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的猜忌心太重！
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耗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兩相比較，當以前者為重。此時，各區應發動游擊戰，使敵於佔領各地疲於奔命也。
在蔣介石51歲誕辰那篇日記上，他下定“死中求生，與敵作一決戰”的決心，主要是出於對九國公約的幻想。所以，當下達撤退命令的第二天(11月1日)，蔣介石突然召開師長以上將領參加的緊急會議。他在會上講了40分鐘的話，首先對前線官兵的英勇作戰給予表揚和鼓勵。緊接著就說：“九國公約會議將於11月3日在比利時首都開會，這次會議對國家的命運關係甚大。我要求你們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戰場再堅持一個時期，至少兩個星期，以便在國際上獲得有利的同情和支援。”同時他又說：“上海是政府的一個很重要的經濟基地，如果過早放棄，也會使政府的財政和物資受到很大的影響。”看來“決戰”決心已定。
日軍方面的反應如何呢？他們一邊猛打，一邊又於11月2日向蔣介石提出要與中國和談。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來見蔣介石和財政部長孔祥熙，轉達日本的7項和談條件，其內容是：
一、承認偽滿、內**立；
二、擴大“何梅協定”，劃華北為不駐兵區域；
三、擴大“淞滬協定”，設非武裝區域，上海由國際共管；
四、中、日共同防共；
五、中、日經濟合作，減低日貨進口關稅；
六、根絕反日運動；
七、尊重外國人在華權利。
蔣介石見此喪權辱國的停戰條件，予以拒絕。表示欲和談，必須恢復戰前狀態，否則國民政府會被輿論浪潮淹沒，因而蔣介石仍然決心抗戰到底。
與此同時，11月5日，日軍3個師團在80艘軍艦的配合下，在杭州灣的金山衛登陸。登陸後，日軍兵分兩路對上海進行側面迂迴，企圖對我軍實行圍殲。這樣，堅守上海之命難以執行，於是全軍被迫倉皇撤退，再加上事先毫無計劃，造成幾十萬軍隊同在一條公路上，擁擠不堪。後有日寇機械化部隊的追擊，上有敵機的轟炸與掃射，後撤的部隊只好儘量疏散，結果更加混亂。部隊撤到指定的吳福線和錫澄線國防工事時，由於陣地沒有留守部隊和嚮導人員，不能啟用，在追兵迫近情況下只好白白放棄。這樣，阻擋日軍的最後一道防線，便輕而易舉地為敵所破。上海即將陷於敵手，日軍兵臨南京城下。
上海戰役結束，雖說中**隊向後方撤退，但卻已使日寇“三個月滅亡中國”的迷夢遭到徹底粉碎，從此使它長期陷入泥潭中不得自拔。
蔣的這頁日記是“逼”出來的!事後九國會議上對日本侵略者並沒給予任何制裁，無疑對蔣是一嚴重打擊，他的幻想破滅了。正像蔣介石顧問端納總結的那樣：
“中國方面，則因為對條約與國際法的信念，與對國聯勢力及美國等信譽之依賴過深，卒為重大的犧牲。”
從此日起，堅定了蔣介石的持久抗戰的決心。
蘇州河南岸，以兵力用盡，不能不令撤退，但並非為金山衛登陸之敵所牽動。唯藉此戰略關係，使敵知我非為力竭而退，不敢前進，此乃於將來之戰局有利。
此日記是對11月7日日記的補敘。亦是對他收回撤退成命而在強敵之下不得執行的自圓其說。
當然，他有“於將來之戰局有利”的長遠打算，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在他寫下這頁日記的當天(11月8日)，山西太原陷落。在山西戰役中，集團軍總司令李家鈺、軍長郝夢齡、師長劉家騏先後殉國。至此，戰火漫無邊際地擴充套件開來。
這一段暴露出他缺乏預籌戰略上第二線防禦之計劃。如有此計劃，此間之體面問題根本不應考慮，撤退已毋庸躊躇。
此日記源於他自己的所謂積極想法，蔣介石經常在失意時安慰自己，有時不免在日記中自圓其說。此時他希望對方將他的先退都看作側翼行動之後果，而並非正面實力不支。其實此間區別，亦甚難矇騙熟練之軍事家。倒是今日吾輩看來，更可窺見當時主帥蔣介石未及考慮情況尚在彼掌握時自動後移進入第二線陣地，利用有利地形及生力軍抵抗，而必等至山窮水盡時被迫後撤。
抗戰最後地區與基本戰線，將在粵漢、平漢兩鐵路以西。
到了這個時候，蔣介石只好謀持久抗戰之良策，作出全域性的戰略部署。
蔣介石的持久抗戰戰略構想留下的最有力的資料是蔣的次子蔣緯國對日本作家古屋奎二就此問題所做的分析：
“當時料想到日本在作戰方面所能給予中國的最大危害，是沿平漢鐵路南下，首先迅即攻佔武漢，對長沙、醴陵一帶形成威脅。於是日軍在控制了中央地區之後，如果對留在東邊的中國主力部隊加以壓迫，則中**便只有背海決戰；同時，在中國東南地區最具戰略價值的人力和物資就要落入日軍的掌握，而使中**處於決定性的劣勢地位。
父親(蔣介石)為了避開這樣的危險趨向，所以採取能夠相機立於有利態勢的持久戰略。”
這個持久戰略構想的要點如下：
以中**一部對華北之敵持久，確保山西；相機集中主力於華東，對上海之敵取攻勢，以迫誘日軍轉變其作戰線路為沿長江由東向西。中**基本此一構想，先調集有力部隊在察、綏、晉方面，向將會由華北南下的日軍右側發動攻勢，並確保山西，以牽制或遲滯日軍南下；繼而藉“八一三”事件集中精銳部隊於華東方面，主動向淞滬之敵猛攻，迫誘日軍大本營自東北基地、日本本土以及華北原主作戰方面相繼增援淞滬，其侵華之作戰線遂形成沿長江自東向西。
“此一戰略指導，獲得了下列戰略效果：
第一，日軍僅能壓迫中國沿通往大後方之補給線撤退，無法迫其決戰，因而日軍‘速決戰略’被否定。
第二，使中**不僅能確保其補給線之安全，且獲得充裕時間，將東南地區之人力與物力遷移於大後方，從事整備建設，因而為後來的轉移攻勢奠定基礎。
第三，使日軍補給線延長，且無法發揮其海上優勢，增大其作戰困難。”
歷史證明，這些構想是比較切實的，在實施中取得了預想的效果。
九國公約會議宣言，雖語氣軟弱，仍不足為慮；其後，共同行動必能實現也。
在國際輿論壓力下，九國公約會議決定於11月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召開。
10月16日，比利時政府向包括中日兩當事國在內的最初簽訂公約的九國和後來相繼參加的19國，以及未參加簽約的德國與蘇聯兩國發出邀請書。
10月27日，日本經內閣會議決定不參加九國公約會議。並發表“關於中日兩國紛爭他國沒有干涉的權利”的宣告，其大意如下：
“國際聯盟根據中國片面虛偽報告，通過了支援中國政策的決議。此次受到邀請的九國公約參加國，當然要受國聯決議的約束；是則日本既或參與會議，也難期有公正妥當的結果。包括有和東亞毫無利害關係的國家在內之此一會議，會徒然刺激中日兩國的民心，反而使事態益趨糾紛。”
日本的同夥德國也宣佈不參加會議。
11月3日，九國公約會議開幕。
會議一開始，美國代表戴維斯發表演說：“中日兩國的衝突倘越發擴大，則世界和平將大受危害。美國政府考慮應由參加各國共同努力，覓至適當方法，以維持遠東和平。”英、法、蘇代表相繼表示贊成美國代表的見解。只有日、德的另一個同夥義大利，在會上充當日本代言人的角色，他袒護日本說：“沒有日本出席的九國公約會議，縱使作了維持和平的協議，但也不能順利進行。現在，我們所能做的，是隻有邀請中日兩國直接交涉。”
九國公約會議開幕後，決議再度向日本發出邀請書，日本的回答是“沒有再度考慮的餘地”，拒絕到會。
會議進行得很困難。蔣介石寄予很大希望的美國和英國，會上互相推諉，最後，竟然提出“中立”和“不介入戰爭”的政策。
11月15日，九國公約會議對日本拿不出“強硬態度”，只好通過了迴避日本是否違反公約問題的對日宣言：
“中日兩國現在之敵對行為，影響到各國之權利及物質上之利益，全世界對之均有一種不安之憂慮。
“各國代表仍信當事雙方倘同意停戰，俾乘機試行解決，或可達到成功之目的。中國代表團具有此種準備；但對於日本堅決拒絕討論之態度，各國代表殊難理解。
“國際公約之一方(日本)，如固執其與所有其他簽字國相反之見解，則各國對之不得不考慮其共同應取之態度。”
蔣介石在九國公約會議宣言通過當天，在他的日記裡表示不滿意的情緒，但他依然對九國公約抱有幻想。
中國代表顧維鈞在11月24日九國公約為最後一次會議上，對會議沒有獲得滿意結果即席提出抗議：
“自‘九一八’以來，不幸各友邦未能充分發揚各國際公約之實效，制止日本之侵略，以致在東亞則侵略戰爭日益擴大；在歐洲則受東亞之波動，而崇尚武力侵略之風遂亦大起，今日歐戰之發生(德國進攻波蘭)，其受東亞之影響者，蓋甚大也。
“中國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之人口，實為世界和平之一大柱石，尤其東亞未來之治亂興衰，全以中國為其樞紐，深望英美法蘇各國當認識中日問題實為世界之中心問題。”
對此抗議，各國以“沉默對待”，只有法國代表喃喃地說：“我們實在是無能為力。”英、美、法等國的這種作法，無疑更加縱容了日本的侵略。此時，淞滬方面的日軍已向中國的首府南京進攻了。
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對國對民殊難為懷也。
成敗利鈍，非所道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蔣於11月24日委任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此時即已準備離京。他又於26日謁辭總理陵寢及陣亡將士公墓，當日全未向外宣佈，只在日記內寫下這番話。
對上對下，對生對死，對艱難締造之首都實不忍一日捨棄，依依之心不勝言矣!
餘能多留京一日，則國家與人民及前方軍隊，則多得一日之益，總理與陣亡將士，亦多得一日之安。
此日記是昨天日記情緒之延續。
這些情緒彰顯著蔣介石是一個宗教性格濃厚的人物，可是另一方面也證明他的作戰計劃缺乏縱深。李宗仁說及唐生智受命之前，蔣曾召集高階將領及德顧問討論南京應防守或放棄。如果在淞滬地區作戰近三個月，而對南京的防守與否全未做過切實的計劃，即不能說是顧及周詳。推而論之，我們可以想見其未預料敵側翼行動，無打算在蘇嘉國防線的抵抗，以及過度重視淞滬地區守土的重要，前後如出一轍。
寫了日記之後蔣介石又並未即離南京。此後又逗留10日，這也許是第二則日記的一種解釋吧。12月5日，他尚且往南京正東20公里之湯山對守城部隊訓話。當時正面敵軍業已逼近。至7日清晨，他始乘飛機離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