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哥哥的話是有道理的。
人間四月三十年
——讀《重返1976》 給袁敏的信
王旭烽
袁敏：
從去年十月間始讀你的"重返1976系列"第一篇《我所經歷的1976》初稿，到今年《收穫》雜誌專欄裡你連發的後兩篇《從醉白樓到留椿屋》、《追尋真相》，關於三十年前的這個人間四月開始的重大歷史事件，我就與你開始了悲欣交集的心靈對話。
其實，關於總理遺言事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就有過相關的一些報導和文學性記載，我還讀過當事人李君旭自己發表的回憶文章，記錄他當年在押時的情景。由於這個事件的最初策源地發生在杭州，又與你家有著如此特殊關係，還由於當年我們就相識，作為這個事件的邊緣與旁觀者，多少有些知情。因此，三十年來，在我們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交流中，你也會間或嵌進一段對當時事件的回憶敘述，而我們這些你當年的朋友，也會補充一些作為同時代人的回憶。我相信有許多人都建議你能夠把這段歷史如實地記錄下來，而你現在則用了你的小哥哥袁中偉當年出獄時的話--二十年內我們誰都不要說這個事情--以此詮釋這三十年來的巨大的等待與沉默。我想，因為紛沓的未來正接踵而至，而塵封的往事又過於重大，要說清楚史實，分析破譯這歷史事件背後的密碼，洞察歷史的天空給我們佈下的深邃迷團，何其艱難，此事因此懸置三十年，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我依然是希望你能夠把這段歷史以紀實文學方式記錄下來的積極建議者之一，原因不外乎有二：
一是對史料的搶救性記載與挖掘，這一點，你已經在你的第一篇敘文《我所經歷的1976》中開宗明義的說明。三十年，儘管在歷史的長河中甚至可以忽略不計，可有些至關重要的情節細節，實際上是以分秒計算的。因此，進入歷史事件的每一分鐘都值得人類記憶。不說那些已經去逝的人們，就說當時風華少年吧，我們曾經一起去看望李君旭，想起他當年意氣風發口若懸河的神情，再看他今天木納遲鈍失憶忘卻的衰老，深感要抓緊，一定要抓緊了，現在還來得及，但也已經是稍遜即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