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字斟句酌小心翼翼地問大耳朵：事情雖然過去那麼多年了，我還是想問你，你為什麼會在“四人幫”快要被粉碎的黎明前做出自殺這樣的選擇呢？大耳朵面對我探究的目光，竟沒有半點躲閃和忐忑，他坦然地擼起右手的袖子，赫然露出手腕上一條長長的暗褐色的傷疤，問我：你要不要拍照？
我愣住了，一個我以為諱莫如深，幾乎不能碰的話題，卻被大耳朵自己輕而易舉地撕開了口子。大耳朵的手很大，五指攥緊後是一個很有力量的拳頭。他在我面前緩緩鬆開手掌，離手掌大約一寸半處那條凹凸起伏像小丘陵一樣的疤痕，在燈光下有一種讓人心裡發毛的陰冷。大耳朵坦然地看著自己手腕上的疤痕對我說，我老婆孩子都曾經問我這道傷疤的來歷，我和他們說是插隊落戶時上山砍柴受的傷。我不想告訴家人真相，過去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有什麼必要耿耿於懷呢？我心裡湧上了一陣深深的感動，我沒有想到大耳朵面對那段不堪回首的過去卻有這樣平和的心境和寬闊的胸懷，看來我們所有的人都低估了大耳朵承受歷史的勇氣。我拿出相機，對著大耳朵手腕上的傷疤，從不同角度拍了好幾張照片。
在留椿屋，公安人員對大耳朵的審問從頭至尾都圍繞著“狗肉聚會”，他們明確告訴大耳朵，這是一次和炮製“總理遺言”密切相關的反革命預謀會議。他們要求大耳朵將“狗肉聚會”的來龍去脈和那次聚會以後的每一天都作出詳詳細細的回憶，並且將這些流水賬一般的回憶一點一滴都寫下來。這樣的流水賬不是紙面上“流水賬”三個字就能輕鬆流淌過去的，這樣的幾月幾號幾點幾分你在哪裡和誰在一起幹什麼有誰可以證明等等等等的反反覆覆的提問足以讓一個正常人變得不正常，但大耳朵一天一天地頂下來了。
曾經看管過他們的毛排長說：你們能熬過來真不容易，要我早瘋了！
大耳朵沒有瘋，他一直很健康也很快樂，因為他心裡有一份溫暖，背後有一份支撐。雖然他在被抓捕之前剛剛從插隊的農村抽調到浙江省電力安裝公司，上了沒幾天班就鋃鐺入獄，他和單位裡的人幾乎還都不怎麼認識，但令他沒有想到的是，單位裡的人都對他很好，公司的保衛科長是一位老幹部，要保大耳朵，說，這孩子挺老實的，不會有問題。當大耳朵被從市公安局轉移到留椿屋時，這位保衛科長仍然每個月將大耳朵的工資送到公安局再轉給他。大耳朵每次拿到工資時就會讓看管他們的警衛戰士去買香菸，而每次買來香菸他又都會分送給這些沒有工資的警衛戰士。很長一段時間，這些警衛戰士們幾乎和留椿屋裡的犯人們稱兄道弟，倘若不是因為1976年9月9號風雲突變，大耳朵或許會一直健康快樂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