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回編輯《莽原》時，看見論及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２〕的投稿裡，還有用“某校”字樣和幾個方匡子〔３〕的，頗使我覺得中國實在還很有存心忠厚的君子，國事大有可為。但其實，報章上早已明明白白地登載過許多次了。
今年五月，為了“同系學生同時登兩個相反的啟事〔４〕已經發現了……”那些事，已經使“喜歡懷疑”的西瀅先生有“好像一個臭毛廁”之嘆（見《現代評論》二十五期《閒話》），現在如果西瀅先生已回北京，或者要更覺得“世風日下”了罷，因為三個相反，或相成的啟事〔５〕已經發現了：一是“女師大學生自治會”；二是“楊蔭榆”；三是單叫作“女師大”。報載對於學生“停止飲食茶水”〔６〕，學生亦云“既感饑荒之苦，復慮生命之危。”而“女師大”雲“全屬子虛”，是相反的；而楊蔭榆雲“本校原望該生等及早覺悟自動出校並不願其在校受生活上種種之不便也”，則似乎確已停止，和“女師大”說相反，與報及學生說相成。
學生雲“楊蔭榆突以武裝入校，勒令同學全體即刻離校，嗣覆命令軍警肆意毒打侮辱……”而楊蔭榆雲“蔭榆於八月一日到校……暴劣學生肆行滋擾……故不能不請求警署撥派巡警保護……”是因為“滋擾”才請派警，與學生說相反的；而“女師大”雲“不料該生等非特不肯遵命竟敢任情謾罵極端侮辱……幸先經內右二區派撥警士在校防護……”是派警在先，“滋擾”在後，和楊蔭榆說相反的；至於京師警察廳行政處公佈，則雲“查本廳於上月三十一日準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函……請准予八月一日照派保安警察三四十名來校……”乃又與學生及“女師大”說相成了。楊蔭榆確是先期準備了“武裝入校”，而自己竟不知道，以為臨時叫來，真是離奇。
楊先生大約真如自己的啟事所言，“始終以培植人才恪盡職守為素志……服務情形為國人所共鑑”的罷。“素志”我不得而知，至於服務情形，則不必再說別的，只要一看本月一日至四日的“女師大”和她自己的兩啟事之離奇閃爍就儘夠了！撒謊造謠，即在局外者也覺得。如果是嚴厲的觀察和批評者，即可以執此而推論其他。
但楊先生卻道：“所以勉力維持至於今日者非貪戀個人之地位為徹底整飭學風計也”，竊以為學風是決非造謠撒謊所能整飭的；地位自然不在此例。
且住，我又來說話了，或者西瀅先生們又許要聽到許多“流言”。然而請放心，我雖然確是“某籍”〔７〕，也做過國文系的一兩點鐘的教員，但我並不想謀校長，或仍做教員以至增加鐘點；也並不為子孫計，防她們在女師大被誣被革，捱打捱餓，我借一句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８〕的憤激的話告訴你們：“我幸而沒有女兒！”
八月五日。
〔１〕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週刊第十六期。
〔２〕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風潮一九二四年秋，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發生反對校長楊蔭榆的風潮，遷延數月，未得解決。一九二五年一月學生代表赴教育部訴述楊氏掌校以來的種種黑暗情況，並發表宣言不承認她為校長。同年四月，司法總長兼教育總長章士釗聲言“整頓學風”，助長了楊的氣焰，五月七日，楊以校長身份強行主持紀念國恥講演會，遭到學生反對，九日，她即假借評議會名義開除學生自治會職員六人，八月一日復帶領武裝警察到校，強令解散國文系三年級等四班，激起學生更大的反抗。
〔３〕“某校”字樣和幾個方匡子一九二五年八月七日《莽原》週刊第十六期所載朱大柊的《聽說——想起》一文中，稱女師大為“某校”。又同期效痴的《可悲的女子教育》一文用OOO代指楊矣芎駝率款取*
〔４〕兩個相反的啟事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七、十八日《晨報》第二版曾刊有《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音樂系、體育系緊要啟事》和《國立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哲教系全體學生緊要啟事》，聲稱“嚴守中立”，“並未參與”“本校風潮”云云。隨後，三系學生在五月二十二日《京報》第二版登出《國立女子師範大學音樂系、哲學系、體育系啟事》，宣告驅楊是“全體同學公意”，對上述混淆視聽的“冒名啟事”予以揭露。
〔５〕三個相反或相成的啟事指一九二五年八月三日《京報》所載的《女師大學生自治會緊要啟事》和次日該報刊載的《楊蔭榆啟事》及楊以學校名義發的《女師大啟事》。前一啟事揭露了楊蔭榆八月一日率領軍警進校迫害學生的暴行，後兩個啟事則竭力為這一暴行辯護。
〔６〕“停止飲食茶水”見一九二五年八月二日《京報》所載《楊蔭榆帶警入女師大》的報道。
〔７〕“某籍”陳西瀅在《現代評論》第一卷第二十五期（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閒話》中說：“我們在報紙上看見女師大七教員的宣言。以前我們常常聽說女師大的風潮，有在北京教育界佔最大勢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動，可是我們總不敢相信。……但是這篇宣言一出，免不了流言更加傳佈得厲害了。”某籍，指浙江。發表宣言的七人中有六人是浙江籍。某系，指北京大學國文系。參見《華蓋集·我的“籍”和“系”》。
〔８〕Ｌｅｒｍｏｎｔｏｖ萊蒙托夫（Ｍ．P．QMRSTUVTN，１８１４—１８４１），俄國詩人。著有長詩《詩人之死》、《惡魔》及中篇小說《當代英雄》等。“我幸而沒有女兒”，是《當代英雄》中一個人物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