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王海燕
我把手伸到書桌旁邊的書櫥那兒去拿一本英文詞典。我光顧著瞧手底下那道英文選擇題，沒怎麼在意拿詞典的手——不管怎麼說，我的書櫥、我的詞典，我知道它放在哪個位置。
這些玩意兒可真討厭——幸虧我不再用得著為它們負責了。我是在幫我同桌校對她的課外習題答案，她老是對自己的英語水平惴惴不安。很高興，被提前錄取的人是我。當一個人不再為了高考而去做高考試題的時候，那些試題就顯得不怎麼討厭。見鬼，我那本放在老地方的牛津雙解詞典到哪兒去了？媽媽肯定又整理過我的書櫥了。她這個人死愛乾淨，可總是越幫越忙，我希望她今後別再來隨便碰我的書櫥什麼的，明天早上我得去對她說一下，畢竟這不是她在百貨店裡管的那幾個貨架——我很想現在就去說，可時間太晚了，叫醒她總不合適。
這是什麼？啊，是《新概念英語》的課本。這是我的嗎？我什麼時候讀的這玩意兒？這是第三冊。我什麼時候讀的第三冊？媽媽怎麼把這沒用的舊書放到詞典的位置上來了，這也太出格。噢，這兒，這兒還寫著我的名字——多幼稚的字啊，我幹嗎寫字都那麼用力。想起來了，這該是我上初二的時候……瞧啊，我那時筆記做得多認真……哦，這是我最喜歡的一篇課文，我記得，很有勁，寫一團亂七八糟的場面——就是這課，第33課，“ＡDaytoRemember”，“難忘的一天”——讓我再看看，它怎麼說？“ＷehaveallexperienceddayswheneverythinggowrongAdaymaybeginwellenough,butsuddenlyeverythingseemstogetoutofcontrol.”“我們都曾經經歷過諸事不利的日子。有時一天開始時可能還算順利，但是突然間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突然間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這些事情真奇怪——幹嗎我非要在今天看到這本舊書上的這段話？不錯，這就是我的一天——今天——突然間一切似乎都不可收拾了。
我到廣播室去等秦庾。我跟他說好的，叫他中午到那兒找我。我坐在那裡，等著他來敲門。我很喜歡這種感覺：我坐在椅子上，一個人，望著窗外——窗外有一株叫不出什麼名字的大樹，伸長的樹枝幾乎夠到了廣播室的窗櫺，這樹真美——我望著、望著，等一個人來敲門，然後我站起來，給他開門。我想象他站在門外，帶著一種禮貌而又滿含怨意的神色——他很習慣在臉上帶著這種神色。不可否認，他有時顯得稍微女孩兒氣一點，尤其是，當他帶著這種禮貌而委屈的神色時。不幸的是，我非常喜歡他的這種神色，我覺得他透過這種神色傳遞給我一個資訊，他告訴我他需要我的安慰和幫助。
不錯，我樂意等他。可是，如果我等啊等啊而他總不來，這有多掃興啊。我本人是相當守約的，在我的記憶中，我還沒有失約過，我的表總是撥快五分鐘。我認為，一個人要是想被人作為成人對待，他要做到的首要又首要的事就是按時赴約。可是，天哪，秦庾這個人總是跟個小孩子似的，他做不到一切基本的事情，又不許別人說他錯，又不許別人原諒他錯，成天帶著他那副委屈的面孔——我有時真不明白我幹嗎要對他好。
我簡直不敢相信，他沒有來！如果他讓我等了一個鐘頭，終於還是來了，那麼我保證我絕不會去問他遲到的理由，因為——唉，我真不願這麼想——不管怎麼說，他來了，他來，就夠了。但是他沒有來！有什麼要緊得放不下的事情，讓他連到這裡對我說一聲沒空都做不到呢？即便只是一個普通的朋友，不失約也是起碼的要求啊。
我坐在那張傻乎乎的破椅子上等他。我氣得要死。我對自己說，他怎麼能這樣對我！
他真的這樣對我了。我想我不應該再回避那些顯而易見的事實了。自從他受到學校的警告處分之後，他對我的態度一天比一天壞。起先我還以為是因為他的心情不好，但是，這絕不是主要的原因。我好多次想流眼淚，我有一種很不祥的預感，像個夢魘般糾纏著我。不，我不願說，我不願說，我不願說關於這個預感的任何一個字，不能讓它活過來，要把它壓下去。但是，他為什麼不理睬我？為什麼要失約？他難道真的不知道我多想他好嗎？他難道真的感覺不到我做出的那些努力嗎？還是因為，他只不過像一個小孩子，受了傷害就要遷怒於他人？他大概忘記了，那些天裡我拼命地去詢問情況，把教導主任都給惹惱了。他忘記，他消失，我一個人等來等去，還要對自己說什麼沒關係沒關係——這怎麼是沒關係呢？
我回到教室的時候，全班同學都埋著頭在做作業，我一進門，所有人都抬起頭，目光紛紛聚焦到我身上。我老覺得他們這種目光裡帶著一種無可奈何的悲苦和嫉妒。不過，他們對我真的仍舊很好，和過去沒什麼兩樣。只是不管誰，當他在那裡揮汗如雨地奮鬥時，卻看到另一個人已經逍遙自在地坐享其成，他當然有點不舒服。
我同桌倒還沒來。她家住得離學校很近，每天中午她都在家裡做功課，要耗到上課那會兒才來的；她這人太戀家，覺得什麼事都是在家裡做最有效率。我常常跟她說，一個人要養成一種與外界隔絕的本領，隨便在什麼場合、什麼時間，都能達到最佳狀態。她看我的樣子明顯是認為不可思議。
我坐到座位上，拿出隨身聽塞上耳機，聽音樂。我在聽柯以敏的《愛我》專輯。我非常喜歡她在耳邊唱：“你的手指你的眸，你的喉結你的口……”這歌詞配上她優雅柔和的聲音，再也沒有更好的了。我還有一本用來消遣的言情小說可以看，作者的手法拙劣透了，不過寫得挺滑稽。反正我現在總得找點事做做，不然我又要像剛才在廣播室裡那樣，一個勁兒地猜測秦庾為什麼不來、秦庾為什麼不來。小說看著看著，我控制不住，哈哈大笑，結果他們個個像大力金剛神似的衝我瞠目而視。
我悲慘地被他們合夥趕出了教室，他們說我“擾亂軍心”。
從等秦庾落空之後，今天什麼事都不順。先是像上邊說的那樣被他們哄到了走道上，再是當我站在走道欄杆邊看那本拙劣的言情小說時，書不知怎麼地掉到了樓下的一攤積水裡，然後是放學時發現腳踏車被人挪到別處去了，找半天才找到，這會兒，又找不到我用慣的牛津雙解詞典——瞧啊，我手裡現在只有這本沒什麼用的《新概念英語》，我在初二讀它的時候就應該知道，一個人的一天是怎麼會突然變得亂糟糟的。我想我也不應該發怒什麼的，因為擁有“難忘的一天”的人遠不止我一個，這世界上到處在發生這類事。
讓我再來找找我的詞典。我那本詞典是挺老了，１９８４年的第一版，後邊還印著“內部交流”的字樣。我也不知道它是哪裡來的，反正我一在家裡找到它，它就算歸我了。我非常喜歡詞典——尤其是比較大的詞典——一類的書，它們都有硬質精裝的封皮，每一張紙頁都是很薄很薄的字典紙，光滑而有韌性，字全部都用小號，頁頁都是鋪天蓋地的，絕沒有搪塞、虛誇、華而不實，詞典是最實在、最充實的一種書。我最喜歡坐到圖書館裡，很奢侈地攤開一本又一本詞典類的大書，我就可以霸佔一塊屬於我的領地——其實，我常常並不是真的需要那麼多詞典來作參考，只是，我希望用詞典來建築一堵高牆，暫時將我與外界隔絕開來——置身於詞典之中，就是置身於一種氛圍中了。我還往往抱著我的詞典在校園裡來來往往；我的詞典是真的要用，並不是什麼裝飾物，但是不可否認，有了詞典在我身邊，我就好像有了庇佑，走路、說話，我都能夠更加自信和從容。我比較偏好舊時出的詞典，比方我那本１９８４年的牛津雙解，是一種墨綠色的封面，燙金的“Oxford”，每個字母都有鎮定力，外邊還包著像牛皮紙顏色但是比牛皮紙厚實精製得多的書套，典雅、樸實、書卷氣，一點也不張揚，不像現在新出的那些詞典，封面上全是紅紅綠綠的幾何圖形，缺乏那種歷史的悠久氣氛。
唉，過去我常常想，我喜歡的人，他一定像一本詞典，豐富、厚實、典雅而書卷氣，在他那裡我就覺得有了庇佑，覺得能夠跳得更高、看得更遠，做什麼都更有信心。我有這個想法，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在遇到秦庾之前，我始終固執地堅守著這名貴的理想。但那是在遇到秦庾之前。遇到秦庾已經近兩年了，我渾渾噩噩地過了和他一起的兩年，差不多把這理想給忘記啦。
是我自己樂意把它忘記的。然而，現在是秦庾提醒我又記起它。叫我怪誰呢？
姐姐在**翻了個身，迷迷糊糊中說著什麼，聽上去好像是一個人的名字。嘻，該不是她男朋友的名字吧？她這個人，天天早晨梳洗停當出門的時候，真是城市裡最最時髦靚麗的那一部落中的一分子，可是私底下臭習慣最多，你看她在晚飯大吃大嚼之後蹦到沙發上剔牙的情景，真要為她身上那件寬大精緻得窮奢極欲的阿拉伯風格睡袍感到惋惜，再比如睡覺說夢話、流口水加上睡相極差，我這個做妹妹的同房頂頂了解她。
姐姐這個人，從小就把我比下去。她大我五歲，總是把穿不下的衣服給我穿。我記得尤其清楚的，是她上高中那三年，她一天比一天漂亮，更顯得十一二歲的我瘦小乾癟；女孩子在這一段時間裡，相差五歲就是大人和小孩的區別，我看她才稱得上青春年少，而那時的我，雖然比她還小，倒反而像黃臉婆似的。那時她的朋友聚會也多了起來，現在我想想，也許是為了方便對爸媽交代，她常常拉著我去聚會啊、郊遊啊。那時的自己真是可笑，一門心思地念書，剪一個清湯掛麵的頭也還這裡翹那裡翹，整個臉差不多都埋在頭髮裡，心理上又什麼都不懂，對姐姐和她那幫紅男綠女的朋友之間的你來我往、枝枝節節，用上海話說就是一個“木知木覺”；又過了一兩年，姐姐都上大學了，我才漸漸思量出了她的小祕密——真的，我還記得姐姐的朋友裡，有一個很帥的男生，對人說話的樣子是氣宇軒昂，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情，然而他對姐姐卻是不同的態度……我想出來這一點，還以為拿到了姐姐的什麼把柄，得意洋洋地去審她，誰知她一笑了之，說：這些小孩的把戲，也只有你小孩子認為回味無窮。
姐姐就是這樣隨便的人。隨隨便便地上小學、上中學，隨隨便便地考個大學，隨隨便便讀幾門功課，再隨隨便便找個工作，然後隨隨便便談幾次戀愛。她年紀越大就越隨便。但是，就她這樣一種隨便的做派行事，成就卻往往驚人——她隨便考的試，成績總是頭等的；她隨便挑的大學和專業，卻是重點和熱門；她隨便進的公司，坐落在徐家彙那些寫字樓裡；她隨便交的男朋友，個個被她隨便地退回去，問她他們什麼不好，她挺隨便地說：沒什麼不好，只不過時間長了，覺得悶。只是有一件，我真擔心她現在太隨便，等年紀大了，一慌，只好隨隨便便嫁個人，隨隨便便生個小孩，過兩年，又隨隨便便地離了婚——那就不太好了。不過這是觸黴頭的話，少想為好。
我跟姐姐不一樣。我羨慕她這種瀟灑來去的隨便作風，可是我做不來。因為她是大、她是好，從小她把我比下去，我只好自己靠自己出頭，讓爸媽也知道我，知道我也聰明、我也優秀。我一直在比賽場上，努力地去爭，爭是我的生存狀態。我現在能夠有這樣的成績、能夠直升Ｆ大學新聞系，這不是隨便來的，這都是我一分一分靠自己爭取來的。我應該高興才對——我的確高興。但是，當我發現自己苦苦爭取來的東西，姐姐卻隨隨便便地拿到了，活像在路邊撿一枚硬幣那麼簡單，我發現自己依舊被她比下去了。
算啦，不管怎麼說，我是很成功的。我確實應當高興才對。我所爭取的東西，我全都得到了。
噢，不對。秦庾，秦庾是個例外——他來，我沒有做任何刻意的爭取，現在他在走遠，我想伸手抓住他，我試了，但是沒有用，爭取對他沒有用。沒有用我也要爭一爭，否則怎麼辦？我總不見得坐在椅子上看他走吧？
姐姐又翻了個身，面向著我，我看見她伸手在揉眼睛，接著，兩眼有些睜不開地望著我，黏糊糊地說：
“還不睡呀？又在呆想什麼？”
“想你怎麼睡這麼死。”
“我？我沒心事啊。”她狡黠地說，“沒有心事，就有覺可睡。”
“我是有事做而已。我大學都考上了，還能有什麼心事？”
她笑起來說：“你以為我生出來就這麼大啊？大學算什麼心事？社會中、歷史中，最要緊的角色是人——你們老師沒教過你嗎？人是最要緊的！”
姐姐這人，睡意矇矓的還談什麼社會什麼歷史，真要好笑死了。可是，她說話倒一句是一句，我不去睬她算了。
她見我不響，又笑道：“你們小孩子的把戲，我可以去編本詞典了。”
“你去編好了，編出來只能當草紙用。老姐姐，你到底有多久沒碰書啦？”
這是真的，自從去年姐姐開始工作，我就沒見她看書。
“我？我月月都看書呀。”她笑容可掬地申辯道。
唉，這真是對牛彈琴。她那些彩色圖片充斥的時裝雜誌，怎麼也算不上書。說實話，靠了那些雜誌，她倒真的從文學到音樂從沒落伍過，可那也只是侃大山的材料而已，真貨絕沒什麼。
她大概知道我要說什麼，搶在我頭裡說：“有的事你不明白。你呀，下次要好好跟我學習學習，你也要上大學了，你說你明白什麼？”說完，翻身又睡。
我明白什麼？我是不明白，她高中裡那位氣宇軒昂的男生怎麼就是“把戲”？秦庾怎麼又是“把戲”？彩色圖片怎麼頂用？跟她學又學些什麼？
我沒跟她學過什麼。從小是我一個人闖，我拿不準前面有什麼，但總得往前走，有些事也總要自己去經歷，即便要受傷、要流很多眼淚，把自己交給自己保管總是最安全的。別人能教我什麼？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為別人說的都是白說，一杯水的冷暖非得自己嘗一嘗才能瞭解。我跟別人講道理的時候，也一樣不負責任。可是我要對我自己負責任呀。我就是這麼固執的一個人，爸媽總為這罵我，可我已經這樣了，人總該照著自己想的去做。
數學老師又在黑板前強調一個什麼很重要了。她強調要點的時候，往往用粉筆把黑板上的那個要點又是圈、又是畫、又是點，手裡大概使上了吃奶的力氣，粉筆截截折斷，直到短得無可斷處為止——總是這樣，把那個所謂的要點弄得誰也看不清，只看到圈圈和槓槓，她那種窮凶極惡的樣子，倒好像跟粉筆是前世冤家、跟要點是本代仇人。
幸好，我用不到再去聽她的啦。唉，一件事情，不到你不用做的時候，你就無法發現它的無聊。從前我對數學倒真真是興趣百倍，他們都說我解不出一道題簡直比死了親孃還難受。現在大功告成，從今以後我恐怕再用不著去碰數學啦，於是我猛然發現數學的無聊、無味、無意義。一看見ｘ、ｙ、ｚ我就想笑，因為想到它們糾纏我個不休的時光已一去不復返了。我不是對數學有偏見，其實門門功課都這樣。我加的是文科，物理生物化學早就丟了，剩下的，除了數學，還有語文、英語、政治。語文不是不好，但是現在這種應考語文，機械、繁冗，還要寫技術性那麼強的作文，文字的趣味統統消失殆盡；英語麼，還好一點，總算用得到的，可選擇題我是做膩味透了；至於政治，還用我說嗎？
為什麼我還要來學校上課呢？別的沒什麼，主要是班主任要求我來。況且，讓我天天待在家裡幹什麼？吃吃喝喝養膘嗎？我到學校裡來還比較自由，哪天有事，請個假就可以走的；到校的時候也自由，看看言情小說聽聽歌，日子過得又無聊又愜意。還有幾個同級和我一樣提前錄取的人，天天也過這樣的日子，比起身邊那些黑眼圈紅鼻頭生物鐘完全被打亂的“苦命人”，我們真是快活得沒有話講。我到學校裡來，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我想陪陪秦庾。受處分之後他心情很差，這可以理解，我想，這樣的時候他最需要我的幫助。
長久以來他就給我這種資訊：他需要我的幫助；近來這資訊更強烈了些。我還記得很清楚，我第一次看到他的那一天，他就顯得那麼無助，無助地站在我面前。
那是高二開學的第一天，我中午到門房去取報社的匯款單，正巧碰見門房老大爺在分信。我看見一封信落在地上，就順手撿了起來。這信的信封很精緻——雪白的紙張，靠左邊緣一段印花條紋，條紋還以燙金勾勒，信封背面是凹凸印製的商標，有浮雕的感覺。我在心裡暗暗讚了一聲，注意看看用這麼好看的信封寄信給誰——是高一的新生，叫秦庾的。我一直偏好秦姓，可從沒想到“秦”和“庾”兩個姓放在一起，能組成如此富音樂感的名字。看看高一這個班就在我們班樓下，我就把信夾進隨身帶的詞典裡，打算順路給他送去。
站在那個班門口，我往裡看看。那個叫秦庾的人來了嗎？如果來了，是哪個呢？我就叫：“哪個是秦庾？”
哪個是秦庾？秦庾！我這是頭一次念他的名字，不知怎麼，我猛然聯想起“東邊日出西邊雨”的詩句來——秦庾，念起來像是“晴雨”，多秀氣的名字！
我叫了好多遍，教室後排才有個男生站起來往我這兒走。我有點吃不准他是不是信封上的人，不過我真的喜歡秦庾這名字，一個勁兒地念。我就這樣看到了秦庾。他帶著禮貌而略顯委屈的神情站在我面前，賭氣似的不做聲，我問他好多遍，他才承認說自己是秦庾。我可不是喜歡他那個不大快樂的表情！所以說，從一開始我就有這感覺——他需要人幫助，而那人就是我。
同桌搖著我的手，一個勁兒地提醒：“到你啦到你啦！”到我什麼？怎麼會到我？我才在回想秦庾的事呢。老師不是一直就不叫我了嗎？我抬頭看數學張老師，她也正看著我。大眼瞪小眼，剎那間她似乎想起了什麼，不知是自言自語還是對我們說：
“噢，忘了。不是你。”
我們究竟是怎麼會找到那座奇怪的橋的呢？我想，那座橋是我和秦庾交往的回憶中惟一的一樁奇遇。我不是說，我們發現了鑽石礦或者油田什麼的。大概，一個人在碰到我現在這樣的困境時，總會回想起過去那些最快樂的時光吧？這真是不大明智，假如我能一下子把我和他的小片斷統統忘記，那有多好啊！但是不，偏偏那些小片斷都來了。過去他對我還好的時候，我的日子這麼繁忙——學習、開會、比賽、寫發言稿——而他對我的好，給我忙來忙去的這些事都加上了小花邊的點綴——一種淺粉色帶黃色花蕊的單瓣小花；現在呢，我被提前錄取了，一下子變成個無所事事的人，我正想擁有這段時間，把世界的門重重關上，把一切都拋諸腦後，把前一段時間裡沉迷於解題的心思好好地轉移到他身上，他卻完全地拒絕了。他幹嗎要拒絕？我明明看到他那無助的神情，可是，我更明顯地看到他的不耐煩、他的拒絕，到最後，他居然一聲不吭地消失。我不敢去找他，也不敢打電話去問他，我從沒試過去指責他什麼，即便他作弊這件事，我雖然認為他不對，也沒有當他面說過“不對”兩個字——我突然發現，長久以來，總是我佔主動地位，而他一動不動地站在原處，總是我用盡千方百計去安慰他、幫助他，而他，他始終一動不動。我這次是不是也試著一動不動，等他過來呢？這不是我所習慣的狀態，我是習慣有動作、有爭取的，但是，在動作失去效用時，也許我要試著放棄動作。誰知道呢？
我真的很難過。一想到秦庾的事就很難過。我想念那種粉色黃蕊的單瓣小花——我們兩個在那座奇怪的橋的縫隙裡發現的小花。
那是我高二的下半學期，他還是高一。期中考試剛剛結束，也正到了五月適合出遊的時候。教導主任睡了一覺，不知怎麼就想起春遊的事情，願意帶我們出去走一圈。其實我們對教導主任出主意組織的春遊根本沒有信心——誰都知道，他恨不得我們吃飯睡覺走路都能受教。我跟這趕時髦配無邊眼鏡的老政治教師比較熟，對他關於人生的嚴肅態度瞭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口頭禪就是“這是個嚴肅的問題”。我們班同學在那個星期裡一天到晚讓我“去跟這老厭物商量商量”，我知道他們，他們早就制訂了滿滿的“作戰計劃”，如果沒有這“老厭物”的介入，他們可以利用雙休日玩得找不到家門。我覺得現在的學生比前幾年又不同了，更加會玩兒，入水能游出水能跳的，平時個個架上眼映象個讀書人，腳一沾地卻收不回來，很有勁。不過，“老厭物”是很嚴肅的人，嚴肅的人往往特別固執，我才不去碰這種釘子。我跟他們說，你們不去就不去，沒關係，不會強迫你們去的。我和秦庾定好了出去玩，我也不打算去的。教導主任的春遊計劃出來了，是到一個什麼革命遺址去憑弔——那時我反正不去，根本沒在意是什麼地方。統計春遊人數的結果，我想教導主任看了要吃不下飯的：最多的班是二十幾人，最少的班乾脆一個也沒有！我的估計是對的，年級組長和我英雄所見略同，沒敢把這結果交上去，而是親自跑到那幾個參加者少的班裡挨個遊說，花了整整一中午的辛苦和數噸口水，總算好歹把人數拉到了每班至少二十個。那天放學，他還拉了我到辦公室裡，想要曉之以理、動之以情，苦苦地鼓動我“帶個頭”。唉，我看他那無可奈何的模樣，差一點就要答應啦。只是，我和秦庾說得好好的，他帶我到郊區他奶奶家去玩，我不想為了一個什麼學生幹部要帶頭的傻理由放棄和他一起到郊外踏青的機會。當我從年級組長辦公室出來時，天已經晚了，校園裡空空的，我一隻手提著沉重的書包，還能輕捷地蹦蹦跳跳——我聯想起一星期前，也是同一個空空的校園，秦庾站在我面前，說：
“今天天氣很好的哦！”
我忍不住笑了，覺得他跟英國人一樣，一見面只會說天氣，答道：
“對呀。五月份了嘛。”
他顯得一副很緊張的樣子，把書包從左手換到右手，又從右手換回左手，一個勁地說話。話題很跳躍，一會兒說他過去養一隻叫“針筒”的貓，一會兒說他奶奶很好，一會兒說剛剛考完試真想放鬆一下，一會兒又說他的貓是隻黃貓，一會兒又說他奶奶住在郊外，說他奶奶住的地方像陳逸飛的畫一樣……說了半天，我都不知他要說什麼。我到車棚裡去取車，眼看他身後的夕陽濃重起來，他卻仍然前言不搭後語地喋喋不休，只好打斷他說：
“還有事嗎？”
他住了口。我看著他，和他身後的校園、他身後的天空——這些在他後邊，使我忽然有一種印象：他是凸現在一張紙上的虛構人物，他顯得離我如此遙遠。半晌，他囁嚅著說：“沒了。”
“那，我先走了。明天見！”
我看他明明有事，欲言又止的，就又問一句：“真的沒事？”
“明天見。”他已經換上了他那種禮貌而惱怒的神情，說話也是藏著一副平板的怨氣。
我有點弄不懂他的意思，但我知道，他過一會兒自己會好的。所以我關照一句“有事找我”，就跳上車先走了。
“我有事！”
車行了十多米，忽然聽到他在後邊大聲地嚷嚷。
我高興得心小跳一下，停車，掉頭，看見他在那個校園和夕陽的背景中沒命地奔過來。我也大喊大叫道：
“什麼事！”
他跑得好快，一轉眼在我面前。他剛才那陣**忽然過去了，又變成一種局侷促促的小孩樣子。可是，那個校園和夕陽的背景還在。繞著我的車走到我右邊，他伸手撥弄著車鈴。在“鈴鈴”聲中，我聽見他說：
“我告訴你呀，我奶奶家，是很好玩的。”
我心裡的一隻鈴，也“鈴鈴”地、快樂地響了起來。
我們究竟是怎麼找到那座奇怪的橋的呢？
那天是星期六，小週末——就是每個班有二十幾個人去參觀革命遺址的那一天。我和秦庾約好的，天還沒亮透，我們兩個就跑去坐車。公共汽車很空——也許是早的緣故——上邊的東西都咣啷咣啷的，有的窗玻璃搖不上去，有的窗玻璃搖不下來，我們挑比較乾淨的前後兩個座位坐了，座位上雖然套了皮套子，卻像非洲災民似的瘦骨嶙峋。我坐在他前面，回頭看看他，見他一副心滿意足的樣子，坐在瘦骨嶙峋的椅子上對我笑笑。我本來就很快活的心情被他笑得愈發快活起來，向上向上，想打汽車頂上的視窗飛出去、飛到頭頂那一片萬里無雲的天空中去。
一路上我們沒說幾句話。我扭頭定定地望著窗外。路邊歪歪扭扭的小樹，一晃一晃地晃了過去，黃黃綠綠的莊稼地，輪流在我眼前閃過，路邊出沒著苗條輕盈的狗，偶爾有一兩隻小山羊拴在小樹上，新生的年輕的太陽似乎隱隱散發出蜜糖的甜香。都過去了，那麼長的路，要一米一米丈量出來的路，一晃就過去了；路邊的樹，我剛開始慢條斯理地默數著，漸漸亂了，再也數不出頭緒來，我停止數數，想想那麼多樹、那麼多田、那麼多狗和山羊，都很快地過去了，惟有我和他始終坐在這裡，太陽始終照在我們身上——陽光裡真的有一種新鮮又溫暖的甜香。
秦庾的奶奶果然住在一個很精緻的地方。我想不到上海的郊區還能找到這麼具有水鄉風格的小街。那是一條很偏僻的小街，鮮有路人，鋪著平整的石子，天長日久，石子路被磨得又光又亮，站在街口往裡一看，看到的是一條窄長的亮光光的小路，一塵不染，幽靜極了。他奶奶就住在小街的盡頭。房子的牆根長著苔蘚和青草，門前鋪著青石板，也是又光又亮，那條中部微微下凹的門檻更是光光的。剛進門，無法適應屋裡的黑暗，人禁不住要晃兩晃；等習慣之後，就看到他的奶奶，慈祥地笑著端詳我，眼神裡儼然把我當成孫女一樣疼愛。仰起頭，可以看到高聳的房梁，暗紅色，和灰塵、蛛網在一起，有情有義終生為伴。牆角掛著竹籃。八仙桌上擱著老人聽的半導體，緊貼八仙桌的牆上還有一張月份牌，畫的是福祿壽三位老神仙，長耳粉腮、鬚髮冉冉。暗色的五斗櫥上一隻三五牌座鐘，每過半小時就“噹噹”地敲，敲得不緩不急——這裡的鐘是不帶有時間的意味的，因為這裡的空氣安閒、悠久，無所謂的時間從腳下的青石板流過，光滑美麗，散發著清涼的氣息。從後門出去，發現屋後竟然流過一條河，正對著門就是水橋，塊塊石級也是又光又滑。河邊一棵柳樹，在五月的微風中柔情萬種地舒展著它的枝條。石子路、青石板、磨光的門檻、潮溼的水橋……陽光穿過這許多滑潤精緻的東西，照過來時毫不張揚，流淌著像腳底下那潺潺的流水，落到後牆攀援的爬山虎葉片上，哧溜溜滑了下去，帶著烘焙的花香，暖得讓人想停下腳步，不走，不走。
我們是怎麼找到那座橋的呢？其實不怎麼，只不過沿著河流一直走，沐浴著金水般的陽光，聽聽秦庾講他奶奶，不知不覺就到了一個連他也沒到過的去處。當時是下午。吃過午飯，休息一會兒，我們兩個就往外跑。不捨得離開河、不捨得離開石子小路、不捨得離開路邊那些暗暗的花樹，我們一直迷迷糊糊地往前走。聽秦庾說，這裡是他奶奶從小生長的地方，她沒有走出過這裡，一直到十七歲那年嫁給他爺爺，一直到丈夫在十多年前故世，一直到她執意重新回到家鄉的河邊——她的父母早就不在了，她的長輩基本上都不在了，但是她長大的房子一直在，她推門進去，那兒就是她終老的家。在這裡長大，而重又在這裡老去——我突然有一種奇怪的感想：她在暮年竟然又變成一個少女，一個無牽無掛的等待的少女。
接著我們發現了那座奇怪的橋。我老遠就叫了起來——遠遠看去，那真像一座堡壘，沉沉地屹立在河上。秦庾也很詫異，他過去沒到過這裡，沒看到過這座橋。這橋真的像舊時的堡壘，是用一種青磚建造的，看上去很新，不是從前留下的東西，一定是設計者別出心裁地把它設計成這個樣子。橋分兩層，下邊一層，拾級而上走進去是一條暗暗的走道，上邊一層，是一個堡壘式的平臺。一切都設計得很古很古，連古炮臺的炮口都造在那裡，橋級兩邊還造了花崗岩雕的古式橋欄。橋是造成堡壘的模樣，可不知怎麼一點沒有烽火氣，反而於青磚中陣陣地沁出秀氣來，而且還起了個極秀氣的名字綴在橋上：南水闕。我想，秀氣正是這個地方的一種氣質——難怪秦庾這個人，也是那麼秀氣。
我們為這個意外的發現很得意，好像這座橋就是我們造的。我站在下層的走道里，從那些炮口往外望，望見變寬闊的河，船在那裡靜靜停泊著，往上，是五月萬里無雲的天空。我的心也變寬闊了，一高興，扯開嗓子大叫：
“秦——庾——”
聲音在走道里碰撞著，迴音一遍遍地：“秦——庾——秦——庾——秦——庾——秦——”
秦庾站在走道口的光亮裡面，像平常聽到我拉長聲調叫他時一樣，有點介意地問：“幹什麼啊？”
迴音說：“幹什麼啊幹什麼啊幹什麼啊……”
迴音又說：“秦——庾——秦——庾——”
迴音又說：“幹什麼啊幹什麼啊……”
然後迴音笑了。迴音一笑，就笑個沒完沒了。
後來我們跑到上邊平臺上去。明明是漂亮的青磚，卻被人用白粉筆、修正液寫滿了字——寫了些什麼呢？這裡，“葛燕Ｌｏｖｅ張國峰”，這裡，“張國峰不Ｌｏｖｅ葛燕，張國峰Ｌｏｖｅ李菁菁”，那裡，“朱康是豬，朱康Ｌｏｖｅ劉萍”，那裡，“蘇曉春不自量力Ｌｏｖｅ劉斌”……哈，這些可笑的初中生，這些可笑的初中生。我不想再看下去了。這些初中生在橋上寫滿了夾生的字眼，又不好意思直接地講，只敢躲在外國話裡瞎猜，真是一種幼稚懵懂的勇敢，胡鬧得未免可愛。
我扭頭看看幾步開外的秦庾，忽然想，原來我們兩個正在一群青春期愛情故事的團團包圍中呢！想著，我笑了，眼光無意中看到生長在橋縫裡的小花——粉色的，生著淺黃色花蕊，是清純的單瓣小花——這花可不可能是為我們今天發現這座寫滿愛情的橋而開的呢？
河水緩緩地流著，橋靜靜地站著。我望定秦庾——幾步開外的他忽然顯得如此遙遠。我忍不住叫他：
“秦庾！”
我大概叫得輕了，他沒有聽見，眼睛空空的在出神。他顯得如此遙遠。我忽然怕，怕離開這個地方。只有在這裡，我們才在愛情故事的籠罩之中——不管這愛情故事有多少是真實的；只有在這裡，河水才緩緩地流淌，始終不變。離開這裡，我恐怕汽車開得太快，他就有力量掙脫我那小小的牽制。要不是站在這裡……河水還在流著，太陽裡烘焙的花香薰迷糊了我的眼睛。我提高了聲音叫他：
“秦庾！”
我淚水漣漣。
他回頭看我的眼神，分明已是夕陽無限好了。他笑笑說：
“不早了。我們得去趕車。”
車比早晨那班擁擠得多，座位都滿了。我和秦庾還是前後座。半路上上來一對年輕夫婦，抱著個熟睡的嬰兒。秦庾湊到我近旁悄悄說：
“我們讓個座位給他們吧。”
年輕夫婦千恩萬謝地坐了我們讓出來的座位。我們兩個並排站在車窗前面。我又看到那些來時的小樹、農田、狗和山羊，晃著過去了。我不知，到什麼時候可以再次看見它們。
秦庾輕聲地問：“我奶奶那裡，好不好？”
沒來得及回答，我的手猛地被人握住了。我心好像悠了一下，眼皮只輕輕地眨一眨。我沒有去看他，也沒有去看手，也沒有說話，只用手指頭去感覺那隻手——那隻手骨節很突出。我知道，秦庾的手有著很突出的骨節。
車平穩地行駛著。他輕聲說：“站穩了，別摔跤。”
我微笑了：“你也一樣。”
聽到秦庾被處分的事情時，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被處分是為了期中考試作弊——期中考試是一個多月以前的事，怎麼拖到現在才處理？我記得那是上午第二節課之前的眼保健操時間，喇叭裡出人意料地響起了政教處劉老師的聲音，說：
“今天的眼保健操暫停。宣讀對兩位學生的處分決定。”
原本亂哄哄的教室一下子安靜了下來。我同桌心不在焉地理著鉛筆盒，說：“又有人倒黴了。”我應和她一聲，心裡還饒有趣味地想到，秦庾有一回提到過這個喇叭裡的劉老師，第一句話就是，“那個青春期的老師，聽他的聲音，連變聲期都沒過。”在我想著這句挖苦話笑起來時，我突然聽見了秦庾的名字，從喇叭裡、從青春期的劉老師口中，冒出來。
秦庾！
他因為在期中考試的化學科目中與一個叫什麼樊斌的人傳遞答案而受到警告處分。期中考試是一個多月之前的事，現在，期末考試、會考、高考都近了，而他在這麼長的時間裡，居然連關於作弊的一個字也沒有告訴我！
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我腦子裡“嗡”地一下，想到的全是一個問題：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教室裡只安靜了那麼一會兒，聽完青春期的劉老師宣讀處分決定，大家馬上鬧起來，紛紛議論著這兩個倒黴蛋。後座的周揚嘀嘀咕咕地：“高三，都久經沙場了，又不是第一次聽到人家受處分，幹嗎都那麼緊張？”坐得隔他一個走廊的王春建應答道：“有點憐憫心好不好？後邊那小子，是做好事，給人家看答案，倒黴被抓到，太慘啦。”大家都是高三，憐憫心也還有的。只不過這憐憫心不善於長久地敞開，光是像個蚌那樣，小心翼翼張開一條縫，又飛也似的合緊了，這一合，又不知到何年何月才張開。議論紛紛只持續了約莫三十秒，大家剛停下，就各幹各的，各不相擾地等老師來。即便三十秒的放肆，也讓人覺得像犯了罪。
我呆呆地坐著，一個勁地想：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為什麼不告訴我？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他為什麼不告訴我？
剛一下課，我就直奔行政樓。半路上碰到劉老師，手裡拿著杯茶，挺悠閒地走過來。我連忙叫住他。他笑眯眯地站定，問我：“王海燕，急匆匆的有什麼事啊？”唉，要是換了平時，我聽了他那個尖銳而自負的聲音，再想到秦庾的玩笑話，一準笑出聲來——這種事發生得相當頻繁，以至於他挺自負地得出個結論，說我看見他就特別高興。
我心急火燎地問他：“劉老師，剛才你在廣播裡說受警告處分的，叫什麼名字？”
“一個叫樊斌，一個叫秦庾——怎麼，你認識他們嗎？”
“是高二（３）班的秦庾嗎？”
“是啊。”
我突然不知怎麼問下去。眼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他身後的天邊——天邊，一朵小個子雲被大個子的雲吞噬了。
“劉老師，”不管怎麼樣，我還得想辦法繼續下去，“這件事是您辦的嗎？”
“是啊。”他說完，悠閒地啜了口茶。
“劉老師，會不會搞錯了？”
“這怎麼可能？他們自己承認的，還寫了檢討書。你認識他們嗎？”
我看著那朵小個子雲再也沒有從大個子雲裡出來——天氣不怎麼好，有點陰沉沉的。
聽見他問，我支吾道：“有一點。我打聽一下。沒事了，劉老師你去忙吧。”
他又啜口茶，笑眯眯地說：“哦，王海燕，你被Ｆ大學提前錄取，我還沒祝賀你哪。祝賀你啦！不容易啊。”
我說著謝謝，不知不覺就如飛地走遠了。
天真的不大好，放學之前也許要下雨——我帶雨衣了嗎？
我的朋友總說，我這人辦起事來雷厲風行的，像那些電子遊戲裡的小人一樣，兩條腿從不停下，從這裡直奔到那裡，又從那裡直奔到這裡，奔波來去，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其實，有時我並不胸有成竹，雖然我跑來跑去馬不停蹄，但我心裡是著急啊。聽到秦庾被處分，而他又從沒告訴過我，我真是急死了，當下又跑去找他。
站在他們班教室的門口，我問他：“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他沉默。
“你為什麼不告訴我？”
他沉默。
“你究竟為什麼不告訴我啊？”我覺得不能再說下去。再說下去，我一定要哭了。
他依然沉默。
“你知道別人多為你擔心嗎？你……”
我沒有說下去，上課鈴聲打斷了我的話。那個鈴就掛在秦庾他們教室的對面，響起來聲音極其刺耳。我住了口。世界猛地被這一種刺耳的鈴聲佔據，我從耳鼓到心尖，都在顫抖。
顫抖中，我看到秦庾原本一直低垂著的頭抬了起來。他望定我，臉部被突如其來的一陣怨憤扭曲得幾乎變了形——他這種神情我以前從沒看到過，我滿耳的鈴聲，“鈴鈴鈴鈴鈴鈴”，我雙手冰涼，從耳鼓到心尖都在顫抖——他張開嘴，說了一句什麼話，每個字都咬牙切齒的。隨後他轉身跑回了教室。
鈴聲戛然而止。整個世界，剛才被這可怕的鈴聲填滿了，滿得秦庾的一句話都擠不進來，現在卻是純粹的、可怕的空虛。天氣是不好，天邊的雲又黑又重，好像立刻就會掉下來。這麼安靜——太安靜了。我控制不住地想，秦庾到底說了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