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其在各地觀察及所得之報告認為：中國行將絕望。其悲觀心理一至如此，此乃受其黨反動宣傳之影響；而我軍事之失敗，更是增加其失望也。
困處逆境已有半年，而以本月為最甚，不知尚有不測之患乎？推其主要原因，實由於羅斯福總統被親共分子所包圍，以致其態度突變；因之，我國政治、社會心理動盪，繼之以軍事節節失利，遂致陷今日窮蹙之境也。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時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是承認中國人民的武裝力量及其領導者**，主張和這股力量合作，去抗擊日寇，史迪威是持這種意見的最突出的代表人物；另一種是隻承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支援中國的反動勢力。而羅斯福則清楚地看到，在中國，真正堅持抗日的是中國**；蔣介石不但“不打日本人”，反而“把他大部分最精銳的軍隊駐紮在西北――紅色中國的邊境上”。事實儘管如此，但羅斯福還是表示：美國在中國“不得不依靠”蔣介石。（小羅斯福：《羅斯福見聞祕錄》v2，第146―154頁。他在1943年11月的開羅會議期間，曾經說過上述的那番話。）
然而，1944年3、4月間中國戰場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正面戰場戰局不利，政局危機，中國**領導的人民軍隊打退了蔣介石的第三次“****”後，開始實行區域性反攻，八路軍、新四軍及解放區有了迅速發展。
這一切，使羅斯福震驚和失望，當時美軍在緬作戰正處於艱苦階段，他擔心國共兩黨勢力的消長，會打亂美國的軍事部署。為此，羅斯福一方面授意蔣介石與**談判，並於6月派副總統華萊士，以“調諧國共關係”為名來中國活動，對蔣介石施加壓力，對**問題尋求“和平解決”，緩和廣大人民的不滿情緒，加強抵禦日本的軍事能力；另一方面，企圖透過談判方式誘使中國**把軍隊交給國民黨。
羅斯福的用心可謂良苦，對蔣介石的支援也可謂專注。但蔣反卻誤解了他，認為“其態度突變”，是“被親共分子所包圍”。
蔣介石所說的“親共分子”當然是指史迪威。
然而，他判斷錯了，羅斯福是何等樣人，豈能為他人左右？!若說羅斯福聽了史迪威的話，也只能使他更全面地瞭解了中國的兩種命運、兩個前途激烈鬥爭的現實。使羅斯福的對華大政方針，還是由他本人來拿，他不過是出於維護其美國切身利益，對政策做了調整。
蔣介石與華萊士6月21日至24日圍繞**問題作了四次長談。
華萊士首先表示美國、蘇聯對中國的看法：
“美國駐莫斯科大使聽斯大林說起：蘇聯對國民黨政府不滿，希望國民政府容納**力量共同抗戰。斯大林並明言，中國**無理論之立場，並非真正**者，且與蘇聯無甚關係。斯大林表示：希望美國介入中、蘇關係之改善，但此僅為從中疏解，而並非希望其居仲裁地位。
“美國不輕易放棄對蘇聯的關係。但美國已向蘇聯表明：美中關係為美國遠東政策的基石，決心承認蔣委員長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為唯一政府，援助到底。
“關於**問題，羅斯福總統絕無偏袒之意；如果國民政府同意，彼當不惜一試，以公正態度進行國共之調解。”
對於華萊士的這番話，蔣氏依然譏為是“受**反宣傳之影響”，於是，他乘機說起**的壞話。他說：
國民政府原望與**合作，但**不願如此，到處非法亂行，反而宣傳‘中央歧視**’；且到處襲擊政府軍，而喧嚷‘被中央軍攻擊’；不聽中央命令，為所欲為，卻叫囂‘中央不民主’。
**的陰謀目的，有下列四點：
一、乘抗戰未勝之前奪取政權。
二、抗戰失敗，就是**成功。
三、破壞國民政府信用，使中國孤立，以達其俄國獨佔之目的。
四、使美國政府與輿論壓迫國民政府滿足**要求。”
這真是顛倒黑白、賊喊捉賊的故伎重演。在他向華萊士說明國民政府對**方針時，露出了“趕盡殺絕”的真面目：
一、**軍隊接受政府指揮，歸政府統轄，不準另有其他名目之軍隊。
二、陝北區域，不得擅設違背中央之別種制度，應於其區域內之商民營業、教士傳教不加阻礙。
只要實行以上二項，則中央保障**之地位，保障其受編之軍隊與其他軍隊同樣待遇，而且還可同其他軍隊派遣美**官為之訓練。
三、只要**無獨立之軍隊，無割據之區域，此等軍隊與區域歸還**以後，則中央可提前實行憲政，不必待至戰後一年之內。”
這些話毋須詮解，華萊士聽得很明白，但他還是要求國民政府進行一些政治改革，勸其接受調解與**合作，以加強對日作戰。
蔣介石找出種種藉口拒絕接受，但在華萊士的堅持下，他勉強同意美國出面進行國共之間調解，但他卻向美國特別強調如下要求：
一、中國人民之心理，視**為國際化之第五縱隊，而非真正本國之軍民。
二、**無信義，唯欺人以達其目的。羅斯福總統在調解方面，應充分考慮其所帶來之利害。
三、我政府必委曲求全，對**達成政治解決之方針。
四、甚願美國不為**之宣傳所迷惑，借美國輿論及政府力量，以壓迫我政府對**遷就或屈服之陰謀。
五、對中俄關系，甚願美國從中斡旋，如能促成中、俄，或中、俄、美會議，自所希望。”
對華萊士提出的美**事觀察組訪問**地區一節，蔣介石也勉強表示同意，不過，他又相應地提出一個條件，要求美國召回史迪威將軍。
美國副總統華萊士在中國兩週的訪問時間裡，真正體會到“耳聽為虛，眼見為實”的真正涵義，對蔣氏有了進一步瞭解，他的印象是：他把國民黨比作俄國被布林什維克推翻的亞歷山大、克倫斯基，認為蔣介石集團“差不多寧願敗在日軍手裡，而無論如何不願眼看著中國的舊制度垮臺。”
華萊士經過思考後，從昆明向羅斯福發了如下電報：
“蔣充其量只是一個短期可以依靠的人物。人們不相信他具有治理戰後中國的智慧或政治力量。戰後中國的領導人將在演變中或者革命中湧現，而現在看來更可能的是在後一種情況中湧現。”華萊士雖然對國民黨及蔣介石作了長篇大論的批評，但最後的結論卻是：“除支援蔣介石以外，好像也沒有別的辦法。現今中國的任何領導人或集團顯然都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接管這個政府”，美國能夠做到的只有設法“影響”蔣介石。
華萊士的結論，來自蔣氏的“自畫像”，並非美國“親”了“共”。
至於，國民黨軍隊在日寇進攻中的“節節失利”也都算到“親共分子”所造成的“政治、社會心理動盪”上來，也未勉過於牽強。說到底，不過是自己在中國的一種“遁詞”罷了。
本日為七七抗戰7週年紀念，美羅斯福總統雖仍來電祝賀，不料其又突來一電，即以中國戰局危急，欲派史迪威在我直屬之下指揮中國全部軍隊，並以一切租借物資置於史支配之，言明**員軍隊仍在其內；是其必欲干涉中國之心，昭然若揭矣!餘於此不外拒絕、接受與緩和之三種方針，以為應付之道；後來決心以緩和處之。
局勢至此，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今日之事，唯有奮鬥圖強方能挽救也。
這“突來一電”是指7月6日，羅斯福採納了史迪威建議，給他發來的口氣強硬的電報，電報中說：
“我決定給史迪威晉升為上將軍銜，並希望你趕緊考慮把史迪威從緬甸召到中國，使他在你的直接指揮下統帥所有中**隊和美國部隊，包括共產軍在內，讓他全面負責，有權協調和指揮作戰行動，阻止日軍的進攻浪潮。我認為中國的情況非常嚴重，如果不立即採取果斷而適當的措施，我們的共同事業就會遭到嚴重的挫折。”
是的，“中國的情況”的確“非常嚴重”!自日本天皇於1944年3月發動“一號作戰”(豫湘桂戰役)以來，蔣的軍隊連連潰敗，日軍6月下旬，乘勝南下進攻中國空軍基地，交通樞紐中心、戰略要地――衡陽。衡陽已是“大火熊熊，萬丈紅光，全城化為火海，尤以房屋坍塌與生靈塗炭，極盡人間慘狀”蔡汝霖：《衡陽保衛戰》，見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守軍傷亡慘重。進而，日軍迅速侵佔了河南、湖北和湖南大部，打通了北京至長沙的鐵路線。
蔣軍的這種大潰敗，給羅斯福造成很壞的印象，他認識到中**隊必須改組，蔣本人指揮無方，於是毫不客氣地在“來電祝賀”“七七抗戰7週年紀念”同時“又突來一電”。
儘管如此，向一個主權國家指手畫腳，並強硬地索取對全**隊的指揮權，這在通常國際關係中是難以想象的事情。
但是，在此敗北之際，急需美援之時，蔣介石不好硬頂羅斯福，而採取了“應付之道”：先是表示願意接受羅斯福的建議；接著婉轉地說明要有個“準備階段”，否則將他的軍隊交出去，史迪威也指揮不好；最好，他向羅斯福要求派一名美國聯絡員，由聯絡員來“全權調整我和史迪威將軍之間的關係。”
羅斯福同意了，於是派赫爾利來華。當然這是後話。
對這封不客氣的來電，蔣氏大受刺激，感慨良多，他認識到“若不自立自強，國家民族亡無日矣!”他下決心要“奮鬥圖強”，然而，眼下，他還無法做到“自立自強”，因美援還在召喚著他，他也只能忍氣吞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