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00年起，法約爾對於專業學會年報的貢獻開始集中於管理問題而不是技術問題。法約爾1908年在礦業公司成立50週年慶典上的演講，成為他在管理領域的主要著作《工業管理與一般管理》(Administration industrielle et générale)的基礎，該書出版於1916年，這使法約爾享譽整個歐洲和北美的管理學界，尤其在1925年和1949年英譯版問世以後更是如此。
1918年從私營部門退休以後，法約爾將他的精力放在研究公共管理上。他在國立軍事學院(?cole Nationale de Guerre)演講，並建立管理研究中心，作為宣傳自己管理思想的論壇。他特別希望實現公共事業管理的非政治化和專業化，這在一定程度上早於英國的霍爾丹改革（Haldane Reforms）和後來的很多公共管理嘗試（Baker,1972）。法約爾的研究首先在比利時大獲成功，該國政府採用他的方法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行政改組。而法國政府也在1922年7月向國會提交了一份法案，要求郵政、電報與電話部（他在1921年批判的焦點正是該部）按照法約爾的理論進行重組。
法約爾對沒有進行根本性重組的政府的有效管理能力表示懷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直到去世之前，他還在為國家菸草壟斷部門的重組殫精竭慮，並在後來為克羅澤爾（Crozier）永久記錄下來（1964）。
法約爾積極參加了1910年在布魯塞爾（Brussels）舉行的首屆國際管理科學大會。會上，他批判了當時一些盛行的管理觀點，如將管理侷限於政府行為，將管理定義為經營任何大企業所必需的活動等等。在1923年的第二屆大會上（同樣是在布魯塞爾舉行），法約爾成了主角，而這一時期人們最為關注的問題就是公共管理。法約爾大膽提出，管理理論應當首先關注政府最高層的結構，而不是它們的決策是如何在中層得到執行的（Urwick，1937）。他強調政府或企業的當務之急是組織最高層的建設，這點又使法約爾的著作從同時代的文獻中脫穎而出。
2.主要貢獻
法約爾和泰勒或許將法約爾和泰勒進行比較是有益的（見TAYLOR,F.W.）。兩人都是早期重工業的開拓者，在研究管理理論之前都在技術研究和實踐領域頗有建樹，並且同為組織機械論的代表人物——儘管這一成果很難盡述二人的功績，僅僅是一種簡化的概括。不過，法約爾迴避了爭議、矛盾、社會不安定性和那些一直困擾著泰勒的因素。法約爾的思想更為抽象和實用，同時也比泰勒較少原子論式的觀點，因而更具有吸引力。
最近，管理理論多把法約爾和泰勒放在一起討論，認為兩人都過於強調理性或“機械”的管理方法（Morgan，1986；Scott，1992）。雖然後人的普遍看法是這種方法的確深刻影響了兩人的研究方式，但其實對法約爾卻並非完全如此。法約爾將組織這個準生物學術語視為“法人團體”之意，而不是執行良好的機器。他提出的準則意在限制和控制種種不確定性，而不是將它們統統消除。
不過，法約爾和泰勒之間的主要差異在於分析的層次。法約爾最關心的是“統帥部”的效力以及這種效力是如何在總體上影響組織職能的。泰勒則相反，他最關心的是勞動生產率和個體的任務。
法約爾無可爭議地講明瞭一個泰勒本人十分推崇而後繼者卻無法闡明的道理：卓越的管理絕不僅僅是增加勞動產量和制訂組織下級單位的計劃，它應首先是高層（管理者）的一種精密細緻的研究和經營性訓練。兩個使用如此尖銳對立的方法、經歷如此迥然不同的人，在同一個領域互為補充、天衣無縫，歷史上鮮有。
（Urwick,1937）
法約爾的管理
在法約爾的著作中，“Administration”常被譯為“管理（Management）”，這並不完全符合他的本意。當他先於公共部門廣泛推行“Administration”一詞時，是將其作為管理的六大職能之一來看待的。其他五種職能包括：技術活動、商業活動、財務活動、安全和會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