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中國，除此之外，還有另一種特別的權錢交易。最近剛剛因為騙取銀行13億多貸款而遭到刑事拘留的河南首富孫樹華，就是這一特殊的權錢交易的犧牲品。
“騙取貸款”？表面上確實如此，但仔細追究一下，卻未必。那些銀行真的會傻到被孫樹華欺騙？何以一個普通的個體工商戶連10萬元也騙不出來？當地一位政府官員已經一語破題：孫所在的河南周口是個農業大市，缺少工業經濟帶動。孫的華林集團正是政府要尋找的角色。政府給華林集團獲取土地、貸款、進行資本經營，創造了種種讓人羨慕的便利。正是政府捧殺了華林集團。
於是，在政府與華林集團之間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相互寄生的關係。固然，華林集團可能賄賂了某些政府官員，包括銀行高階管理者，為公司獲取不當利益。但反過來，政府也在賄賂華林集團，以便讓華林集團為自己帶來某些異乎尋常的利益。批地、發放貸款、企業轉讓等等方面的照顧，就是政府用來賄賂孫樹華的。
凡是賄賂，當然都是為了換取特別的好處，政府官員賄賂孫樹華，倒也未必僅僅是為了直接從孫樹華那裡獲得金錢回報，相反，對於官員來說，最重要的利益是升官，而孫樹華的企業則可以讓官員實現政績最大化。政府官員的權力雖然不受約束，看似萬能，但實際上，這種權力本身卻生不出獲得更大權力的政績來，政績必須藉助於企業迂迴地實現。
近代國傢俱有濃厚的物質主義色彩，所以，近代西方民族國家所採取的第一套系統的國策，就是重商主義，其核心就是國王授予某些企業以壟斷權，而國王之所以要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獲取牌照費，解決財政問題，但同時也是為了與外國在經濟領域進行競爭。這種政策後來遭到持續的抨擊，壟斷被廢除，企業進入自由競爭階段。但20世紀，重商主義又捲土重來，以致從經濟學家、到政府、再到民眾，人們幾乎本能地把發展經濟當成政府的重要任務。前一段在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中被專家們反覆討論過的“凱洛等人訴新倫敦市”一案中，新倫敦市就是為了“發展經濟”而對市民的土地行使國家徵用權的。政府熱愛企業，似乎成了一種世界潮流，各種國際機構也對此推波助瀾。
不過，與各國政府相比，最熱愛企業的，大約是中國的各地政府了。原因十分簡單：在中國，官員的政績考核是自上而下進行的，而上級政府考察官員的主要指標是該官員所管轄地區的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業績。而這兩者都要靠投資，靠企業繁榮，哪怕只是短期的繁榮也成。事實上，透過快速吸引投資，及迅速把若干企業做大、做強，其美化政績的價值最大，反正官員的任期制根本就是個擺設，只要某個官員在一兩年把本地的經濟搞上去了，立刻就會引起上級注意，獲得提拔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