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胡漢民、廖仲愷書，籌慮援桂軍事。
附其復書節錄
疊接函電，領悉一是。稽遲未報者，有以郵達遲誤，及弟見時，他友已為我代答者；有以傳聞不一，致滋誤會，不敢冒昧陳復者；而疑竇叢生，易招恐怖，因成刺激觸發牢騷者，又是一端。元衝來書，約我赴歐，引起我最初之興趣，而徘徊今日之行者，是亦不無影響也。季陶造舍，詳悉粵情，心始釋然。本可摒擋一切力疾粵行，而季陶愛友過切，專橫太甚，不容弟置一喙，因之激成憤怒，又起我不願問世之心。事後思之，實堪自笑耳。總之弟對黨對友，不敢存一分偷安之心，亦不敢作絲毫矜張之氣，而於愛我諸公，更不願有些敷衍客氣之意，以自暴棄。即對仲兄之函，時形不遜之詞，殆亦自居摯交，率性直書，無所隱飾，不敢效世俗泛浮之狀，以自負良知。兄等愛我，諒能曲宥愚拙，不即以此見外乎。弟對粵事，終抱懷疑不安之態，孫先生督師，更不放心。如以此主張，由孫先生自動，以為將來改組軍府地步……(後佚)
在城舍擬就軍事意見書，郵呈總理暨諸同志。
附軍事意見書
(一)對時局之意見：平桂後先解決四川問題，對熊之用舍，當視其能否誠意歸附為斷。對於閩浙暫主懷柔，以為日後北伐之聲援，如欲使其即行明白表示響義態度，則聲勢固大，而弊端亦不可不防。(二)對於軍事準備之意見：四川非匯入我勢力範圍不可，故軍事準備，概以粵蜀相提並列。四川解決後，粵蜀二省除警備本省之軍隊不計外，三年內應各編四師六混成旅及湖南二師二混成旅，共練為十師與十四混成旅。(三)對於北方出師準備之意見：根本解決之計劃，當以西北為第一根據地，東北為假定目的地，以後作戰計劃，雖因時而定，但不可不以此為大綱。吾意對北作戰，以四川六旅先平西北，再由陝西出井陘之道，以其三師出湖北，上京漢鐵路。以廣東三師平定東南後，即由南京向津浦鐵路前進，以其餘六旅，由海道出秦皇島，而以湖南二師二旅為總預備隊，併為鎮攝西南內部之用。(四)對於處置四川之意見：四川問題未決之前，當派遣三混成旅，以助川人治川，大則可以平定西北，鎮攝西南；小亦可牽制川中北洋軍隊，解決川滇紛爭。而廣東之對東北東南二方面，仍照三年內練成四師六旅(除派遣四川之三旅外)計劃進行。如四川不能對湖北出兵，則以湖南二師二旅，另加粵軍若干，出湖北上京漢路，則西北問題，只可另謀進行。(五)軍費之預算：以三年內編成四師六混成旅計算軍費，每年約需二千五百萬元，加之兵工廠及軍事教育費等，共計當在三千萬元左右，而省內警備軍及海軍費尚不在內。但三年之後，對外發展可不須此負擔矣。(六)對於軍制之意見：粵軍除現在四師逐漸整頓外，凡新編各軍，皆以旅為單位，至於軍制，當參考勞農兵制，而適於中**隊性質者酌定之。(七)關於外交之意見：不宜以東北軍閥為目的敵，須視中國東北之作戰以為解決東方問題之導線，故我軍作戰計劃，不能不慎重出之。(八)對兵工廠之籌備：當購備每日製槍百杆、每月制炮四門之機件。(九)對於粵漢鐵路之建築：趕造粵漢鐵路，以二年為築成期間。
奉總理電催赴粵。即復之。
附孫中山電文
轉介石兄鑑：援桂剋日出師，請兄速來臂助，兄本允赴粵追隨，勿再遲延為幸。盼復。孫文。陽印。
蔣介石電文
今蒞粵五旬，未聞發一動員令，中是以有待。如果出師期定，當不俟召前來效力也。中正叩。侵。
復陳炯明刪電。
附蔣介石復陳炯明電
刪電奉悉。川中亂兆已見，戰端必啟，吳軍窺伺湘鄂，恐為吾國第一目的敵，然其患較遲，本軍戰略似宜先桂後川，再規長江，故援桂援川，動員時須相提並論，先授密令，不致戰局停頓，且吳軍較強，不宜輕視。師出長江，須先平蜀，得此則對鄂勢成犄角，戰局較穩。對人問題，當置緩談，實因川禍急於吳患，對川易於對鄂，不得不爾，如為根本解決計劃，則西北重於長江，而蜀為重心，尤不可不急圖之。所慮者，援桂未成之前，吳軍窺湘為難，故本軍動員以分四部為當，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餘為總預備隊。中正決於10日內以個人名義前來驅馳，至所事委任子蔭為宜，中正決不敢奉命，公知我者，請勿以此為推辭應有之虛文也。中正叩。馬。並上書縱論全域性戰略。書曰：刪電謹悉。中正決於2月2日搭中國號來粵，攻粵之計既定，以後關於全域性戰略，亦須確定，茲謹陳意見如左：蜀中訊息紛傳不一，唯其內訌必起，戰機之發近在眉睫，無論其勝負誰屬，終是西南之好音。吳軍窺伺湘鄂，其心未死，彼與吾軍聯絡，無論有否誠意，然終為吾國發展之障礙，故本軍將來之目的敵，當假定為吳軍也，唯蜀亂迫不及待，而吳患猶在醞釀之中，以時間論，則對蜀當先於對吳；以地勢論，則當先圖蜀而後可以統一長江。蓋得此則對鄂豫(京漢路)作戰，勢成犄角，較易為力，若為根本解決中國計，尤當以西北為根據，四川為西北與西南之重心，更不可不爭圖之。如謂對人問題，則只求其於事實有濟，以誠意與吾人之主張相接近，無論其為劉為熊，似無不可容納也。至於以勢而論，則吳軍強於川軍，對吳難而對川易，以兵力論，亦不可不有先後強弱及難易之別，由此言之，本軍戰略以平桂為第一期，平蜀為第二期，而以進取長江為第三期也。故此次動員令，對桂對蜀宜相提並論，不致於平桂之後，戰機再演停頓也。如先出長江之計，則當於平桂後臨時酌定，作為第二之考案也。唯中國情勢變幻莫測，橫於目前者，即有奉直衝突及宣統復辟二問題，又有直皖相聯及直派內訌二問題，前二問題與後二問題，皆二而一也，如前二問題發生，則吳軍無意於湘鄂，吾軍或可進而圖之，後二問題之發生，則對吾無甚利益也，總之對吳與出長江是同一問題。如吾軍之力不足以制吳，則以鄂當置為緩圖，蓋出長江以引起全國戰鬥，惹人疑忌，不如借先決西南內部問題為名，暫避其鋒，養足精力，以待時機也。未知公意以為何如。對桂作戰與向來戰略須稍變其方式，故本軍兵力當分為四部，以二部援桂，一部防湘，恐吾軍平桂未定之前，而吳軍已入湘窺粵也。然以現在北方近況及財政觀之，此時當不易辦到，唯不可不防耳。其餘一部乃作為總預備隊，甚恐平桂之軍濫兵多而精兵少，失一著而壞全域性也。總帥名義，中正以為非吾公自任不可，否則號令不行，進退不一，將何以持其後耶。中路軍指揮之職，中正自量材輇，謹謝不敏，務請另選賢能為宜。吾公知我甚深，想不以此為虛文也。
抵廣州。迭謁孫總理，晤陳總司令、許軍長、鄧師長，決定援桂作戰計劃，與第二軍前進及攻取地點，覘知各方意見未趨一致。省署會議，鏗避怨，炯明爭地，又使餘窘苦。
1月21日，蔣介石給陳炯明上書，縱論全域性戰略。後又經陳炯明來電催促，並在電報中要任蔣介石為援桂中路軍總指揮，他才於2月6日抵達廣州。可是在召開平定廣西作戰的軍事會議上，陳炯明與許崇智為各自部隊進攻地點而爭吵起來，鄧仲元又避不出席會議，這三位實力派人物意見不合，作為手中無一兵一卒的蔣介石，在其間無以置喙，感到地位異常窘迫，於是，2月14日又離開廣州經香港回奉化老家去了。
逕歸至香港，寫寄鄧鏗書。
附蔣介石復鄧鏗書
昨議作戰計劃，以兄不在座諸多未決，援桂之遲速，計劃之當否，是兄一人之事，始終不能辭其責也。弟以為今日之局面，正兄任勞任怨之時，而非避難之日。兄以為避怨可以全交，殊不知適足以害事；兄以為避嫌可以遠怨，殊不知適足以招怨，當言不言，應斷不斷，此習一長，小之足以障礙粵軍之進行，大之足以敗壞全域性之基礎，吾知上下同人皆將不能為兄恕也。吾輩天性質直，染俗未深，如能力矯世之所謂權術與手段者，則終有見諒於人之一日。弟此次來粵，拿定知無不言言無不忠之主意以對上對友，又拿定不生內部糾紛不失個人情義之主意以待己待人。而兄之地位與弟不同，雖亦不可不以此為心，唯尤當不顧私交，不避私怨，開誠佈公，遇事立決，而以顧全全域性、調劑內部為今日唯一之責任也。粵軍今日處於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積極進行以謀發展，則三二月之後，大勢一變，必悔今日準備之不早、遷延之誤事也。蓋目前粵軍唯一之方針，乃在從速援桂，向外發展，則內部之團結則可堅強，廣東之根據地即可鞏固。激進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遲緩一日，即增一日之損失，如果能迅速出發，雖擲數十百萬金之餉彈，亦不足惜，奈何不計其大而務其細，不謀其遠而圖其近也。吾只知於大處、遠處幫競公、吾只知以直接幫汝兄者，即所以間接幫競公，亦即所以幫吾兄。吾又只知粵軍區域性之不安全，即為全部之不安全，如不為區域性謀安全，即不為粵軍全部謀安全也。吾以為千百瑣微之務幫競公，不如以一二重大之事幫競公也。今日援桂，將來之靖國，謀粵軍之展拓，策全軍之安全，即重大問題也。至於區域性之得失，錙銖之出入，是非兄今日之所急耳。吾甚恐兄終以保守為主義，則彼此界限太明，前途無進取之望耳。以兄今日之政策，非特妨礙孫先生之前途，亦所以限制競公之事業，豈可不猛然改變乎?今日之言，兄必以為責兄太苛，或以弟為偏護汝兄而發，然弟對二兄之感情與關係不相上下，以私交言，則對兄或有過之無不及者，而汝兄之辦事無緒 ，重內輕外，弟所素不滿意。如為我個人計，固絕無有所希望汝為者，故弟為此言，毫無左袒之見，亦無自私之心。若二兄易地而處，則弟對汝兄亦不能無言矣。處此患難時期，所可共事者屈指能有幾人，兄與弟更非泛泛之交可比，又豈忍隱默無言，自昧天良，故不得不為兄罄情一吐。是非美惡，信從與否，固非弟所計及也。援桂之計既定，準備之緩急，事實之能行與否，此責不在他人，而在吾兄之主張何如。弟此來面面受屈，處處見怪，徒傷固有之感情，而無益於事實，自悔來之太早行之太莽，如動員下令而後來粵，則當此難題者固不在我而在兄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