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上市的想法，是我1991年起就有的，憂國憂民，想給中國擴大一點國際影響。理論上行得通，但是怎麼操作，卻沒有個案。但那個時候是人有多膽大，地有多大產。”仰融說。
仰融曾和趙希友探討過，能不能把金盃整個拿出去，但是發現國營企業有很多“辦社會”的東西，海外接受不了。於是此路被否定了，進而開始想能否切塊精華出來。趙希友告訴仰融，金盃下面有個瀋陽轎車廠，當時從豐田引進了海獅第四代，模具裝置都定了貨，但是缺錢，很多外匯付不了，趙對這個專案極為看好，提出要與華晨合資。
為了不突破3000萬美元的省市審批許可權額，這個專案成立的合資公司(即金盃客車)的註冊資金定為2998萬美元，其中，“華晨控股”作為外方將1200萬美元現金從境外匯到瀋陽，即佔股本的40%，中方為金盃集團。這是1991年7月，金客外方股權海外上市和金盃集團國內上市同時進行。
趙希友認定，仰融最大的特點就是注重對國內國際大形勢的研究，在這個基礎上作出企業的一個發展策略。
仰融堅信1989年後困難的政治時局會漸漸好轉。事實印證了仰融的判斷。1992年初，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從上海《解放日報》一出來，仰融立即飛赴美國，仰融迅即赴美。在紐約，美林證券分析師汪康懋正翹首等待著他。在汪康懋的牽線下，第一波士頓證券公司答應做瀋陽金盃上市的承銷商。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後，仰融立即在紐約正式啟動上市工程。他給中央最高層寫了一個報告，說，“既然國內有了A股，那麼還應該推薦一個公司到紐約股票交易所，表示中國企業要國際化，中國要國際化，以此說明中國新一代領導人繼續走鄧小平改革開放路線不變。”這個題目果然被批准了，為此特意成立了一個對外保密的小組，因為課題太新，害怕做不成。有了上級的支援，事情進行得很順利，各部委一路綠燈。
儘管汪康懋對瀋陽金盃的落後狀況有了充分的心理準備，可還是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當時的企業現狀是，金盃幾乎沒有什麼優質資產，其主要出產的海獅客車每年只能賣出2000輛，有99％的零部件都是從日本進口的，時值日元狂漲，工廠的回籠資金還不夠買零部件。在國際資本市場上，紐約證券交易所一向以規範嚴格而著稱。可是，在汪康懋、仰融兩人的運作下，瀋陽金盃的上市檔案竟通過了美國證券監管機構的審查，最終得以被批准上市，主要得益於美國資本市場開始對“中國概念”特別青睞。
在上市過程中，英語不太好的仰融其實只去了兩次紐約，把美國方面的大部分事宜都交由汪康懋等人搞定，而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國內資本的組合上。種種跡象表明，在進入金盃的時候，資歷淺薄、民間炒家出身的他與其說是收購者，倒不如說更像是一個活躍於幕前的操盤手，而在他的身後隱藏著一個強大的政商關係群和錯綜複雜的資本網路。然而，心思縝密的他顯然不甘於扮演這種“皮影人”式的江湖角色，而是要擁有自己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