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准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激烈鬥爭。這場鬥爭為日後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1）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2）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這裡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佈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離出主力部隊，轉任地方工作。
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佈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鬥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林塞維克化。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後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佈改變陳獨秀的路線並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後，中共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鬥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鬥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佈：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分子，從而將對敵鬥爭的口號
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鬥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訊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援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1930年“二??七”會議後，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及親戚朋友關係，凡是來到自己家裡或發現其他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份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開啟，事態很快就失去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並不輸於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贛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
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檔案中宣佈：“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份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
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於首領當然採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份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1/4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因忙於主持軍中事務，並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後，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採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呈一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後，為生存而奮鬥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斷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對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諸如國民黨向共產黨區域派遣破壞特務、國民黨利用“自首政策”脅迫中共人員充當特務等問題上，毛看得尤其嚴重。在激烈的國共鬥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於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階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如此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側一如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率紅一方面軍攻佔吉安，旋又退出，毛並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後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引起部分紅軍指戰員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後，於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
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4400餘名“AB團”份子，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後隨朱德上井岡山，只因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被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交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論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於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並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幹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果其不然，這位聰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麼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的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底，省行委發出通告，批評“肅AB團”鬥爭中存在的簡單化錯誤，強調對工農群眾擴大自首範圍，對捉拿老同志更要小心謹慎，如案情重大，則必須將人犯押往省行委肅反委員會審理，解除了縣以下基層組織的處決權。令人奇怪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的“根本改造”的利刃終於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参加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後，於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精神。“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的一系列的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並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惹起毛的極大憤怒。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於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