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都省移諮陝西行省，仍摘委河東運司正官一員赴省，一同再行講究。三月初二日，陝西行省官及李御史、運司同知郝中順會鞏昌、延安、興元、奉元、鳳翔、邠州等官，與總帥汪通議等，俱稱當從御史帖木兒不花及廉使胡通奉所言，限以黃河為界，令陝西之民從便食用韋紅二鹽，解鹽依舊西行，紅鹽不許東渡。其咸寧、長安錄事司三處未散者，依已散州縣，一體斟酌，認納乾課，與運司已散食鹽引價同。見納乾課，辦鈔七萬錠，通行按季輸納，運司不須散引。如此則民不受害，而課以無虧矣。郝同知獨言：“運司每歲辦課四十五萬錠，陝西該辦二十萬錠，今止認七萬錠，餘十三萬錠，從何處恢辦？”議不合而散。本省檢照運司逐年申報文冊，陝西止辦七萬二千六十餘錠，郝遂稱疾不出，其後訖無定論。
戶部參照至順二年中書省嘗遣兵部郎中井朝散，與陝西行省官一同講究，以涇州白家河永為定界，聽民食用。仍督所在軍民官嚴行禁約，毋致韋紅二鹽犯境侵課。中書如所擬行之。
兩淮之鹽：至元六年八月，兩淮運司準行戶部尚書運使王正奉牒：“本司自至元十四年創立，當時鹽課未有定額，但從實恢辦，自後累增至六十五萬七十五引。客人買引，自行赴場支鹽，場官逼勒灶戶，加其斛面，以通鹽商，壞亂鹽法。大德四年，中書省奏準，改法立倉，設綱攢運，撥袋支發，以革前弊。本司行鹽之地，江浙、江西、河南、湖廣所轄路分，上江下流，鹽法通行。至大間，煎添正額餘鹽三十萬引，通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運至揚州東關，俱於城河內停泊，聽候通放，不下三四十萬餘引，積疊數多，不能以時發放。至順四年，前運使韓大中等又言：‘歲賣額鹽九十五萬七十五引。客商買引，關給勘合，赴倉支鹽，僱船腳力，每引遠倉該鈔十二三貫，近倉不下七八貫，運至揚州東關，俟候以次通放。其船梢人等，恃以鹽主不能照管，視同己物，恣為侵盜，弊病多端。及事敗到官，非不嚴加懲治，莫能禁止。其所盜鹽，以鈔計之，不過折其舊船以償而已，安能如數徵之？是以裡河客商，虧陷資本，外江興販，多被欺侮，而百姓高價以買不潔之鹽，公私俱受其害。’竊照揚州東關城外，沿河兩岸，多有官民空閒之地。如蒙聽從鹽商自行賃買基地，起造倉房，支運鹽袋到場，籍定資次，貯置倉內，以俟通放。臨期用船，載往真州發賣，既防侵盜之患，可為悠久之利，其於鹽法非小補也。”
既申中書戶部及河南行省，照勘議擬，文移往復，紛紜不決。久之，戶部乃定議，令運司於已收在官客商帶納挑河錢內，撥鈔一萬錠，起蓋倉房，仍從都省移諮河南行省，委官與運司偕往，相視空地，果無違礙，而後行之。
兩浙之鹽：至元五年，兩浙運司申中書省雲：
本司自至元十三年創立，當時未有定額。至十五年始立額，辦鹽十五萬九千引。自後累增至四十五萬引，元統元年又增餘鹽三萬引，每歲總計四十有八萬。每引初定官價中統鈔五貫，自後增為九貫、十貫，以至三十、五十、六十、一百，今則為三錠矣。每年辦正課中統鈔一百四十四萬錠，較之初年，引增十倍，價增三十倍。課額愈重，煎辦愈難，兼以行鹽地界所拘戶口有限。前時77nt/23488/聽從客商就場支給，設立檢校所，稱檢出場鹽袋。又因支查停積，延祐七年，比兩淮之例，改法立倉，綱官押船到場，運鹽赴倉收貯，客旅就倉支鹽。始則為便，經今二十餘年，綱場倉官任非其人，惟務掊克。況淮、浙風土不同，兩淮跨涉四省，課額雖大，地廣民多，食之者眾，可以辦集。本司地界，居江枕海，煎鹽亭灶，散漫海隅，行鹽之地，裡河則與兩淮鄰接，海洋則與遼東相通，番舶往來，私鹽出沒，侵礙官課，雖有刑禁，難盡防禦。鹽法隳壞，亭民消廢，其弊有五：
本司所轄場司三十四處，各設令、丞、管勾、典史，管領灶戶火丁。用工之時，正當炎暑之月，晝夜不休。才值陰雨，束手彷徨。貧窮小戶，餘無生理，衣食所資，全籍工本，稍存抵業之家，十無一二。有司不體其勞，又復差充他役。各場元籤灶戶一萬七千有餘，後因水旱疫癘，流移死亡，止存七千有餘。即今未蒙籤補，所據拋下額鹽，唯勒見戶包煎而已。若不早為籤補，優加存恤，將來必致損見戶而虧大課。此弊之一也。
又如所設三十五綱監運綱司，專掌召募船戶，照依隨場日煎月辦課額，官給水腳錢，就場支裝所煎鹽袋，每引元額四百斤，又加折耗等鹽十斤，裝為二袋，綱官押運前赴所撥之倉而交納焉。客人到倉支鹽，如自二月至於十月河凍之時，以運足為度，其立法非不周密也。今各綱運鹽船戶，經行歲久，奸弊日滋。凡遇到場裝鹽之時，私屬鹽場官吏司秤人等，重其斤兩，裝為硬袋，出場之後，沿途盜賣，雜以灰土，補其所虧。及到所赴之倉，而倉官司秤人又各受賄，既不加辨，秤盤又不如法。在倉日久，又復消折。袋法不均，誠非細故。不若仍舊令客商就場支給，既免綱運俸給水腳之費，又鹽法一新。此弊之二也。
本司歲辦額鹽四十八萬引，行鹽之地，兩浙、江東凡一千九百六萬餘口。每日食鹽四錢一分八釐，總而計之，為四十四萬九千餘引。雖賣盡其數，猶剩鹽三萬一千餘引。每年督勒有司，驗戶口請買。又值荒歉連年，流亡者眾，兼以瀕江並海，私鹽公行，軍民官失於防禦，所以各倉停積累歲未賣之鹽，凡九十餘萬引，無從支散。如蒙早降定製，以憑遵守，賞罰既明，私鹽減少，戶口食鹽，不致廢弛。此弊之三也。
又每季拘收退引，凡遇客人運鹽到所賣之地，先須住報水程及所止店肆，繳納退引。豈期各處提調之官，不能用心檢舉，縱令吏胥坊里正等，需求分例錢，不滿所欲，則多端留難。客人或因發賣遲滯，轉往他所，水程雖住，引不拘納，遂有埋沒，致容奸民藏匿在家，影射私鹽，所司亦不檢勘拘收。其懦善者，賣過官鹽之後，即將引目投之鄉胥。又有狡猾之徒，不行納官，通同鹽徒，執以為憑，興販私鹽。如蒙將有司官吏，明定黜降罪名，使退引盡實還官，不致影射私鹽。此弊之四也。
本司自延祐七年改立杭州等七倉，設定部轄，掌收各綱船戶，運到鹽袋，貯頓在倉，聽候客人，依次支鹽，俱有定製。比年以來，各倉官攢，肆其貪慾，出納之間，兩收其利。凡遇綱船到倉，必受船戶之賄，縱其雜和灰土，收納入倉。或船戶運至好鹽，無錢致賄，則故生事留難，以致停泊河岸，侵欺盜賣。其倉官與鹽運人等為弊多端，是以各倉積鹽九十餘萬引，新舊相併，充溢廊屋，不能支發，走滷消折，利害非輕。雖系客人買過之物，課鈔入官，實恐年復一年，為患益甚。若仍舊令客商自備腳力，就場支裝，庶免停積。此弊之五也。
五者之中，各倉停積，最為急務。驗一歲合賣之數，止該四十四萬餘引，盡賣二年，尚不能盡，又復煎運到倉，積累轉多。如蒙特賜奏聞，選委德望重臣，與拘該官府，從長講究，參酌時宜，更張法制，定為良規，惠濟黎元，庶望大課無虧。見為住煎餘鹽三萬引，差人齎江浙行省諮文赴中書省，請照詳焉。
戶部詳運司所言，除餘鹽三萬引別議外，其餘事理，未經行省明白定擬，呈省移諮，從長講究。六年五月，中書省奏，選官整治江浙鹽法，命江浙行省右丞納麟及首領官趙郎中等提調，既而納麟又以他故辭。
至正元年，運使霍亞中又言：“兩淮、福建運司，俱有餘鹽，已行住免。本司系同一體，如蒙依例住煎三萬引，庶大課易為辦集。”中書省上奏，得旨權將餘鹽三萬引倚閣，俟鹽法通行而後辦之。
二年十月，中書右丞相脫脫、平章鐵木兒塔識等奏：“兩浙食鹽，害民為甚，江浙行省官、運司官屢以為言。擬合欽依世祖皇帝舊制，除近鹽地十里之內，令民認買，革罷見設鹽倉綱運，聽從客商赴運司買引，就場支鹽，許於行鹽地方發賣，革去派散之弊。及設檢校批驗所四處，選任廉幹之人，直隸運司，如遇客商載鹽經過，依例秤盤，均平袋法，批驗引目，運司官常行體究。又自至元十三年歲辦鹽課，額少價輕，今增至四十五萬，額多價重，轉運不行。今戶部定擬，自至正三年為始，將兩浙額鹽量減一十萬引，俟鹽法流通，復還元額，散派食鹽，擬合住罷。”有旨從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