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檔案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雖然這張字條究竟內容如何已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絡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提出的“誘敵深入”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衝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底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絡的人相繼被捕。毛澤東根據犯人被刑訊後的口供，於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後的江西省行委，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祕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並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後“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並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
李韶九攜著毛澤東指示信於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派兩位紅軍戰士將第二封指示信送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信的指示，毛又派出總前委祕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祕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向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負責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周冕、謝漢昌、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於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用小刀割乳”。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等“是AB團首領，並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於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裡，李韶九等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抓出“AB團”120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後處決40餘人，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佈置將25人處決。李韶九等的殘酷行動終於引發1930年12月12日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的爆發，造成江西蘇區內部的嚴重危機，對毛澤東的聲譽損害極大。毛親自出馬，毫無愧怍，於1930年12月20日草寫《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為自己的行為辯解。在這封答辯信中，毛堅持“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清的一天，為什麼要亂供，陷害其他的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重責的，為什麼可以呢？”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隻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是貨真價實的“AB團”
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後極左的審幹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逼供信屢禁不絕的最重要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定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徵，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裡，只要目標崇高
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革命恐怖與純化新社會
毛澤東放縱“打AB團”是否還有其他目的？換言之，毛是否另有企圖，即透過大恐怖來重建根據地的新社會？
從各方面資料分析，在20年代以後，毛澤東已成為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的忠實信奉者。毛領導開闢江西革命根據地本身就含有建立無產階級新社會的明顯目的，而建立這樣一個新社會的首要前提就是要將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依照這種思想邏輯，舊世界的代表和象徵
地主豪紳及其依附於他們的知識分子，就必然成為革命的物件，於是為工農打天下就和消滅地主豪紳反革命成為一體兩面的事情。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1930年的贛南根據地有很大的發展，即將與閩西根據地連成一片。經過幾年的經營，新社會的形貌已大致形成，其主要特徵是：根據地內絕大多數地主都已逃亡或被清洗，但是為數尚多的富農及地富出身的共產黨員仍在根據地內生活和工作。1930年後，新社會改造的主要目標集中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全力打擊殘餘的地富分子及其子弟，包括清洗黨內出身於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黨員。在“肅AB團”中，地富出身的黨員首當其衝，成為被消滅的物件，即表明這種鬥爭所具有的“純化”的性質。
在中共黨內，毛澤東長期以反教條、反極左而聞名，並由此獲得全黨的擁戴。但是在30年代初，毛卻並非如此，在某些方面，毛的極左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這尤其體現在對待富農的方針上。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並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的方針。1930年6月，毛主持制訂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減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並無任何差別，甚至更為激烈。毛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僱工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富農”，號召“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分”，要求將他們從黨內“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
這樣看來，毛澤東決意發起“肅AB團”確實包含多重目的，鎮壓贛西南紅軍和黨組織不僅在於翦滅組織上的離心勢力，同時也是為了先行掃清黨內的障礙，以推行毛的改造社會的理想。在毛的世界裡，鎮壓是和“純化”互為聯絡的，其最後目標是建立一個由毛主宰的新天地。
毛澤東的這套思想邏輯究竟從何而來？就“純化”的層面而言，毛應受到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理論的影響，尤其受到俄國十月革命經驗的影響。1928年1月24日，毛親自為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書寫了這樣一幅對聯：“想當年，你剝削工農，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殺土劣，怕不怕，刀上加刀。”若就清洗黨內反對力量的“鎮壓”層次而言，則無法找到毛受蘇聯經驗影響的直接證據，因為蘇共鎮壓黨內反對派的經驗此時正在形成之中。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斯大林對托洛茨基的鬥爭還未發展到肉體消滅階段，斯大林發動大清洗還在以後幾年。可以得出的判斷是，毛在黨內大搞清洗，基本上源於他在打江山中獲得的經驗與體會，在這方面，毛似乎更多的受到歷代農民造反經驗和《水滸》一類的影響，或者根本就是毛自我體悟的產物。這樣，毛就在國際共運中首次創造出了將對敵鬥爭方式用之於黨內的模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肅AB團”具有原創性。
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重新回到紅軍和黨的核心層，在新形勢下，黨內、軍內的矛盾仍然十分突出，然而毛改變了策略，他已不再運用“肅AB團”那樣極端的方式來解決黨內和根據地內部的矛盾。難道毛澤東已認識並改正了自己過去的錯誤嗎？實際情況可能並非如此簡單。確實，毛在1945年中共七大的講話中曾提到一句：“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沒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但毛從未就自己與“肅AB團”的關係問題作過詳細的解釋和“自我批評”，“肅AB團”不僅一直被肯定，富田事變也被作為“反革命暴動”的鐵案，長期不得平反。儘管如此，在毛掌權後，確實已不在黨內再搞“打AB團”一類的肉體消滅。
真正的原因乃是毛澤東已實際控制了中共中央，他已有了號令全黨的合法性，已不再需用極端手段來維護自己的領袖權威。1935年後，毛佔據了中共中央領導層的核心地位；1938年，毛又得到共產國際對他中共領袖地位的承認。隨著毛在黨內地位的加強，他的主張和意見也成為中共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毛從而也獲得了黨的意識形態的法理性。現在，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更多是以威懾的形式出現，而較少訴諸**裸的暴力。在一般情況下，革命恐怖只是作為配合毛的政治教育的一種輔助手段。在以後的歲月裡，作為革命策略大師的毛澤東已能收放自如地掌握革命恐怖的機器，就像中藥師配製藥方一樣，知道如何根據現實需要來調配這兩方面的比重，在毛的操縱下，革命恐怖機器已具備了某種“智慧性”。1944年，毛果斷地宣佈中止延安和各根據地的搶救運動
那場運動曾經使根據地的許多老黨員誤以為又要再來一次“肅AB團”式的大清洗，但是他們錯了，毛無意也不願再重演當年的鬥爭。當毛的目標已基本實現後，針對黨內的革命恐怖機器立刻停止運轉。在劉少奇的支援和協助下，毛又掌握了一種新方法：透過在審幹-搶救運動中建立的制度機制，動用黨機構來洗刷共產黨內部，從而使黨永遠處在一個不斷被“純化”的持續狀態中。
如此看來，30年代初的“肅AB團”已成絕響。從延安時期開始，毛不斷重申“一個不殺，大部不捉”，可是毛終究難忘那如火如荼的“肅AB團”的緊張歲月，對當年的“肅AB團”，毛還是作出了他自己的“批判與繼承”
在黨內中止肉體消滅，同時保留、發揚群眾性肅反的革命傳統，從此鎮壓與“純化”又有了新的形式，並與黨機構的審幹肅反措施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於是，搶救運動之後，又有反右、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