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設有一天，延安路上的上海音樂廳要拆除，上海人會雙眼含著淚花，擁上臺去撿一塊地板碎片把它供在自家的客廳裡嗎？我們有這份虔誠和熱情嗎？
二戰末期，維也納劇院和音樂廳遭英、美飛機轟炸。戰後，市政工程的第一個專案便是修復這些建築。許多市民參加了義務勞動。第二個專案才是修復教堂。可見，在維也納人的心目中，音樂排第一，上帝第二。
有這樣的絕對不可錯位的排列，何愁不會出大音樂家？
在維也納，一位聞名於世的指揮家或演奏家是屬於全城的財富。他的去世，連一個毫不相干的、半文盲的廚師或看門人都會覺得像失去親人那樣悲痛。
不過，維也納人又是嚴格的，不講情面的。要是某個鋼琴家彈錯了一個音符，第二天準見報，而且用特大字號，頭版頭條。所以，維也納人從青年時代起就已經習慣用近乎於苛刻的高標準去要求藝術家的每一次演出，而維也納的每一位藝術家都有種會被淘汰的危機感。他們都懂得創牌子難、砸牌子容易這個道理；為了始終保持大師的地位，任何鬆懈都是危及自己生存的。毫不留情的文藝批評，迫使藝術家鍥而不捨，精益求精，一絲不苟，這樣，維也納的整個藝術水平便達到了無可爭辯的世界領先地位。可以這樣說，誰贏得了維也納聽眾的掌聲，他就等於贏得了全世界的讚美。
維也納的藝術家和聽眾看重的是今天的新輝煌。他們把追求新高度看得比佔有過去的成就更為重要，更讓人興奮、激動。
很遺憾，我們有些藝術家卻習慣吃那點老本，不立新功，專門熱衷於重提“好漢當年勇”。只要得過一次獎，便可吃一輩子。只要一出場，便把10年、20年前的上面落滿了灰塵的“××獎獲得者”的頭銜抬出來，以示顯赫，權威。
在這一點上，北京和上海也該同國際接接軌。也許最為緊迫接軌的是確立起鐵面無私、公正的藝術監督和批評。我們有些藝術家聽不得半句批評。他們只習慣聽好的；只習慣相互吹捧，把嚴肅、善意的文藝批評看成是跟自己過不去，看成是大逆不道的人身攻擊，甚至打電話給評論家的妻子：“我為你有這樣一個卑劣的丈夫而遺憾!你怎麼嫁給了他!”我妻子就接過此類電話。
國際一流城市當擁有一流音樂家；一流音樂家當擁有一流文藝批評和聽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