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此次顧雛軍的主要罪名而論，“虛報註冊資本”這一行為曾是中國企業界較為普遍的現象，也得到了某些地方政府部門的支援和幫助。
因為當地急於引進這位企業家為科龍脫困，許多手段在或明或暗之間規避著法律的制約。
更進一步說，註冊資本的規定是否合理值得探究，沒有證據表明，註冊資本與企業前景有正向關係，註冊資本多，企業就有發展前景。
實際上，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成立企業成本低，對註冊資本幾乎不做要求；相反，越是欠發達地區，對企業的註冊管制越是嚴，企業成本越高。
從我國的企業管理來看，也是逐漸從高成本過渡到低成本，這是趨勢。
但問題在於，顧雛軍違背了現行法律，無法豁免，但我們應該反思，那些顧雛軍背後曾經的地方行政支援力量，應該承擔什麼樣的責任？
令人欣慰的是，此次對顧雛軍的判決兼顧了法理與情理，體現了司法對於歷史時代的尊重。
比如，法院經過了漫長的調查與審理過程，最終對職務侵佔罪不予認定。
無論是在實業界還是資本市場，在司法與規則制度的些微變遷，都預示著第一代草莽英雄時代已經過去。
顧雛軍既是不公正的經濟規則的替罪羊，也是中國市場化初創期的叢林英雄。
但市場愈成熟，叢林英雄的空間愈少，規則與創新英雄的空間愈大。
希望顧雛軍這一休止符，同是開啟規則時代的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