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土改，人們並不陌生。它是發生於1946年至1953年的波及全國範圍的一場土地革命運動。這場運動的實質就是把原先地主所擁有的土地和財產無償地分給佔大多數的農民。
我們對於土改的感性瞭解，大多是透過電影和小說，如丁鈴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等等。
說到土改，就要說到我爺爺的另一位老朋友關潤林了。因為這個時候的關潤林和無官一身輕、無財不怕搶的我爺爺完全不一樣，他還是個有著大批土地和財產的大地主，儘管他在抗戰期間支援過抗戰，是個開明地主，但開明地主也是地主。據說，聽說關潤林在被亂棍砸死後，我爺爺曾暗暗慶幸自己：這才叫破財免災，多謝佛祖了。
自我爺爺揣上了省參議員的空銜後，他便在崮下村落了戶。在這兒落戶當然是有原因的，一是王家老鎮傷了他的心，再說，那兒也沒什麼人了；二則是我三奶奶及我小姑的墳就在老鷹崮下，住在這兒可時刻與她們為伴。於是，我爺爺就在村北頭的坡地上蓋了兩間小屋子，與我奶奶相依為命。偶爾地，回城裡的炭棧看看（當地政府為了他的生計，還給他留下了這家炭棧。這家鋪子也在1956公私合營了）。這個時候的我爺爺，說高雅點是“閒雲野鶴”，說通俗點就是個“領小米的老農民”（比縣長領得還多）。
在我爺爺的記憶中，我黨真正下決心搞土改是在1946年，即著名的“五四指示”以後（這一天，中央發出了《關於清算減租及土地問題的指示》）。之所以下這麼大的決心，是因形勢已經明朗：內戰不可避免，必須早做準備！而這個準備說到底就是一個字：錢！至於兵源倒不缺，解放區有的是人。
就這樣，為了籌措戰爭經費，為了調動老百姓參戰的積極性，在我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意義的土改開始了……
大約是1946年冬天的一個上午，懶洋洋的陽光照在懶洋洋的我爺爺身上。他正在屋外的坡地上同我奶奶一起晒柿餅和山楂片。這時，山下來了幾個不速之客。他們都是農民打扮，但卻推了一輛當時極少見到的膠輪獨輪車。事後才知道，那是關潤林派來接我爺爺下山的“專車”。
“不好了，王先生。關老爺讓我們來請您……”來人驚慌失措，有喊王先生的，也有喊王參議的，但最後大夥統一了稱呼，都喊王先生。而我爺爺，似乎也更喜歡後一種稱呼。
“有話慢慢說。”我爺爺將他們讓進屋，泡上了茶，又拿出了一些當年的新花生。
“要土改了，我們關老爺已被管制了……”
“什麼叫管制？”我爺爺問，這在當時是個新名詞。
“就是被關在自己家，不允許隨便走動。”為首的自我介紹說，我叫常鎖，是關潤林家的長工頭頭。常鎖為人忠厚老實又孝順，為了照顧多病的老母親，如今30多了還沒成家。他雖是外姓，但關潤林從不把他當外人。
“誰下的命令？”我爺爺當時很吃驚。但以後發展到可以隨便打人、殺人的時候，我爺爺曾為這時的吃驚而深感幼稚。
“貧農團……”一個60多歲的老農民搶先道。他是個孤老頭，有個不雅的名字叫狗剩，他介紹的情況更讓我爺爺吃驚：所有財主家的人員分開關押，女眷單關，並不得見面。
“那關家二奶奶呢？”我爺爺急切地問道。
常鎖說：“單關唄，二奶奶哪裡受過這苦？成天價哭。更糟的是，他們那小閨女雅麗，才剛剛16歲，也被從濰縣的學堂裡叫回來了。”
“雅麗那孩子也被管了？”我爺爺真的著急了。他歷來喜歡關潤林的這個二房媳婦生的丫頭，人又漂亮又機敏。他甚至有跟關潤林攀親的意思，那就是讓我父親跟雅麗成婚。
關潤林雖然富甲一方，但也不是那種吃喝嫖賭的人。他一生就娶了二房女人，一是大老婆方氏（即關慶民的生母），可惜方氏死於民國十八年（即1929年）。那時，關慶民還在濟南模範師範讀書。關潤林一腔希望全部放到了這個獨生兒子的身上，絲毫不想續絃的事。不料兒子信了共產主義，並回鄉搞農民起義被判了17年徒刑。在這種情況下，在眾多親朋好友的勸說下，關潤林才娶了這位比他小了近20歲的二房。這二房的孃家是個破落地主，從小沒吃過苦，小時還讀了三年書。她自忖自己這般境地，亦不可事事十全十美。嫁個年齡相當的年輕人，一怕自己吃不了苦，二怕人家不好好待誠自己。嫁給關潤林呢，除了年紀大點，其餘事事順心，生活優裕自不必說，更重要的是關潤林是真的寵愛自己。有了這一點，做女人的還不就一百個滿意了嗎？故兩人婚後感情甚好。王達禮當時還開玩笑說，這叫老牛吃嫩草。
兩人婚後不久，他們生下了關慶民的妹妹關雅麗，關雅麗繼承了父母雙方的優點，像關潤林那樣聰明善良，像其母那樣漂亮溫柔，十四五歲就出落成了一個水靈靈的大姑娘。
眼下，聽說女眷也被關押了，我爺爺是真的急了：“那村公所呢？原先的村公所就不管事了嗎？”
關家橋是個大村，村公所也很大。從1943年起，就成了共產黨的根據地。打鬼子的時候，我爺爺他們偶爾去過村公所派飯派糧，一會兒就辦了。
“他們都靠邊了，現在是貧農團當家，縣裡派來的工作隊……”大夥七嘴八舌地說道，工作隊的成員大都是以膠東過來的幹部為主，因為他們那兒土改搞得早有經驗。工作隊隊長才20歲出頭，是文登人，說話慢聲慢氣，但辦起事來卻急狠，曾一巴掌把村東頭的趙來悅扇倒在地。
我爺爺說，那貧農團的可是咱村的呀，本姓本家，鄉里鄉親的，還能怎樣？我爺爺的想象是有根據的，沂蒙山區的人生性善良、純樸，千百年來一直過著“上下不相靠，貧富兩相安”的平和日子。
不料，常鎖立刻罵上了，說這幫人更壞。講什麼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熊起他們家老爺來，像熊孫子。
“其實，那棉褲腰才是孫子輩的。現在，正好顛倒了。”說話的是老狗剩。他說的“棉褲腰”是一個人的外號，村裡有名的二流子，父輩留下的地全賣了，平時橫草不豎，光靠偷摸過日子。30多了還是一個人，連個媳婦也沒說上。在他們關家這一姓裡，排孫子輩。老狗剩本人則排在關潤林上一輩，關潤林得喊他叔。
“現在講究越窮越光彩，越窮越革命。如今，棉褲腰當了貧農團主席，拉了一夥村裡最窮的人，開始專富人的政。說這叫革命。”
我爺爺越聽心裡越不是滋味，臉色也變得鐵青。關於土改的事，他到縣裡參加縣參議會時，倒也聽縣參委傳達了“五四指示”。檔案上明明寫著“對開明紳士等應適當照顧，中小地主、富農、開明紳士等可保留略多於農民的土地”。可到了下邊為什麼就……
我爺爺不讓人察覺地嘆了口氣：“他們總不能像對待皮二那樣對待關先生吧……”
皮二作為沂蒙縣最大的漢奸，在整個抗日期間廣發橫財，在家裡置了地，在城裡買了商號，還娶了三房姨太太，成了沂蒙縣城裡數一數二的富戶。抗戰勝利，小鬼子一滾蛋，他當然倒了血黴。他倒也想讓國民黨改編的，無奈他漢奸的名聲太臭，最終還是被當成漢奸給抓了（是國民縣政府抓的）。所有的財產一律充公，人也在公審後被判處了死刑。可是執行的時候，沒有一槍就完，而是被帶回了老家。
小李莊的鄉親們折騰了他兩天兩夜，當年所有被害的39戶人家，統統齊上陣，一人一刀地凌割。最後是用刺刀在他頭頂上割了個十字花，四個人一人扯一塊頭皮，澆上水銀，人被活剝了皮，剝到了前胸時，眼珠還動哩。
想到這兒，我爺爺渾身襲過一陣涼意，急忙說：“那你們老爺的意思是……”
常鎖和老狗剩這就要下跪，但讓我爺爺扶起了：“我們老爺的意思是王先生您威望高，又是省參議員，可否跟縣委如實反映情況，適當關照一下我們老爺。”
我爺爺半晌沒有說話，呷了一口茶後，才慢慢說：“你們家老爺是什麼人，我最清楚。他自祖輩起信奉的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儒家道德，講究的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處世哲學。他常常掛在嘴角邊的那句話就是‘舉頭三尺有神明’。一生盡做善事。我當然要幫他。我不是在幫他個人，而是在幫道義。只是，只是……”
我爺爺這稍一“只是”，來的人恨不能又要下跪：“王先生，您可得盡力呀……”
那位叫狗剩的老頭更是要大哭起來：“王先生，你一定要想辦法呀，我們關老爺好人呀，他哪次見了我都喊我六叔，從不嫌我窮。村裡的老人沒有不說他好的。”原來，關潤林有個從祖上傳下來的好傳統：逢年過節，村裡凡是60以上的老人，不管本姓外姓，一人兩斤麵粉，四斤粉條，兩斤豬肉。年年如此，從不間斷。
我爺爺急忙又將他們扶起，說我不是說我個人不盡力，只怕是我個人扭轉不了乾坤呀。如今，共產黨為了做江山，正在動用一切招數。土改的勢頭只會更猛烈，不會平緩……
“關老爺說了。咱可以多給錢呀。”說話的名叫大福，40來歲，一個很樸實的農村漢子。他們家從老輩起，就是關家的佃戶，兩家關係一直很好。多年前，關潤林還將人故意放在他家家門口的一個女嬰，抱給大福委託他撫養。當然，這撫養是有條件的，每年由關家出400斤小米，並贈一畝地，一直養到女孩16歲。然後，那畝地隨女孩嫁人。這期間，大福不能有半點虐待孩子的行為，應“視為己生”。然後，找保人作保，三方簽字畫押！如今，這女孩已經9歲了，長得十分可愛。
說著，大福打開了獨輪車上的一個皮箱：“看，關老爺這次讓我們先帶來1000塊大洋，還說，以後花多少，他聽著……”
“慢……”我爺爺神色莊重，像是壓根沒有看到那箱子白花花的大洋。
他說，這共產黨看來不是個使錢就行的主。因為他感到這共產黨同歷代的官匪、兵、軍都不大一個味。就說這新來的縣委書記吧。雖然才二十三四歲，卻像個四五十歲的人，平時不苟言笑，城府極深。大夥只知道他原是青島的一位鐵路工人，抗戰時是地下黨，上過鬼子憲兵的老虎凳，寧死不屈。現在，講究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兄弟，就來了咱沂蒙縣當書記。這人平時話不多，一天到晚地挎著個盒子槍，吃飯同縣委警衛的戰士們一起吃，買盒煙都自己掏錢，看樣子不是個好說話的人。
聽我爺爺這麼一說，幾個老百姓全都拉長了臉，一個個茫然無措，幾乎要哭出來。
我爺爺又急忙說：“不過呢，還是咱沂蒙的那句老話，有棗無棗打一杆，為了你們老爺，我的好兄弟，我還是要腆上我這副老臉的。好，吃過晌午飯咱就進城。”
常鎖囁嚅了一句：“那這錢使不上？”
我爺爺說：“肯定使不上。”
大福苦笑著來了一句：“嘿嘿……那正好，一邊推著王先生，一邊推著現大洋，不偏沉了。”
但是，卻沒有一個人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