茹苦負屈，含冤忍辱，對外猶可，對內尤難，何黨國不幸，使我獨當此任也!
蔣介石不僅有時表現心頭之疑惑(如6月18日之日記)，甚至有時嗟傷埋怨。他間常也為憂慮而失眠。但是這種消極疑慮的情形不多。即是他自己擺出以上情緒時，也在短時間用意志力量加以克服。
蔣日記中所發感慨與本年11月1日汪精衛遇刺有關。
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在南京中央黨部舉行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
這次會議原定於9月召開，由於發生汪精衛辭職一事，以及內部諸多矛盾，一直未能舉行。最後推遲到11月，這是為了在六中全會結束後，緊接著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之故。除西南派粵桂中央委員未出席外，馮玉祥、閻錫山、張學良等各派要人都齊集南京。會議似乎顯示了各派的大團結，也是自1927年“四一二”政變以來，國民黨歷史上一次非常重要會議。蔣介石顯得“非常高興”，認為“團結統一運動”卓有成效。
早晨7時，全體代表到紫金山中山陵謁陵，9點鐘回到南京丁家橋中央黨部禮堂舉行開會典禮。由汪致開幕詞。儀式結束後，全體中央委員步出大禮堂，前往中央政治會議廳前攝影。參與攝影的人員利用廳前的臺階、前後排了五排。汪精衛、閻錫山、張學良、張繼、林森、張靜江都在第一排，張靜江久病行動不便，便坐在了事先準備好的藤椅上，挨著汪精衛。
中委們各就各位站好了，卻遲遲不見蔣介石到來。委員們一再催促，仍不見蔣到場。汪精衛只得親自進樓相請。原來蔣介石見樓外照相場地上人多，亂糟糟的，各軍政首腦雲集，每人均帶有馬弁二名，腰佩手槍，不禁心中一動，警覺頓生，心想誰能保證這眾多的馬弁衛士中沒有異動者？萬一有那麼一個，首要的刺殺目標必定是我蔣介石。於是立即決定不去樓外參加攝影，帶著隨從副官蔣孝先坐在休息室裡休息。汪精衛跑上樓來請他去照相，蔣對汪說：“今天秩序很不好，說不定要出事。我決定不參加攝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場。”汪說：“各中委已佇立良久，專候蔣先生。如我再不去參加，將不能收場，怎麼能行？我一定要去！”
汪回到攝影場，在前排正中位置上坐下，張繼大聲招呼說：“不要等，就照吧！”於是全體委員擺開照相姿勢。照相機對著代表們來回照了兩圈。中外記者們也舉起手裡的照相機，紛紛拍下這鏡頭。
約在9點35分攝影完畢。在這剎那間，突然從半圓形的記者群中閃出一個身穿西服、外套夾大衣的年輕人來，迅速從大衣口袋裡拔出6響左輪手槍，一面高呼“打倒賣國賊”，一面向站在第一排中間的正在轉身的汪精衛連擊3槍，槍槍命中：第1槍射進汪左眼外角下左顴骨，第2槍從後貫通左臂，第3槍從汪的後背射進第6、7胸脊柱骨旁部位。汪精衛當即應聲倒地，血流滿身。
槍聲響起後，攝影場上立即秩序大亂。坐在藤椅上、患有足疾的張靜江驚嚇得滾倒在地上，別人還以為是他中了彈；財政部長孔祥熙顧不上新馬褂被扯破，慌忙鑽到旁邊的汽車底下，躲藏起來。在慌亂之中，第一個起身和刺客搏鬥的是站在汪精衛身旁的國民黨元老、身高力大的文官張繼，急奔到那刺客背後，一把攔腰抱住；那刺客接著又射出兩彈，張學良急奔上前猛踢一腳，將刺客的手槍踢落；約在同時，汪精衛的衛士向刺客開槍還擊，刺客胸肺連中兩彈倒地。
樓裡的蔣介石聞槍聲，帶著副官蔣孝先與軍事參議院院長朱培德，急奔出去，走到斜躺在地上的汪精衛身旁，屈一條腿把住汪的右手，連呼三聲：“汪院長！汪院長！汪院長！”汪有氣無力地答道：“不礙事……蔣先生，你今天明白了吧？我死之後，你要單獨負責了。”
代表們轉成了一圈，竟不知如何是好了。聞訊從樓裡趕來的汪精衛妻子陳璧君聲淚俱下，怒斥陳公博：“你還站著幹什麼？還不快將汪先生送醫院！”蔣介石也猛醒過來，急忙指揮人把汪搭上救護車送往中央醫院。
這時，才有人注意到躺在血泊中呻吟的刺客。陳璧君大叫：“快！將凶手也送進醫院，不能讓他死！要他的口供！”
當天，南京全城戒嚴，軍警憲特全部出動，封鎖了車站、碼頭與機場等各處交通要道，拘捕了大量的嫌疑犯。
汪精衛被刺的訊息傳出後，全國轟動。由於歷史上蔣、汪數次交惡，為爭當第一把手而死鬥，而汪被刺時蔣又恰恰不在場，因而人們很容易懷疑係蔣指使人乾的。廣西首領李宗仁、白崇禧來電責問。汪妻陳璧君還抓住蔣不在場這一點和蔣大吵大鬧，對蔣說：“你不要汪先生幹，汪先生就不幹，為什麼要派人下此毒手！”弄得蔣介石很窩火。
這次刺殺汪精衛，確實不是蔣介石乾的。蔣對此事也是滿腹狐疑，不知是哪一路人物來乾的這件“我國曆史上政治暗殺稀有之一重大案件”。蔣介石特地把汪派人物陳公博等人找到中央軍官學校，告訴他們：“這件事不是我們自己人乾的。”蔣介石還立即把特務頭子戴笠召來訓斥：“人家打到中央黨部，你還不知道。每月花上幾十萬元，就讓出現這類禍事嗎？限你三天之內把指使者緝獲，否則要你的腦袋。”
從前只以豪傑自居，不願以聖賢自待，今日頗欲以聖賢自貴，不復以豪傑自居矣。
此間應注意者，“自責”與“自居”不同，亦與“自待”有別。蔣介石從未自承己為聖賢，並且年近五十尚一直不願作聖賢。所以自責者出諸外界要求。以上兩條均寫在日記之“雪恥”欄內。所以雪恥運動縱由蔣介石發起，他自身亦感到所造成氣氛之壓迫。
古今中外革命家甚難成為聖賢。革命家志在改造社會。當舊道德業已崩壞，新道德標準尚未樹立之際，他們著眼於集體之成功，即不能以個人名節自矜。並且此時私人道德亦與公從道德衝突。至此我們只能直截指出：“行一不義殺一無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不是蔣介石之行徑。日後主持抗戰，蔣尚要在長沙大火，黃河決堤，並於河南產生饑饉之情形下求得勝利，他更不可能受著傳統道德之束縛，倒與“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思潮接近。
倭寇橫暴狀態，已無和平之望，故毅然斷行，一面抗議其倭軍在華北之暴行與土肥原之脅迫，一面準備如華北“自治”發表，則明示為倭寇以軍力逼成，而規誡華北之主官。籌維再四，另無他道也。
在日人壓力之下，蔣介石於11月20日接見日本大使有吉朋。有吉問及蔣對廣田三原則之態度，蔣一度稱讚同。但事後由外交部長張群否認，謂贊成系贊成自三原則商討，並非接受三原則本身。北平軍事委員會分會於11月26日撤銷。30日又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北平辦事處長官北上。何氏自6月離平後即不願再往，蔣介石曾請國府主席林森及各院長敦勸，始得成行。但從此何被多數國人認為“親日派”或患“畏日病”。
最後中日兩方協商後，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宋哲元為委員長兼河北省政府主席。委員16人由中日雙方擬定，郭廷以之評語云：“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系中央設定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機構。”
在日記所寫的情況下，遂有民間普遍展開的遊行示威抗議。
每遭非常禍患，應以泰然自處，凡事皆立於上帝，由我信心而生耐心，由耐心而獲成全也。
蔣介石那種接近佛教與道教的趨向，又常為基督教之人身的神替代。他之頓悟亦在此時代之以基督徒之虔誠，有如他聞報日軍佔領平津車站，而朱德與徐向前部亦逼近成都之西南時，便在日記上寫出上番話。
要分析蔣介石之宗教思想實在不易，不如綜合。大概他保持中國傳統習慣“諸說混合”之辦法，更因他一直被環境逼迫，也帶有“折中主義”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