正式建交之前兩國間沒有可能達成這類協定。
中方甚至懷疑，既然不能在實現正常化方面取得突破，福特總統是否有必要訪問中國。
當天下午，基辛格博士和夫人等美國客人参觀了故宮博物院繪畫館。
在後來幾天裡，中美雙方舉行了多次會談。
中方直到基辛格一行即將離開中國的前一天晚上，才討論美方提出公報草案。
在會談中，雙方進行了激烈的脣槍舌戰。喬冠華完全拒絕美方的草案，而提出了一個與《上海公報》相似的、闡明中美雙方在全球爭端、蘇聯和臺灣問題上不同立場的公報草案，並用“天下大亂、形勢大好”來描述當時的形勢。
基辛格也不打算做出退讓，他拒絕了這一草案。
喬冠華說：“中方可以同意沒有公報的首腦會談。”
基辛格堅持首腦會談必須有公報。及至凌晨，雙方不歡而散，基辛格空手回到華盛頓。這樣一來，關於福特訪問中國事宜，又變得懸而未決。
早在1975年6月上旬，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針對下半年福特總統預定的對中國的訪問，就臺灣問題向福特總統提出建議。他寫道：
臺灣問題因為牽涉到國內政治，所以眼下不必急著考慮。擔心的是您的中國之行已日趨臨近，這個問題可能會發生戲劇性的變化，您從純粹的政治立場嚴肅考慮一下可能發生的任何事情……
1、進行一次深入的民意測驗，瞭解公眾對臺灣問題的各種解決方案的態度……應深入瞭解保守派和自由派的觀點，探究對不同解決方案的不同看法。顯然，這一民意測驗應該非常祕密地進行。
2、深入研究美國的保守派在這個問題上說過什麼並且可能說什麼。同樣要深入研究主要的民主黨人在這一問題上始終在說什麼。
3、要考慮如何防止這一事件成為您的對手攻擊您的主要武器，不論他們是共和黨人還是民主黨人。對中國的訪問沒有達成關於臺灣問題的最終解決辦法，某些人會試圖將他描繪成一次外交上的失敗和解決困難問題的一個無能表現。特別是右翼人士，將會很快批評訪問本身，因此會防備心很重，立即會指責，任何一點讓步是出賣臺灣。
布什在這封信中還講到，當時許多美國的新聞記者對福特總統在這次訪問中解決臺灣問題抱有很大的期望。他建議總統馬上採取措施，打消人民的這種顧慮想法，讓人民的期望現實一點，不要認為臺灣這個大問題不解決是一個外交的大失敗。
由此可見，布什幾乎完全是從美國國內政治的角度來考慮臺灣問題的。
基辛格作為對華關係正常化的決策者之一，仍然希望，即便在福特總統任內未能實現對華關係正常化，也要在這一方面取得成果。
當年夏季，基辛格曾向黃鎮建議，是否可能就走向正常化宣佈一些“半路措施”，中國方面繼續拒絕這類措施。
9月28日，當基辛格在參加聯大期間，在紐約會見中國外長喬冠華時，基辛格直率地告訴喬冠華：“美國國內政治使美國不可能在福特總統訪華期間，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喬冠華回答說：“我們理解你們的問題。”
10月22日晚上，基辛格和夫人南希在人民大會堂宴會廳舉行宴會。
基辛格博士首先在宴會上祝酒。他說：
我們對訪問感到滿意。我們兩國都是完全依靠自己而不需要什麼保證，都有豐富的經驗而不致混淆辭令和現實，混淆戰術和戰略。我們結束了彼此隔絕的狀態，是由於我們認識到了我們的利益。我們將加深這些認識，來增強我們國家之間的關係。
當時，基辛格希望，在福特總統預定於1975年11月訪華時雙方能發表第二個公報，而在他10月訪華時能把公報談成。由於中美存在分歧，基辛格的願望沒有實現。毛澤東再次接見基辛格
1975年10月21日傍晚，基辛格在鄧小平等陪同下，再次受到毛澤東的接見。
當時，毛澤東的身體有些虛弱，連站立說話都十分困難。他坦率地對基辛格說：“你知道我渾身都是病。我很快就會上天堂了。”
基辛格看著毛澤東，透過他的言談舉止，仍然認為：“毛澤東的思想還是清晰的。”
基辛格要求毛澤東接見他的夫人及其他隨行者，立即得到應允。
毛澤東和基辛格夫人握手後，要了一張便條，寫下這樣的話，說基辛格夫人的個頭比基辛格還高。
送走基辛格夫人後，毛澤東和基辛格開始正式會談，毛澤東講話聲音比較小，唐聞生和王海容認真地聽著，確認無誤後，再用英文翻譯出來。
有時，毛澤東將他說的話寫在紙上，再由她們翻譯。毛澤東不時用力做著手勢，以強調他談話中的重點。
中美兩國關係的關鍵是臺灣問題，在1972年起草《上海公報》時，中美雙方一直為此而糾纏不清。
在這次談話中，基辛格機敏地提出：
美國認識到，在臺灣海峽兩邊的所有中國人都認為只有一箇中國，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美國政府對這一立場不提出異議。
毛澤東堅持美國只有同臺灣斷絕所謂“外交關係”，中美才可能建立國家間的外交關係。
在涉及中國主權的原則問題上，毛澤東寸步不讓，毫不妥協。
毛澤東在臺灣問題上又表示出極大的耐心。他對基辛格說：“世界上的事情不要看得那麼死，那麼著急幹什麼呢？”
毛澤東又說：“臺灣問題由你們定，我們不催，你們如果需要就辦，如果還不行就推遲下去。”
基辛格對此印象極深，基辛格後來回憶說：
毛澤東從來沒有對臺灣問題表示過不耐煩，沒有規定過任何期限，沒有進行過任何威脅，或把它作為我們兩國關係的試金石。“我們可以暫時不要他們，過100年再說吧。“為什麼要這樣匆匆忙忙呢？”“臺灣問題不是大問題。國際形勢才是大問題。”“臺灣事小，世界事大。”這是毛澤東多次向我們說明的他關於臺灣問題的意思。
在談話中，毛澤東風趣地說：“我們跟蘇聯建了交，但關係就不那麼好，還不如跟你們的關係好些呢。”
毛澤東認為，這不是什麼重要問題，整個國際問題是重要問題。
基辛格理解毛澤東的意思，那就是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受侵害的大前提下，中美兩國為了共同對付蘇聯，中國寧可在臺灣問題上耐心等待。
接著，毛澤東對基辛格說：
杜魯門、約翰遜前不久都去世了，過去美國對中國、對越南的政策也已經埋葬起來了。那個時候，你們反對我們，我們也反對你們，所以彼此是對頭。以前的對頭，現在我們的關係是叫友誼。所以就這樣手握手起來。
毛澤東說著，把兩隻手握在一起。
毛澤東還幽默地說：“你的檔案我們是不偷看的，你故意放在那裡試試看嘛……搞那些小動作沒有用，有些大動作也沒有用。”
毛澤東在談到以前尼克松的蘇聯之行時，毫不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他嘲諷地說：
我們認為你們是從我們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這些肩膀現在一點用都沒有。我們是老五，是小拇指。
鄧小平在和基辛格會談時，基辛格表示，我們都無所求於對方。
毛澤東因此問基辛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於對方，你到北京來幹什麼？如果雙方都無所求的話，那麼為什麼我們要接待你和你們的總統。”
“燕子低飛，山雨欲來風滿樓。”毛澤東把基辛格比作風雨中飛行的燕子，意味深長地說，“你不得不忙。當風雨來襲時，燕子就忙了……這個世界並不平靜，而暴風雨——風和雨——來了。隨著風雨的來臨，燕子也開始忙碌了。”
在談話中，毛澤東說：“歐洲在對待蘇聯方面太軟了，太分散了。”
基辛格表示贊同，他說：“美國希望有一個聯合的強大的歐洲。”基辛格還保證說：
不管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發生了蘇聯的進攻，美國都會很快捲入。
毛澤東對美國國防部長施萊辛格訪問日本，表示遺憾。希望他在福特總統行將訪華時一起來華，或者以後再邀請他來訪，並表示要請他去訪問東北、內蒙和新疆，要讓蘇聯人看看。
最後，毛澤東再次對“水門事件”這樣結局表示不滿，要基辛格向尼克松問好。
毛澤東肯定和讚揚基辛格為中美關係所作的努力，他說：
你跑中國跑出了名嘛，頭一次來時，雙方發表公告，全世界都震動了。
基辛格深為毛澤東的人格魅力所折服，他後來說：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一個人像他具有如此高度集中的不加掩飾的意志力……他身上發出一種幾乎可以感覺到的壓倒一切的魄力。毛澤東的確能讓人體會到力量、權力和意志的共鳴。
11月6日，布什在給基辛格的一個報告中彙報了與中方一起準備總統訪問的情況。布什說，他最近與喬冠華外長的會見是冷冰冰的，在談正事前沒有簡短的開場白，沒有寒暄。中方不同意美方的公報草案，他們不再說，“我們還有時間”，而表示“你們欠著我們一筆賬”。在福特總統訪問時，中方“可能在私下和公開的場合使用一些相當不令人愉快的言辭”。
布什認為，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則總統將在國內政治中付出代價，而且此次訪問對推動中美關係估計作用不大，他建議推遲訪問。
儘管如此，基辛格還是沒有放棄希望，直到最後一刻都在勸說總統要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但福特的回答是，來自里根和共和黨右翼的關於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壓力，使得他根本不可能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基辛格又透過駐華聯絡處主任布什與中國領導人談判，希望能達成一項臨時性的聯合宣告，遭中方拒絕。
中方更不願意看到，由於這次訪問出現問題而使中美關係倒退。看到基辛格和美方先遣人員如此緊張，中方向美方保證，福特總統將受到禮遇和尊重，中方不會在接待中給他難堪。鄧小平致詞歡迎福特總統
月1日，美利堅合眾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的邀請，前來中國進行訪問，乘專機到達北京。
隨同福特總統訪問的正式成員有：總統的夫人貝蒂·福特、總統的女兒蘇珊·福特、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和夫人、行政管理和預算署署長詹姆斯·林恩和夫人、總統顧問羅伯特·哈特曼、總統助理理查德·切尼、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副國務卿約瑟夫·傑克·西斯科、總統新聞祕書羅恩·內森、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哈比卜、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溫斯頓·洛德。
前往機場迎接的有：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外交部長喬冠華、外貿部長李強，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康克清、鄧穎超、林佳楣同志等。
在機場迎接美國客人的還有政府部門、北京市等有關方面負責人王海容、朱穆之、嚴佑民、劉澄清、姜惠蓮、路金棟、劉華清、劉存信、鄧崗、王冶秋、劉傳新、章含之、朱霖、林平、秦加林、朱傳賢，以及各界人士200多人。
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和夫人，聯絡處官員，先期到達北京的美方人員，也到機場迎接。
鄧小平副總理代表中國政府和周恩來總理對美國客人來訪表示歡迎。
當天，首都機場上懸掛著中國國旗和美國國旗。
下午15時，機場上空響起飛機引擎的轟鳴聲，美國總統的專機到達北京。
福特走下飛機後，鄧小平與他親切握手。接著，機場上舉行歡迎儀式。樂隊奏美國國歌和中國國歌，福特總統由鄧小平陪同，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
福特總統和夫人到達賓館時，受到康克清、鄧穎超等人的迎接。
當天晚上，周恩來委託鄧小平主持宴會，歡迎美國總統傑拉爾德·福特和夫人貝蒂·福特。
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外交部長喬冠華、外貿部長李強，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林佳楣同志，出席宴會作陪。
鄧小平和福特在宴會上先後致祝酒詞。
鄧小平首先祝詞說：
總統先生，福特夫人：
女士們，先生們：
同志們，朋友們：
今天，福特總統和夫人千里迢迢，遠涉重洋，前來我國進行正式訪問，我們感到很高興。福特先生1972年6月就曾作為眾議院共和黨領袖偕夫人來過我國，中國人民是熟悉的。在周恩來總理委託我主持的這個宴會上，我代表中國政府向福特總統和夫人以及隨同他們來訪的美國客人們表示歡迎。
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偉大的人民。兩國人民一向是友好的。我願藉此機會向偉大的美國人民轉達中國人民親切的問候。
3年多以前，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雙方發表了著名的上海公報。這是一個獨特的國際檔案，它明確闡述了中美兩國不同的社會制度所決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時也指出了兩國在當今世界上具有許多共同點。其中突出的一點是兩國都不應該謀求霸權，都反對任何其他國家或國家集團建立霸權的努力。公報為發展中美關係提供了基礎，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標。這一公報的發表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國際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自從上海公報發表以來，總的來說，兩國人民之間的來往和友誼有了增進，兩國關係有所改善。福特總統就任後不只一次表示將恪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願為促進兩國關係的發展而努力。對此我們表示歡迎。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符合中美兩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我們相信，只要認真遵守上海公報的各項原則，經過雙方的共同努力，這一願望終將實現。
……
山雨欲來風滿樓，風颳得越來越急了，要阻止也阻止不了。在這種國際形勢下，關鍵在於執行什麼樣的路線和政策。我們認為，指出戰爭的根源和危險，消除和平幻想，充分動員人民，做好一切準備，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進行鍼鋒相對的鬥爭，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
……
福特總統前來我國訪問，這是當前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兩國領導人就共同關心的問題直接交換意見是有益的。我們預祝福特總統訪問成功。
最後，我提議：
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為福特總統和夫人的健康，
為其他美國客人們的健康，
為在座的同志們、朋友們的健康，
乾杯！
賓主紛紛舉杯乾杯。
接著，福特致答詞說：
副總理先生、外長先生、今晚在座的所有中國朋友們：
讓我代表福特夫人、我們的女兒蘇珊、我們同行的人員以及美利堅合眾國人民，對你們友好的接待表示感謝。今天晚上你們為我們舉行的盛情的宴會，就是這種接待的一個象徵。
雖然這是我第二次來中華人民共和國訪問，但我作為美國總統來貴國卻是第一次。1972年我曾有機會會見貴國的一些領導人，其中包括周恩來總理。我瞭解到他們的一些觀點，並且看到了中國人民在發展自己的國家方面所做的給人以深刻印象的工作。我對你們的款待留有愉快的記憶。
自從我們兩國開始討論如何建立更富有建設性的關係以來，已經4年多了。客觀現實和共同的需要使我們走到一起，採取了一個果敢和有遠見的行動。
在上海公報中，我們兩國政府承認“中美兩國的社會制度和對外政策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更重要的是，我們還同意，關係正常化符合我們兩國人民的共同利益，而且會有助於建立一個更加安定的國際秩序。因此，我們確立了某些原則，來指導兩國關係的發展和我們對國際形勢的看法。
……
我期待著我們進行坦率和有益的討論。我們將探索共同點，並且謀求在雙方觀點分歧的地方增進諒解。本著這種精神，我們將繼續堅定地致力於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建立我們兩國正常關係的過程，並且擴大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進行合作的領域。
在我訪問開始的時候，我提議：
為毛主席的健康，
為周恩來總理的健康，
為鄧小平副總理的健康，
為今晚在座的其他官員和朋友們的健康，
為本星期我們在這裡的會談的成功，
為中美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和了解的進一步發展，
乾杯！
他們祝酒以後，樂隊分別奏美國國歌和中國國歌。席間，樂隊演奏了中美兩國的樂曲。
早在1974年7月底8月初，水門事件的來龍去脈已經真相大白，尼克松也已經山窮水盡，面臨著不是辭職就是被彈劾的選擇。
在1973年和1974年兩年中，掩蓋真相，保住總統地位花去了尼克松的許多精力，他顯然已經失去了往日在對外政策方面的魄力，在這時他要在中美關係正常化方面再採取重大舉措已經是不可能了。
1974年8月8日晚21時，尼克松在白宮舉行最後一次記者招待會，宣佈辭去總統職務，次日生效。福特繼任總統後赦免了尼克松，水門事件遂告終結。
福特上任後，開始積極拓展中美關係。福特的來訪，對中美關係的發展，將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毛澤東與福特總統會談
1975年12月2日15時30分，中方通知美方，毛澤東主席將會見福特。
於是，福特攜妻子、女兒和其他隨員，在16時離開賓館，駛向毛澤東的住處。
在住處的門口，鄧小平副總理和其他中方官員，歡迎福特及夫人的到來，然後陪同美方人員進入室內。
毛澤東站起身來，迎接美國客人，同他們一一握手。
參加會見福特總統的隨行人員是：福特總統的女兒蘇珊·福特、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副國務卿約瑟夫·傑克·西斯科、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哈比卜、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溫斯頓·洛德、國家安全委員會高階工作人員理查德·索洛蒙。
中方參加會見和談話的有鄧小平副總理，李先念副總理，喬冠華外長，黃鎮主任，王海容副外長，唐聞生和章含之副司長。
所有人都坐在寬大的扶手椅上，圍成一個半圓形，會談就開始了。雙方首先談了蘇聯，接著雙方重點談了中美關係。
福特說：“主席先生，我認為我們不得不在國際事務上加強合作，應對來自諸如蘇聯那樣國家的挑戰。”
毛澤東說：“對，我們對蘇聯一點信心也沒有。鄧小平同志也不喜歡蘇聯。”
福特說：
我們也是這樣。他們在全世界擴張，掠奪領土和經濟資源。我們必須面對他們的挑戰……我們希望從明年開始，我們的雙邊關係可以得到改善。我們認為，現在正是我們兩國關係取得實質性進展的時候。
毛澤東問：“你是說我們兩國之間？”
福特回答：“對。”
毛澤東說：“那樣很好。”
福特又說：“主席先生，如果你的國家和我的國家一起合作，應對來自蘇聯的挑戰，那麼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關係正常化，就會在我的國家得到支援。”
毛澤東說：“很好。不過，我們在這裡只是說說而已，蘇聯到底怎麼行動，還需要觀察。”
福特說：
主席先生，我們必須讓蘇聯對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作留下深刻印象，言辭是不起作用的，必須有實際行動。我們將不斷對他們施加壓力。我希望，來自您的壓力，和我們的壓力一樣強大。
毛澤東微笑著說：
我們就是放放空炮，罵罵人而已。
福特說：“主席先生，我們將要做的就不止如此了。美國人民希望他們的總統堅強有力，我們將來就會這樣行動。而不是隻說不做、放空炮。”
毛澤東問：“你們有實心炮？”
福特也開始幽默起來：“對，我們將一直準備火藥，如果他們來挑戰我們，那麼我們的火藥就不會閒著。”
毛澤東說：“很好，那樣也不壞。不過，現在你們是和平共處。”
福特說：“但是，這不意味著我們會對任何擴張主義行為坐視不管。事實上，我們已經在應對這些挑戰了，並將繼續如此。”
“那樣很好。我們需要簽署協議嗎？”毛澤東問。
福特點點頭說：“對，我們可以一起努力，達到同樣的效果。你從東邊施加壓力，我從西邊施加壓力。”
毛澤東抬了一下手說：“可以。這是君子協定。”
毛澤東又說：“我非常感謝總統先生來看我。我希望未來我們兩國能夠更加友好。”
福特說：“主席先生，這正是美國人民和我本人的真誠願望。我希望你們清楚地瞭解，過去3年來，我們兩國之間歷史性的行動是得到美國人民全力支援的。美國人民像我們一樣，認識到必須採取強力行動，阻止蘇聯那樣的擴張主義國家。我們將維持我們的軍事力量，並且準備使用。在我們看來，這是讓世界穩定和發展的最好方法。”
毛澤東說：
好的。我們之間沒有任何矛盾。
福特高興地說：“很正確。如果我們之間有矛盾，我們就會坐下來談判，試圖互相理解和消除矛盾。”
毛澤東說：“很好。我們兩國有不同的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矛盾總是存在的。”
福特當即指出：“但是這不影響我們之間的緊密合作，這對我們兩國和所有人都是有利的。”
當時，毛澤東的身體已經大不如前，他咳嗽一陣之後說：
舉例來說，我們和蘇聯之間就沒有我們和你們之間這樣的談話。我去過蘇聯兩次，赫魯曉夫到過北京3次。沒有一次談話是真的令人滿意的。
福特說：
主席先生，我與勃列日涅夫先生見過兩次。有時談得很順利，有時談得不好。我想這正是我們堅定態度的一種外在表現，我們沒法同意他們的有些提議，將來也不會同意。我們將保持堅定，維持軍事力量。他們理解這一點，我想對我們兩國最有利的方法就是，我們一起採取堅定立場。這正是我們打算要做的事。
毛澤東說：“好的。”
這次會談涉及廣泛的國際問題，從中東到日本，從北約到安哥拉。毛澤東的氣度和智慧留給了福特深刻的印象。鄧小平出席福特的告別宴
1975年12月4日晚，福特和夫人貝蒂·福特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告別宴會。
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李先念，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吳德，外交部長喬冠華、外貿部長李強、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以及林佳楣同志，應邀出席了宴會。
福特總統的女兒蘇珊·福特，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和夫人等出席宴會作陪。
福特總統和鄧小平副總理先後在宴會上祝酒。
福特總統在告別宴會上致祝酒詞說：
副總理先生、外長先生和今晚在座的所有中國朋友們：
我代表福特夫人和所有在座的美國人，向你們表示熱烈歡迎。
明天上午我們就要離開中國。這是一次有意義的訪問。
我同毛主席和鄧副總理進行的範圍廣泛的會談，是友好、坦率、有實質內容和建設性的。我們討論了我們的分歧，在兩個具有不同的意識形態、社會和處境的國家間的關係中，存在這些分歧是自然的。但是我們也肯定了，我們之間存在著重要的共同點。
我們回顧了我們的雙邊關係。這次訪問證實了，我們的關係雖然還沒有正常化，但卻是良好的；我們的關係將逐漸得到改善。因為我們雙方都認為，加強我們的聯絡對兩國人民是有益的。我相信，透過我們雙方的努力，我們能夠繼續建立起一種促進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利益的關係。我在我們的會談中重申，美國保證致力於在上海公報的基礎上完成美國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係正常化。
我們的雙邊關係是重要的。但是我們雙方都更加重視我們關係中的國際方面。正是一些共同的認識和共同的利益使我們兩國在4年前走到了一起。雙方同意不對別人稱霸，並且根本反對別人把霸權強加在世界任何地方。這反映了作為我們關係的一個特點的現實主義。而為要建立健全和持久的關係，現實主義比情緒是更為堅實的基礎。
自然，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美國將根據各自對自己國家利益的理解而執行各自的政策和策略。美國堅定地致力於一個大家都享有和平、正義和繁榮的國際秩序。我們所面臨的任務，世界各國人民所面臨的任務，不是輕而易舉的。這個任務既要求有堅定的原則性，又要求有適應具體情況的策略。它要求有國力和運用國力的意志，也要有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的審慎態度。它要求能接受和平的變革，以適應人類要求進步的願望。大家必須都出力來建立一個持久和公平的國際制度，當然做出的貢獻必然往往是多種多樣的。
我認為，我們本週所進行的會談，已經有意義地促進了我們在雙邊關係和國際形勢方面所共有的目標。這將有益於我們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最後，我願代表福特夫人、我自己和我們一行，對你們所給予的熱情款待表示誠摯的感謝。副總理先生，請你對所有為使我們的訪問十分愉快而做出努力的人轉達我個人的謝意。
請大家同我一起舉杯，
為毛主席的健康，
周恩來總理的健康，
為鄧小平副總理的健康，
為今晚所有在座的中國朋友們的健康，
為美中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
乾杯！
接著，鄧小平致詞說：
總統先生，福特夫人：
國務卿先生：
女士們，先生們：
同志們，朋友們：
福特總統明天就要結束對我國的訪問了。在這裡，我願代表在座的中國同事，對福特總統臨行前設宴招待我們，表示感謝。
在過去這短短几天裡，我們雙方就共同關心的問題進行了多次有益的會談。特別重要的是，毛澤東主席同福特總統在友好的氣氛中就廣泛的問題進行了認真的、有意義的談話。中美兩國社會制度不同，我們雙方的意識形態不同，在我們之間自然存在著原則分歧，同時在目前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兩國面臨共同關切的問題，也有許多共同點。這次兩國領導人直接交換意見，有助於增進相互瞭解，有利於促進中美雙方朝著上海公報指明的方向和目標做出努力。雙方一致認為，上海公報是有歷史意義的檔案，是中美關係的基礎。事實表明，它今天仍然是富有生命力的。
福特總統和夫人一行還在北京一些地方進行了參觀訪問，同我國首都各界人士有了一些接觸。各位美國客人會感到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是懷有友好感情的。在福特總統和夫人即將離開我國前夕，我願藉此機會轉達中國人民對美國人民最良好的祝願。
祝福特總統和夫人一行旅途愉快。
最後，我提議：
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
為福特總統和夫人的健康，
為其他美國客人們的健康，
在座的同志們、朋友們的健康，
乾杯！
這時，會場氣氛達到**，大家紛紛舉杯為中美兩國人民的友誼乾杯。
在華期間，福特總統與鄧小平進行了兩次會談。雙方就關心的問題交換了意見。
美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國務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喬治·布什、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負責東亞和太平洋事務助理國務卿菲利普·哈比卜、國務院政策計劃司長溫斯頓·洛德。
中國方面參加會談的有外交部長喬冠華、中國駐美國聯絡處主任黃鎮、外交部副部長王海容，外交部美大司司長林平、副司長唐聞生，以及錢大鏞、丁原洪、趙稷華。
在會談中，福特接受布什的建議，在會談中直話直說，從此顯示他“抵抗擴張主義”的決心。
福特說，美國的政策與慕尼黑毫無關係，美蘇緩和，是避免核戰爭所必須的。講到中美關係，福特對中國在臺灣問題上的耐心表示感謝，並保證美國將實行“日本模式”，他同時說，“這需要時間”，在他的下一任期他將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與中國建交。
鄧小平批評了美國對達賴流亡集團的支援。他還再次提出了美國向中國出售1000萬次/秒的高倍電子計算機的問題。
從1973年起，中國就向美國表示了有興趣購買與軍事用途有關的高技術，包括衛星攝象、雷達、通訊裝置以及軍用直升飛機和運輸機。
美國中央情報局和國防部分別對美中軍事關係的前景和潛在的利益進行了研究。結果，在中國所提的要求中，只有172型計算機一項得到許可。
1974年，美國政府開始對資料控制公司向中國出售該類計算機進行評估。基辛格和福特都表示可以予以批准。基辛格補充說，由於美國拒絕向蘇聯出售一些型號的計算機，所以最好由中方首先提出需要什麼樣的計算機，美方將會尋找優質的適當型號，然後與廠商接洽，以便保持對蘇聯同樣的原則。
基辛格還特別表示，他提出上述做法是要批准轉讓，而不是拒絕轉讓。
福特總統的訪問雖然沒有取得多少實質性的成果，但在尼克松先前做出的承諾不能兌現的情況下，在中美關係正常化程序經歷了兩年的僵持，而且在即將到來的大選年中也不可能有新的突破，福特透過做出新的承諾及確認《上海公報》的原則，基本上維持了中美關係的穩定，避免了在大選年中中美關係的滑坡。
1975年12月，布什被任命為中央情報局局長。中國領導人對布什擔任新職務的決定表示理解。
他離開中國之前，鄧小平親自為他設宴餞行，並讚揚他為改善中美關係所做的努力。鄧小平歡迎他以後再來中國，無論是作為中央情報局局長還是作為旅遊者。鄧小平的善意使布什深受感動。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