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爾哈赤雖然解決了不少似乎無法解決的難題，進入遼瀋後又迅速認清了新形勢，及時地採取了“各
守舊業”、大量任用漢臣等政策，收到了積極的效果，但是由於大奴隸主、大農奴主的階級侷限性和
歷史條件的制約，他不能堅持和徹底推行符合遼東需要順應時代潮流的正確政策，並且由於一向攻無
不克、戰無不勝、飛躍前進，而有些飄飄然了，開始顯露出驕傲專橫、剛愎自用的缺點。從天命八年
以後，犯了不少錯誤，幹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該從“恩養尼堪”轉變為大殺遼民。
清天命八年（明天啟三年）六月，聽說復州漢民人數增加，接受明國“派來之奸細和札
付”，將要叛逃，努爾哈赤派遣大貝勒代善、齋桑古、阿濟格、杜度、碩託等貝勒，率兵兩萬，前往
進行征剿屠殺。天命九年正月，努爾哈赤連下九次汗諭，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國的大部分轄區，
查量漢民糧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為“無谷之人”。努爾哈赤辱罵“無谷之人”是“不耕
田、無谷、不定居於家，欲由此地逃往彼處（明朝）之光棍”，諭令八旗官兵“應將無谷之人視為仇
敵”，發現其“閒行乞食”，立即“捕之送來”，並於正月二十七日“殺了從各處查出送來之無谷之
尼堪（漢人）”。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爾哈赤下達長諭，指責漢民“窩藏奸細，接受札付，叛逃
不絕”，歷數鎮江、長山島、川城，耀州、彰義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漢民武裝反抗事例，宣佈
要斬殺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貝勒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官將，帶領士卒，各去自己轄屬的村莊，
“區別”漢民，凡系抗金者，一律處死。各將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馬斬殺”。時有遼民幾
盡殺光之說，滿漢關係極度惡化。
努爾哈赤還在十月初三的“汗諭”中，命將未殺的“築城納賦”之“小人”（即勞動者），全部
編隸汗、貝勒的拖克索（莊），每莊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莊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
“官賦”。編丁隸莊後，總兵官以下，備禦以上，“每備禦各賜一莊”。這樣一來，原來“計丁受
田”的漢民，失去了“民戶”的身份，淪落為奴僕性質的“莊丁”，被迫繳納數倍於“計丁授田”之
丁上交的丁賦，人身奴役加重，剝削更為厲害。遼東地區的大多數漢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漢民以
外），從“計丁授田”的後金國“民戶”，下降為繳納高額地租、慘遭莊主壓迫的封建農奴，嚴重地
加深了遼民的苦難。
從天命八年六月鎮壓復州兵民起，努爾哈赤在對待漢臣的問題上有了很大的變化，放棄了原來拉
攏漢族書生、大量任用漢官的正確政策，錯誤地對他們產生了懷疑，採取了疏遠的態度。進入遼瀋初
期，不少降金漢官竭力效忠金汗，徵田賦，僉漢兵，派役夫，運官糧，築城池，清點人丁，查獲“奸
細”，捕捉逃人，勸誘遼民聽從新君的命令，做了許多事。但是，由於遼東軍民痛恨後金苛政，猛烈
反抗，明又不斷派遣密使勸說漢官棄金投明，有些漢官就猶豫了，擔心金國汗、貝勒不能久駐遼瀋，
因而或與明臣書信往來，以留後路，或暗訂密約，伺機叛逃。努爾哈赤不從改革弊政、減少殺戮、緩
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穩定局勢這一根本上著手，卻改變策略，懷疑漢官，疏遠漢官。當努爾哈赤決定派
兵屠殺復州兵民時，“撫順額駙”李永芳諫阻說：“所謂復州之人叛者，非實也，恐系人之誣陷
矣。”李之本意是應當慎重，核實情況後再發兵，這原是無可非議的。可是，努爾哈赤卻大發雷霆
，厲聲指責李永芳等漢官“以明帝為長久，以我為短暫”，“心向明國”，蔑視金汗，竟革去他的總
兵官職，捕其子來審訊，後雖復官，但也不似過去那樣信任和重用了。這樣一來，漢官人人疑懼自
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諫，妨礙了努爾哈赤對遼東漢民情形的深入瞭解和正確處理，影響了滿族貴族
與遼東漢族地主階級的聯合，加劇了遼東的動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