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洽(儀)主持臺灣政事，不自知其短闕，而惟虛矯粉飾是尚，肇此劇變，猶不引咎自責，可為以嘆息痛恨也。
被日寇侵佔五十年之久的我國領土臺灣，在國民黨接管之後，其處境與大陸的國統區同樣，成為美國的軍事基地與美貨的傾銷市場。臺灣省百分之九十的企業和百分之七十三以上的土地以及其他財產被國民黨集團所劫收。由於國民黨發動內戰，貪汙腐化成風，致使臺灣通貨膨脹，物價暴漲，八萬多工人失業，三百萬農民陷於絕境，廣大市民破產。1946年間，臺灣也出現了“搶米”風潮和反對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抗暴”鬥爭。1947年2月28日，臺北市民遊行示威，抗議國民黨的專賣局武裝緝私員毆打女煙販林江邁，並開槍擊斃一名抱不平的群眾陳文溪的暴行。國民黨軍警又向遊行請願的民眾開槍，當場死三人、傷三人。激起了全省人民的憤怒，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二?二八”武裝起義，幾天之內控制了臺灣大部分地區。3月2日，蔣介石電令駐江蘇的二十一軍全部開臺；限8日前到達，鎮壓“臺灣亂民暴動”。3月8日起，國民黨軍在全省進行大逮捕、大屠殺，群眾被殺達三萬餘人，3月13日起義失敗。3月16日，蔣介石說：這是臺灣行政長官陳儀“主持臺灣政事，不自知其短闕，而惟虛驕粉飾是尚”云云。蔣介石還給陳儀發去一封電令，全文是：“臺灣，陳長官：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罪。中正。”蔣介石這是殺完人裝作慈厚，並將逼人民造反的責任推卸給旁人。
奸黨之老巢延安，固世界之所視為赤都者，而竟於其謀叛20週年(指1927年3月中山艦事件)之前夕，為我胡宗南部克服，亦云幸矣!
1947年3月13日，蔣介石派飛機轟炸延安。14日，由胡宗南親自指揮七個師約15萬人的兵力，向陝北解放區大舉進犯。15日，蔣介石在國民黨三中全會上狂妄地說：“要作戰到底!”3月19日晨，胡宗南部進佔延安城。
蔣介石當天就接到胡宗南的報捷電報，電文是：“我軍經七晝夜的激戰，第一旅終於19日晨佔領，是役俘虜敵五萬餘，繳獲武器彈藥無數，正在清查中”。3月20日晨，蔣介石回電嘉獎：“宗南老弟：將士用命，一舉而攻克延安，功在黨國，雪我十八年來積憤，殊堪嘉尚，希即傳諭嘉獎，並將此役出力官兵報核、以憑講敘。戡亂救國大業仍極艱鉅，望弟勉旃。中正。”南京與西安等地的商店和居民接到命令，3月19日的當天晚上一律要懸掛國旗、燃放鞭炮，慶祝“陝北大捷”。美、蔣報刊，大事宣傳，中外記者紛紛要求戰地採訪。
這可急壞了胡宗南。因為延安是**中央主動撤出的。“經七晝夜激戰”之說，純屬“天方夜譚”。胡宗南大軍攻佔的延安本是一座空城，哪裡去找“五萬共軍的俘虜”和繳獲的無數武器彈藥給記者們參觀。急中生智，在延安周圍設戰俘營十座，抓來五百名村民，再從**中挑選出一千五百“伶俐”士兵，加以排練。十座戰俘營全由這二千名“戰俘”來扮演戰俘。這些“戰俘”剛在第一個戰俘營給記者參觀完，又馬上趕運到下一個戰俘營去，圍著記者團忙得團團轉。儘量蒐集一些三八式和漢陽造的步槍送到“戰績陳列室”，但數量太少，只好把警備延安的部隊的武器也送進陳列室，白天送去，晚上還要取回來，因為要防備“八路”夜襲。但弄虛作假之事，總不免露出馬腳。當記者提問：“這些新式輕重機槍、中正式步槍共軍由哪裡得來的？”；“咦？在昨天那個戰俘營我不是見過你嗎？”排練時沒設計回答這樣問題的臺詞，但對扮演戰俘和充當解說參謀的人，都事先規定了應急措施：“當你無法回答時，要挺起胸脯，規規矩矩的立正，一言不發。”
蔣介石“光復中國赤都”延安之後，**與周恩來並沒有離開陝北，正指揮解放軍以“蘑菇戰術”即同敵人周旋，使其精疲力竭後，集中優勢兵力殲滅之，在陝北一個旅一個旅的消滅著國民黨軍隊的精銳。
至於山東方面，國民黨軍於2月間自江蘇北上採取“**”、“南北對進”撲向魯中地區，依照蔣介石的“硬核桃”和“爛葡萄”的戰術，迫使解放軍劉伯承部西退，陳毅部向北後退到沂蒙山區，國民黨軍又佔領到泰安。
蔣介石以為這樣一來，可以萬無一失，必將取得更大勝利。
勝利帶來喜慶。
3月29日，為“實施憲政”(實際上是要求人們承認國民黨**的合法)，南京召開了第一屆國民大會，十分順利地選舉蔣為總統，幾經周折地選出李宗仁為副總統，李當選為副總統，是凶是吉？白崇禧有一段回憶：“中央雖予于右任、程潛、李宗仁等為競選機會，但認為在黨團支援下，孫科定可當選。不料天下事意外者多，結果卻是李宗仁登上副總統寶座。推李雖告勝利，非但於黨國不利，於其個人亦無好處，而於其有關者或支持者，更系一大損失，此為始料所不及者。”白與李友好共事20餘年，最後在臺灣又坐了10餘年“冷板凳”，寫來甚是辛酸。
國民政府從此又稱為“中華民國政府”。
蔣介石自從得了延安、雪了“積憤”、當了總統以後，從此，在他的軍政生涯中，再也見不到或聽不到什麼更好的訊息了。
須知得不到多數人擁護的總統是當不穩當不長也當不得的，袁世凱、曹錕等人所走過的道路便是前車之鑑。“居安思危”，此時蔣也是有些預感的。於是在5月10日的日記中，他寫這番話。
果然，5月中旬便發生了“孟良崮戰役”。是役也，解放軍陳毅、粟裕的華東部隊，在魯中沂蒙山吃掉了**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陣亡。
7月18日，國府又公佈“動員戡亂”“綱要”。
國務會議透過總動員令，實為對**重大之打擊，不僅軍心一振，而民心亦得一致矣。
7月4日，國民政府委員會第六次國務會議通過了蔣介石交議的《厲行全國總動員，以戡平**叛亂，掃除民主障礙，如期實施憲政，貫徹和平建國方針案》，次日，頒佈了“總動員令”。蔣介石在這個方案中詭稱：“決心戡亂，實出萬不得已”，誣稱**“大量擴充其叛國武力”，“欲以武力顛覆國家，已極彰著”，使“政府和平建國之國策，已非以政治方式所能求得解決”。從而把挑起內戰的罪名強加於**頭上，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捍衛者，藉以欺世惑眾。但它卻不得不承認其軍事上所遭到的失敗。7月19日，南京國民政府又頒佈了《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共18條。這個《綱要》的目的之一就是更瘋狂地搜刮人力、物力、財力，為其發動的內戰服務；以“戡亂”為名，使其殘酷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鬥爭“合法”化。《綱要》第3條規定：“戡亂所需之兵役、工役及其他有關人力，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徵僱及妨礙徵僱等行為，均應依法懲處”。第4條規定：“戡亂所需之軍糧、被服、藥品、油煤、鋼鐵、運輸、通訊器材及其他軍用物資，均應積極動員，凡規避徵購徵用，妨礙徵購徵用及囤積居奇等行為，均依法懲處”。第5條規定：“凡怠工、罷工、停業關廠及其他妨礙生產及社會秩序之行為，均應依法懲處”。總之，對於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遊行、居住、通訊等各項自由和權利，都隨時可以妨礙“戡亂”之罪名“依法懲處”。
不知蔣氏之軍心如何“一振”，其民心又怎樣“一致”？天曉得。
據報：“東北日僑俘在匪軍工作者，有技術官兵5萬人。匪黨雖對日人待遇力圖改善 ，然大多數日人均厭惡**所為，切盼早日歸國。”
6月28日，國民政府最高法院檢察署下令通緝**。當時，最高法院檢察長鄭烈發表談話如下：
“**意圖顛覆政府，其為內亂犯，早為世人共知；近更勾結韓共，利用日俘軍，來戕祖國。於法不容擱置不理。”
這真是“立見功效”，7月4日國民政府國務會議透過《厲行全國總動員戡平**叛亂方案》，18日，復公佈《動員戡亂完成憲政實施綱要》，8月初便“戡”了一個**的首領，這可能是“擒賊先擒王”罷，其罪名嚇死人，其不知，“欲加其罪，何患無辭”，為達以武力平定“內亂”之目的，只得採取傾注國家全力之措施了，如此厲害!看誰敢不聽我的？!
全國各戰場皆陷於劣勢被動之危境，尤以榆林(陝西)、運城(山西)被圍日久，無兵增援；十二日，石家莊陷落之後，北方之民心士氣尤完全動搖；加之，陳毅股匪威脅徐州(江蘇)，拆毀黃口(江蘇)至內黃(河南)鐵路，而後進逼徐、宿(安徽)；陳賡股匪竄擾豫西、南陽、安陽震動；江南各省幾乎遍呈風聲鶴唳之象；兩廣、湘、豫、浙、閩伏匪蠢動，李濟深、馮玉祥且與之遙遙相應，公然宣告叛國，此誠存亡危急之秋也。
劉鄧大軍於1947年8月11日跨過隴海線後，經過激戰再次衝過黃泛區、潁河、沙河、湛河、汝河，淮河等一道道防線，於8月27日，到達大別山，開闢新解放區。至9月底，殲各縣國民黨保安團隊和正規軍一部，共八千八百餘人。10月9日至27日，殲敵二萬二千六百餘人。建立了金家寨、潛山、太湖、朱屋廟、望江、宿松、黃梅、廣濟、浠水等三十二個民主縣政權，於武漢至南京之間，給蔣氏插進一把鋼刀。把陝北和山東蔣軍，中間攔腰砍斷。
劉伯承比喻山東為蔣軍之頭，陝北為蔣軍之足，而劉、鄧大軍進據中原後，則把敵人攔腰砍斷。***則比喻山東和陝北為啞鈴的兩個鐵錘，中原地區為鈴把，此舉正好把鈴把砍斷，使敵首尾不能相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