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4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電話通知，通知中說：“所謂總理遺言，完全是反革命謠言，必須闢謠，並追查謠言製造者。”
緊接著，公安部根據中央通知精神，向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局發出1976〔12〕號檔案《關於認真追查所謂總理遺言的反革命謠言的通知》，於是，全國範圍的大追查、大搜捕開始了。
等到蛐蛐兒5月5日被逮捕時，全國各地因傳抄“總理遺言”被傳訊和追查者已逾好幾千人。
我重新再看蛐蛐兒的回憶文字，我覺得已經不需要再向我哥哥弄清楚哪些環節上蛐蛐兒沒有說實話了，因為在蛐蛐兒的文章中，從杭州市公安局到北京公安部；從他一開始交代說“總理遺言”是自己在馬路上撿的，到最後承認“總理遺言”是自己編造的，蛐蛐兒自始至終沒有寫出，他是怎樣在公安人員連軸審訊的高壓下撒了謊，編造了別人特別是我哥也一起參與制造“總理遺言”的故事，沒有能夠一人做事一人當，做了一回“甫志高”。
我哥說，不能說蛐蛐兒是“甫志高”，“甫志高”是出賣革命同志，而蛐蛐兒卻是在編故事。
蛐蛐兒從小就是編故事的高手，在那個特定時期，特定環境的高壓下，蛐蛐兒這麼一個性格軟弱的人為了尋求自身的解脫，他就會下意識地編故事，當編造出現漏洞時，他又會想盡辦法圓謊，以至越編越圓，越圓離事實真相越遠。
他那時到底編了怎麼樣的故事今天已無從考證，也從未有人想考證。
其實，這麼多年過去了，事情的結果早就清清楚楚，事情的過程卻還是模模糊糊，但大家從來就沒有怨恨過蛐蛐兒，從來就覺得這筆賬應該算在“四人幫”的頭上，可是作為蛐蛐兒自己，為什麼還是沉浸在自己搭建的樓閣中，始終走不出來呢？歷史上常常有許多事情就是因為後人編造故事而使真相走樣，而走樣的“真相”隨著時間的推移和人們逐步加深的印象，久而久之就變成了沒有引號的真相。
這其實是非常可怕的事情，這也是檔案館永遠有其無法替代的價值的原因。
三十年後的此時此刻，當我寫下這些“追尋真相”的文字時，內心是非常複雜的。
我不僅感慨蛐蛐兒的命運，同樣也為我哥哥等人那時的單純扼腕。
被當時公安人員認定很有政治頭腦，看問題很深刻的我哥哥，怎麼就沒有想到“總理遺言”說者和聽者之間的關係，而恰恰是這種關係卻讓他們付出了甚至此生再也不可能得以被真正澄清的巨大的代價。
想到這層，我似乎也有點明白我為什麼要“重返1976”——希望這些文字能夠讓更多的人明白，看似無足輕重的謊言就是這樣鋪成了被扭曲的歷史。
我想，這大概也是巴老晚年一再呼籲建立“文革”博物館的緣由所在。
看來，“總理遺言”案還有許多未知的真相只有開啟塵封的檔案才能真正水落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