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一人上臺恐怕也得不到對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濟爾哈朗。在對方看來，這是抑制多爾袞的中間派，在多爾袞想來，此人又比較好對付。而對下層臣民而言，多爾袞和濟爾哈朗是皇太極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許多政務都由他們二人帶頭處理，所以對他們出任攝政也並不感意外。
就這樣，多爾袞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爭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隨後，統治集團處理了反對這種新格局的艾度禮、碩託、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多爾袞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內亂，儲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致。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爭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並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
就在八旗貴族因為內部矛盾爭吵不休的時候，明朝後院起火。這年十一月，李自成農民軍攻破潼關，佔領了西安，然後分兵攻打漢中、榆林、甘肅，在年底以前已據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廣的數十府縣。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轉戰湘贛鄂數省，亦給明廷以重創。而在關外，多爾袞一待政權穩固，並於九月派濟爾哈朗和阿濟格等率軍出征，攻克明朝關外據點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割斷寧遠與山海關的聯絡。明朝內外交困，已經無力抵禦。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和清軍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數百里之遙，究竟誰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年春，歷史的天平開始向農民軍傾斜。三月中，農民軍便包圍了北京城。多爾袞雖然試圖與農民軍協同作戰，但並沒有什麼結果，直到明朝崇禎帝急詔寧遠守將吳三桂回師勤王，才知道一塊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歷史的偶然性使吳三桂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山海關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關，然後率兵朝見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時，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損害，便“翻然復走山海關”，擊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歷史的天平又開始向清方偏倒。
這時候，清廷已經意識到實現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遺志的時機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之時，內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多爾袞，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
多爾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議，並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爭奪天下！
四月初十日，“吳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盡傳”。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態的嚴重，於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討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倖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於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袞，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則“將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瀋陽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於事態緊急，吳三桂只得答應多爾袞的要求，請清軍儘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里，而關內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
順治七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行獵時墜馬跌傷，醫治不得要領，十二月初九日死於喀喇城，享年只有39歲。靈柩運回北京，順治帝追尊他為義皇帝，廟號成宗。多爾袞的葬禮依照皇帝的規格舉行，埋葬在北京東直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