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巨集觀調控的鬆動，外資進入中國的熱情又被點燃了。松下幸之助又一次來到了中國，這時候的他已經是一個頭帶光環的傳奇人物了，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他的管理思想一直受到頂禮膜拜。而鬆下來中國，並非僅僅是為了傳播他的思想，更多的是為了推銷他的那些剛剛從日本工廠被淘汰下來的彩電生產線裝置。這一年，青島的海信、四川的長虹和廣東的康佳相繼引進了松下的彩電生產線，到1985年前後，中國一共引進了105條日本的彩電生產線，日本企業成為第一批在中國賺到錢的跨國企業，而那些引進了生產線的中國企業也迅速地崛起。在一個消費日漸甦醒的國家，生產的能力和裝置的先進性往往是最強大的競爭力。
在上海，第一家進入中國的跨國汽車公司結出了碩果，德國大眾的桑塔納汽車組裝成功，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宣佈奠基，德國總理科爾和中國總理李鵬都出席了盛大的奠基儀式。而在上一年，中國第一輛自己設計和生產的汽車品牌—“紅旗牌”轎車悄悄停產了，這款轎車當時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主持下研發出來的，它的出現曾經極大地激發了中國人的民族自豪感，被認為是中國走向工業現代化的“里程碑”。在1984年，我們無法從當年的報紙上找到這一條新聞，因為它實在帶有太強的、意味深長的寓意性，沒有人希望放大其中的任何含義。
一些新的合資公司也紛紛成立了。在北京，新創辦的四通與日本三井株式會社達成協議，開發中文文書處理機，這款被定名為“四通2400”的打字機在隨後幾年內將風靡全國；在南京，南汽與法國的依維柯簽約，開始生產該品牌的汽車；在上海，郵電部門與阿爾卡特集團聯合創辦了上海貝爾電話裝置公司，這是中國第一個研製生產程控電話交換機的中外合資企業。
1984年，是一個充滿著暗示和懸念的年份。早在1949年，英國著名政治諷刺作家喬治·奧威爾（Gerge rell）創作了一部虛幻預言小說，書名為1984》。小說中的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在虛幻中的1984年生活在一個叫歐什尼亞的極權專制國家。
當1984年真的到來的時候，世界並沒有像奧威爾描寫的那麼恐怖。相反，市場的力量似乎佔據上風，里根—撒切爾主義大行其道。在全球商業世界裡，也跟劇烈變化中的中國一樣，正進入一個重新洗牌的年份。一些傳統意義上的大公司或被分拆，或陷入困境，而新的產業正萌芽待放，新的公司英雄已呼之欲出。
當年度世界最轟動的企業新聞，是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m;T）被分拆。這家由電話發明人亞歷山大·貝爾創立的公司曾經是“美國的象徵”，它一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企業，在20世紀80年代初，公司的總資產達到1 500億美元，年銷售收入700億美元，約佔美國國民生產總值的2，到1984年，公司僱員總數達到100萬人，股東逾300萬。長期的壟斷經營，使這家偉大的公司變成泥足巨人。當時，日本生產的松下電話機售價僅20美元，而AT&m;T的電話機制造成本就要20美元，維修費用更高達60美元。從1月1日起，貝爾公司分佈在全美各地的22家子公司被分拆重組為七家獨立運營的公司。這是一項具有標誌意義的事件，它一舉打破了美國電信業的長期壟斷，也為AT&m;T公司這個巨人鬆了綁。從長遠看，它徹底激活了電子業務的成長，為網際網路技術的突破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我們之所以要在一部中國企業史中，以一定的篇幅來描述這段歷史，是因為它對今後中國國營企業，特別是那些壟斷性公司的改革提供了借鑑。在日後的篇幅中，我們也將描寫這些公司的漸進式改造。當我們評估其得失時，AT&m;T無疑是一個很值得參照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