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先生鑑：
《阿Ｑ》的第一幕已經登完了，搬上舞臺實驗雖還不是馬上可以做到，但我們的準備工作是就要開始發動了。我們希望你能在第一幕剛登完的時候先發表一點意見，一方面對於我們的公演準備或者也有些幫助，另方面本刊的叢書計劃一實現也可以把你的意見和《阿Ｑ》劇本同時付印當作一篇序。這是編者的要求，也是作者，讀者和演出的同志們的要求。祝健！
編者。
編輯先生——
在《戲》週刊〔２〕上給我的公開信，我早看見了；後來又收到郵寄的一張週刊，我知道這大約是在催促我的答覆。對於戲劇，我是毫無研究的，我的最可靠的答覆，是一聲也不響。但如果先生和讀者們都肯豫先了解我不過是一個外行人的隨便談談，那麼，我自然也不妨說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阿Ｑ》在每一期裡，登得不多，每期相隔又有六天，斷斷續續的看過，也陸陸續續的忘記了。現在回憶起來，只記得那編排，將《吶喊》中的另外的人物也插進去，以顯示未莊或魯鎮的全貌的方法，是很好的。但阿Ｑ所說的紹興話，我卻有許多地方看不懂。
現在我自己想說幾句的，有兩點——一，未莊在那裡？《阿Ｑ》的編者已經決定：在紹興。我是紹興人，所寫的背景又是紹興的居多，對於這決定，大概是誰都同意的。但是，我的一切小說中，指明著某處的卻少得很。中國人幾乎都是愛護故鄉，奚落別處的大英雄，阿Ｑ也很有這脾氣。那時我想，假如寫一篇暴露小說，指定事情是出在某處的罷，那麼，某處人恨得不共戴天，非某處人卻無異隔岸觀火，彼此都不反省，一班人咬牙切齒，一班人卻飄飄然，不但作品的意義和作用完全失掉了，還要由此生出無聊的枝節來，大家爭一通閒氣——《閒話揚州》〔３〕是最近的例子。為了醫病，方子上開人参，吃法不好，倒落得滿身浮腫，用蘿蔔子來解，這才恢復了先前一樣的瘦，人参白買了，還空空的折貼了蘿蔔子。人名也一樣，古今文壇訊息家，往往以為有些小說的根本是在報私仇，所以一定要穿鑿書上的誰，就是實際上的誰。為免除這些才子學者們的白費心思，另生枝節起見，我就用“趙太爺”，“錢大爺”，是《百家姓》〔４〕上最初的兩個字；至於阿Ｑ的姓呢，誰也不十分了然。但是，那時還是發生了謠言。還有排行，因為我是長男，下有兩個兄弟，為豫防謠言家的毒舌起見，我的作品中的壞腳色，是沒有一個不是老大，或老四，老五的。
上面所說那樣的苦心，並非我怕得罪人，目的是在消滅各種無聊的副作用，使作品的力量較能集中，發揮得更強烈。果戈理作《巡按使》〔５〕，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但我看歷來的批評家，是沒有一個注意到這一點的。這回編者的對於主角阿Ｑ所說的紹興話，取了這樣隨手胡調的態度，我看他的眼睛也是為俗塵所蔽的。
但是，指定了紹興也好。於是跟著起來的是第二個問題——
二，阿Ｑ該說什麼話？這似乎無須問，阿Ｑ一生的事情既然出在紹興，他當然該說紹興話。但是第三個疑問接著又來了——
三，《阿Ｑ》是演給那裡的人們看的？倘是演給紹興人看的，他得說紹興話無疑。紹興戲文中，一向是官員秀才用官話，堂倌獄卒用土話的，也就是生，旦，淨大抵用官話，醜用土話。我想，這也並非全為了用這來區別人的上下，雅俗，好壞，還有一個大原因，是警句或煉話，譏刺和滑稽，十之九是出於下等人之口的，所以他必用土話，使本地的看客們能夠徹底的瞭解。那麼，這關係之重大，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實，倘使演給紹興的人們看，別的腳色也大可以用紹興話，因為同是紹興話，所謂上等人和下等人說的也並不同，大抵前者句子簡，語助詞和感嘆詞少，後者句子長，語助詞和感嘆詞多，同一意思的一句話，可以冗長到一倍。但如演給別處的人們看，這劇本的作用卻減弱，或者簡直完全消失了。據我所留心觀察，凡有自以為深通紹興話的外縣人，他大抵是像目前標點明人小品的名人一樣，並不怎麼懂得的〔６〕；至於北方或閩粵人，我恐怕他聽了之後，不會比聽外國馬戲裡的打諢更有所得。
我想，普遍，永久，完全，這三件寶貝，自然是了不得的，不過也是作家的棺材釘，會將他釘死。譬如現在的中國，要編一本隨時隨地，無不可用的劇本，其實是不可能的，要這樣編，結果就是編不成。所以我以為現在的辦法，只好編一種對話都是比較的容易瞭解的劇本，倘在學校之類這些地方扮演，可以無須改動，如果到某一省縣，某一鄉村裡面去，那麼，這本子就算是一個底本，將其中的說白都改為當地的土話，不但語言，就是背景，人名，也都可變換，使看察覺得更加切實。譬如罷，如果這演劇之處並非水村，那麼，航船可以化為大車，七斤〔７〕也可以叫作“小辮兒”的。
我的意見說完了，總括一句，不過是說，這劇本最好是不要專化，卻使大家可以活用。
臨末還有一點尾巴，當然決沒有叭兒君的尾巴的有趣。這是我十分抱歉的，不過還是非說不可。記得幾個月之前，曾經回答過一個朋友的關於大眾語的質問，這信後來被髮表在《社會月報》上了〔８〕，末了是楊邨人先生的一篇文章〔９〕。一位紹伯先生就在《火炬》上說我已經和楊邨人先生調和，並且深深的感慨了一番中國人之富於調和性〔１０〕。這一回，我的這一封信，大約也要發表的罷，但我記得《戲》週刊上已曾發表過曾今可葉靈鳳〔１１〕兩位先生的文章；葉先生還畫了一幅阿Ｑ像，好像我那一本《吶喊》還沒有在上茅廁時候用盡，倘不是多年便祕，那一定是又買了一本新的了。如果我被紹伯先生的判決所震懾，這回是應該不敢再寫什麼的，但我想，也不必如此。只是在這裡要順便宣告：我並無此種權力，可以禁止別人將我的信件在刊物上發表，而且另外還有誰的文章，更無從豫先知道，所以對於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沒有表示調和與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營壘中人，化了裝從背後給我一刀，則我的對於他的憎惡和鄙視，是在明顯的敵人之上的。
這倒並非個人的事情，因為現在又到了紹伯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時候，我若不宣告，則我所說過的各節，縱非買辦意識〔１２〕，也是調和論了，還有什麼意思呢？專此布覆，即請
文安。
魯迅。十一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