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如常，無變化，唯**作祟為可恨耳!
在此期間，日軍正忙於導演建立汪偽政權，因此暫時停止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與此同時，解放區軍民遵照**提出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衛原則，給予國民黨的軍事進攻以堅決有力的回擊，蔣介石處心積慮策劃的第一次“****”，被粉碎了。
蔣介石非但不悔，反而更加耿耿於懷，妄圖置**於死地，實為“欺人太甚”!
倭寇一面成立汪逆偽中央政治會，宣言卅日成立偽組織；而一面又派陌不相識之陳治平者來求和議，以試探我方。其愚真不可及。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衛為獲得“臨時政府”(北平)王克敏和“維新政府”(南京)梁鴻志的合作，三方於青島舉行會議。汪精衛方面代表有汪精衛、周佛海、褚民誼、梅思平、林柏生、劉鬱芬；臨時政府方面代表有王克敏、劉燮元、王揖唐；維新政府方面有梁鴻志、溫宗堯、陳群、任援道。日本方面有影佐禎昭、犬養健、谷獲那華雄、清水董三等。會議完全按日方安排進行的。
會議首先通過了廢除“臨時政府”，變更為“華北政務委員會”，在“中央政府”之下實行“自治”，廢除“維新政府”，兩個地方政府均納入汪精衛所組織的偽中央政府的議案。接著通過了由日本“梅機關”擬定的《關於建立中央政府大綱》、《國民政府政綱》、《華北政務委員會組織條例》、《華北政務委員會祕密諒解事項》、《中央政治會議組織綱要》、《中央政治委員會組織條例》、《國民政府機構預定一覽表》等。還通過了政府名稱、國旗、首都和成立日期等等。
3月22日，在南京召開的偽中央政治會議上，通過了汪精衛的提案--偽政府的名稱為“國民政府”，並決定於3月26日舉行“還都典禮”。偽政府主席，盜用在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的名義，由汪精衛就任“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長”。
3月23日，汪精衛在南京發表廣播講話，聲稱自己是“正統政府”並恬不知恥地造謠惑眾：
“關於國民政府的組織，我們商量了很久很久。我們現在盼望在重慶的林(森)主席早一點回到南京來，在他沒有回來之前，我們照著中央政治會議的決議努力去做。”
針對這個廣播，林森主席發表嚴正宣告，駁斥汪精衛政權，號召國民不要受汪的欺騙。
3月30日，汪精衛於南京舉行“還都典禮”，成立偽中央政府。
當日重慶國民政府外交部向各國駐華使節提出照會：
“日本所捏造的南京偽組織完全無效。”
同時，重慶國民政府明令通緝參加汪精衛政權的陳公博、溫宗堯、梁鴻志等77人。
3月30日，美國國務卿赫爾發表宣告：
“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美國絕不承認南京偽政權。”
汪精衛集團的投降賣國活動，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延安地區的廣大軍民舉行集會、憤怒聲討汪精衛的罪惡活動。全國各地紛紛集會，發宣言、通電。在華僑界也掀起了討汪浪潮，他們接連向國民政府致電：
“汪逆叛黨禍國，添顏事敵，罪大惡極類於秦檜，偽組織下之群醜，沐猴而冠，認賊作父，喪盡天良，辱盡華裔，乃抗戰當前之大敵，慶父不除，魯難未已，務懇早張撻伐之師，盡除奸憝，速明順逆之分，以正視聽。”國民政府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
“……”
汪精衛偽中央政府成立日期比他3月22日在偽中央政治會議上宣佈的預定日期延期了4天，何至於此呢？
據說，這是由於日本與重慶方面在香港進行著所謂“桐工作”，日方對其有所期待，所以“還都典禮”延期舉行。
所謂“桐工作”，在中國方面沒有證實的記載。日本資料記載：據今井武夫所著《中國事變回憶》一書，對“桐工作”，有很詳細的敘述；臺灣出版物裡也有以此為“事實”的著述，並釋為出於“軍統”的謀略云云。
據今井武夫著書及其他著述，“桐工作”大體經過如下：
1939年12月下旬，有一個自稱宋子良的人在香港與日本駐香港武官鈴木卓爾中佐會面。宋子良向其透露：“我是宋美齡的弟弟，與重慶有密切聯絡，準備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日方將信將疑，於是想派諜報人員前往重慶和國民政府直接接觸。
蔣介石所說“派陌不相識之陳治平者來求和議”恐怕即是由“桐工作”引起的。國民政府當然不能理會這樣的接觸，因此所謂“桐工作”自行結束。
由此可見，日寇還是把誘逼蔣介石投降作為最大希望。
**幸災樂禍，暗示敵軍南攻**之意甚明。
1940年春，日寇華北方面軍開始執行1940年度“肅正建設計劃”，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進行春、夏“掃蕩”。
3月初，日軍為維護平漢、平綏鐵路交通，調集獨立混成第2、15旅團和偽軍一部，共計9000餘人，對平西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但所到之處，均受到抗日軍民的沉重打擊。3月15日抗日軍民殲敵300餘人，3月下旬殲敵800餘人，擊落敵機一架。
3月17日，日軍第110師團等部從高陽、蠡縣、安平等地出動6000餘人，企圖尋殲冀中我軍主力。八路軍採取分散游擊戰，廣泛襲擊敵人，使敵“掃蕩”連連撲空，不得不於3月30日撤退。
4月13日，大清河以北地區之敵 3000 餘人進犯固安、新城、永清地區，企圖合擊八路軍第10軍分割槽主力，又撲空。而後又北進“掃蕩”涿縣東部地區，遭到第10軍分割槽部隊襲擊，死傷100餘人，於是南竄逃入國民黨軍防區。
敗軍向南逃竄，怎能說是“暗示敵軍南攻**”？實乃妄說。
國共合作之際，理應協同作戰。日軍向抗日根據地“掃蕩”，國民黨按兵不動，隔岸觀火。請問，誰在“幸災樂禍”？
晉北公路為敵軍把持，如不能設法擊破，則晉冀兩省無法聯絡。**在敵側背坐視不顧，且時來阻擾，斯誠漢奸之不若矣!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展開後，日軍急欲迫使中國屈服，迅速結束中日戰爭，以便準備力量，伺機南進和北進。
日軍中國派遣軍在政治上加緊對國民黨蔣介石誘降，積極扶植漢奸頭目汪精衛成立偽中央政府。在軍事上，繼續切斷國際援華補給線。同時，為進一步鞏固其佔領區，對華北、華中各抗日根據地進行了連續的大“掃蕩”。
日寇的華北方面軍認為，在華北佔領區內的重慶系統軍隊，由於日軍的討伐及其後方補給的缺乏，勢力不斷縮小，而共軍勢力不斷擴大，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均已成為抗日之主力。因此，“佔領區內治安肅清的主要物件，自然是**勢力。方面軍對**的活動予以深切的注意。”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16頁。“如不及早採取對策，華北將成為**天下。”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3頁。據此，華北方面軍制定了1940年度肅清建設的基本方針，提出：儘快把華北建成特別鞏固的地區，用以示範和指導其他佔領區。“應以‘治安第一’為各項施策的基礎，將各項工作有機地統一於剿滅共軍的前提之下，繼續實行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積極進行討伐”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4頁。，另外，凡對生產發展有用的鐵路、公路、礦山等要極力控制起來。
日寇華北方面軍特別強調“討伐重點在於剿滅共軍”日本防衛廳戰史室：《華北治安戰》(上)，天津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227頁。。並計劃分兩期進行：第一期由1940年4月至9月，第二期由9月到年底。隨即按照上述方針確定了“討伐”重點地區和兵力部署，各部隊開始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掃蕩”。
正當八路軍開展粉碎日軍對華北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大規模“掃蕩”之際，國民黨頑固派發動了“****”，向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太行山南部和冀南等地八路軍發起了大規模的軍事進攻。
由此可見，八路軍正處於“腹背受敵”之中，一方面要對敵作戰，一方面還要反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進攻。那“坐視不顧，且時來阻擾”抗戰者的到底是誰，不是很清楚嗎？!
至於蔣介石日記所提之細節，不足為憑，事實是這樣：
5月，日軍在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周圍部署了獨立混成第3、9、16旅團和第26師團一部共2?5萬餘人，搶佔公路，增設據點，運輸物資，派出特工人員打入抗日根據地偵察。第120師針對日軍動向，對部隊進行了戰鬥動員，補充了作戰物資，勘察了地形道路，制定了作戰方案，並幫助群眾進行堅壁清野，決心粉碎日寇的大“掃蕩”。(按：蔣介石日記所抓的僅是這時未當即出擊的動向，這就叫“抓住一點，不計其餘”，然而這“一點”也抓錯了!)
5月底，日軍開始兵力調動。針對敵人先佔要地並搶佔黃河各渡口、切斷晉西北八路軍通往陝甘寧邊區道路的企圖，第120師作了具體部署，除打擊向根據地縣城來犯之敵外，在各被敵控制的公路沿線開展遊擊，襲擾敵後方，切斷敵交通，配合反“掃蕩”。6月，各路出擊，連連獲勝，到7月6日，敵軍全部撤退，反“掃蕩”作戰勝利結束。
這次反“掃蕩”，歷時月餘，八路軍共作戰250餘次，殲滅日偽軍4500餘人，繳槍300餘枝(挺)，收復了晉西北的興縣、臨縣、方山、保德、河曲等縣城。東起平綏鐵路大同至集寧段和同蒲鐵路大同至平遙段，西至黃河，南迄汾(陽)離(石)公路，北至大清山的廣大地區，均在我抗日軍民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