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兒，可一定再來看大娘啊！大娘心裡常悶的慌呢！”老人家將我送出門，站在樓梯口，依依地望著我下樓。
在我的建議之下，那天我們沒到什麼大飯店去，而是選擇了一家清靜的私營小飯館，點了幾樣家常菜，從從容容地聊著等著。
老闆娘是個比我倆年紀小的女人。三十多歲的樣子。很有幾分姿色。待客也很熱情周到。聽你說話時眼睛直勾勾地看著你。彷彿你真是她的上帝，化了身來到這個世界上，親自當面向她傳經佈道似的。她自己說話時，未語先笑。一笑露出一口整齊的白牙。可謂脣紅齒白。肯定的，她知道她那麼一笑的魅力。她使你覺得她對你很親愛似的。
怕我們等菜的時間寂寞，她笑盈盈地送來兩本書給我們看。我接到手的是一本《黑衣儒俠》。梁羽生寫的。翻看了兩行。文字粗俗得不堪卒讀。我肯定那是一種侵權行為的產物。心想我的一家子，如果親眼讀到有人冒充他的大名寫出那麼拙劣的東西，鼻子非氣歪了不可！
我問子卿：“你那本是什麼書？”
他朝我示了示封面——乃一本《麻衣神相》。他問：“想換著看！”
我搖頭。
他笑了。
我也笑了。
只他那一笑，我彷彿覺得，往昔的子卿，我記憶裡的那個子卿，和我共同在“髒街”上長大的窮孩子子卿，過去被“髒街”的所有母親們交口稱讚的拳拳孝子子卿，似乎和今天這個翟子卿，現實中這個翟子卿，坐於我面前的這個翟子卿，被叫作“華哥”或“大款”的翟子卿，使我非常想更親近同時又使我不免感到那樣陌生的翟子卿，終於是有一部分複合在一起了。
人，尤其是人，無論變化多麼大，總是會留下些和他過去相似的地方。那可能是他的笑。也可能是他的哭。還可能是他惱怒時的樣子等等。我們其實正是從這些依稀的方面得出結論——某一個成年人確實是從某一個孩子長大的。否則，社會後來對某一個人的內調整加上外包裝，將會使我們大大地懷疑我們小時候的一切朋友，不過都是產生於我們頭腦中的夢幻罷了。
儘管三天前我們在那家高檔飯店的豪華單間裡終於互相認出後，他每望我一眼也似乎總在笑，但那是“後天”的翟子卿的一種笑。準確地說更是一位被眾星捧月似的口口聲聲叫作什麼“華哥”的“大款”的笑。那笑有太多的被他們一致公認他像極了那個叫“詹姆斯·史都華”的美國佬的成份。
儘管在他家裡他也對我笑過，但那彷彿是一種主人對客人的笑。充其量表示的是歡迎，而不是親情。笑時有“但願你生活得比我好”的意味兒。並且，他心裡顯然明明知道，我這輩子只怕是永遠達不到他那麼高的生活水準了……我忍不住說了這樣一句話：“子卿，你笑得還像你小時候那樣！”
他的笑漸漸從他臉上消失了。
他問：“怎樣，……”
我想了想，一時想不出一個更準確的詞回答他，便岔開話，反問：“如果你現在還能擠出點兒時間看書，你希望看些什麼書？”
他說：“關於富豪人物的傳記。我對虛構的書早已逆反。書攤上都在賣一本《港臺十大富豪發跡祕史》，賣得挺火，再版多次，你看過沒有？”
我說我沒看過。
他說他買了一本。說很值得一讀。希望我也買一本研究研究——他用手指點點那本《黑衣儒俠》：“這類書我連翻也不翻。這類書是為那些民工、農貿市場的小攤主，守電梯的女工們出的，有什麼看的？純粹浪費時間和精力！”——又點點那本《麻衣神相》：“這類書也純粹是印滿了鉛字的廢紙。這類書我曾研究過不少。不是看。是對比著研究過。宣傳的全是尊貴貧富由命定的迷信。這本抄那本，那本抄這本。幸虧我不信，才有我翟子卿今天……”我注視著他說：“子卿，我應該感激你。我對文學的熱愛，是由於當年受你的影響。”
他也注視著我問：“你說的正話還是反話？”
我說當然是正話了。幹嗎說反話啊？
他沉默片刻，又像方才那麼一笑。更準確地說，是又像當年那麼一笑。那一種笑很天真。很無邪。彷彿是剛剛從人的心靈裡誕生出來的某種帶有本身光彩的東西，還絲毫也沒有被我們這散佈佈滿了塵埃、汙穢、細菌和病毒的世界所汙染，只有純情少女才會那麼笑。而且只有小說中的或影視中的。子卿那麼笑時有幾分女性化。那可以認為是一種“返樸歸真”的笑。我時常覺得我們如今的人，連笑都現代化起來了。都帶有“後工業”的意味了。彷彿是從工業流水線上或從電腦中借鑑到人臉上的。不論男女，從十七八歲起就已經不可能天真無邪地笑了似的。一直到死也不可能了似的……子卿說：“首先靠的是你的天份。當年，兩個中學生，兩個半大孩子，哪兒能談得上誰影響誰啊！”
他將“影響”二字，說出幾分強調的意味兒。彷彿他並不情願承認。而當年的他的確影響過當年的我，儘管那可能並非是他的願望。但那是一個事實。我不明白他為什麼想要否認那樣一個事實。
先上來了一盤冷菜。他端起了啤酒。我覺得他在透過杯中泛著微小氣泡的橙黃色的**，胸有什麼城府地審視著我。
我也端起酒杯，和他的杯碰了一下，同時肯定地說：“能……”他向我搖了搖頭：“那不過是你的主觀結論罷了。”
我們彼此對視著，各自無聲而飲。
放下杯，我又說：“你忘了？你當年曾對我講過這樣一個寓言——有兩個人，一個人一門心思掙錢，另一個人一門心思寫作。後來一門心思掙錢的人，用他掙的錢蓋了一座大廈，而一門心思寫作的那個人，嘔心瀝血，寫成了一部書。幾個世紀過去了，大廈倒塌了，而書流傳下來了……”他說：“我講過的嗎？”
我說：“你講過的。”
他說：“我不記得了，一點兒都不記得了。”
他說得那麼莊重，甚至有些莊嚴。
我說：“我記得。”
他試探地問：“你後悔了吧？”
我一怔。
他說：“當年最想成為作家，也最有希望成為作家的是我，而如今我成了一個整天在錢堆裡打滾兒的人，你卻成了作家……”我說：“你可以出來。”
他睥睨著我，似乎很困惑地問：“從哪兒出來？”
我說：“從錢堆裡出來。如果你並不喜歡整天在錢堆裡打滾兒的話。”
“想拯救我？”
他又笑了。已不復再是當年那種笑。而是三天前在大飯店的豪華單間裡那種笑了。
他彷彿又變成了“華哥”。
我也笑了。也反問：“子卿，你覺得如今你還需要誰來拯救嗎？”
他飲了一口酒，旋轉著手中的杯，岔開話題說：“先不談我了。先談談你自己吧。
終年爬格子，賣文為生，你不至於認為我應該對你負什麼責任吧？”
我說：“不。”
我回答得也很莊重。也莊重得近乎莊嚴。
他又透過酒杯研究我。
我說：“我明白了。”
他問：“明白了什麼？”
我說：“你是不是挺憐憫我的？是不是還因為我成了作家，覺得挺內疚的？怪對不起我？”
他誠實地回答：“是的。”
我低聲然而含有抗議意味兒地說：“其實大可不必。正像你並不覺得整日在錢堆裡打滾兒很不幸，我也並不覺得終年爬格子很不幸。我可沒產生什麼想拯救你的念頭，你也犯不著產生想拯救我的念頭。”
我隱隱感到自己受了傷害。這傷害很輕微。如果我不是一個過分**的人，也可以認為它並沒有構成。但我是一個**的人。
於是我又說：“子卿，在你面前，我絲毫也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值得你同情和憐憫的。
我的心理也不至於失去平衡。我選擇的乃是我適應的高興的活法。讓我再重新選擇一次，也許我還會心甘情願地選擇寫作生涯。子卿，我並不嫉妒你有二百多萬，真的……”其實我最嫉妒他的，正是他有二百多萬這一點。
“真的？”
“真的。”
“二百多萬實際上是多少？”
“一百萬。”
“考考你。怕你又忘了我教你的‘真話提取公式’！”
我們互相凝視著，忍俊不禁的，忽然都大笑起來。
這其間老闆娘一盤一盤地為我們上全了菜。
我有些餓了，抓起筷子，不謙不讓地吃起來。
子卿默默陪我吃了片刻，放下筷子，吸著了一支菸。
“如果讓我重新講你說我當年對你講過的那個寓言，”他以一種深思熟慮的口吻說：“我將這樣來講——幾個世紀過去了，不，不需要幾個世紀的漫長時間來證明，幾年就可以了——一幢大廈拔地而起。它的建築材料是現代的。建築工藝是一流的。外觀十分壯麗。它不是那麼容易倒塌的。它能使人聯想到‘永恆’這個詞。幾個世紀後，它肯定依然存在著。它成了一種文化。成了古蹟。而那個一門心思寫書的人，當他的書完成後，則須四處寫信推薦自己的書。四處找門路請求出版社出他的書。而他的書並不像他們自信和以為的那樣經久流傳。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流傳。在書店的書櫃上擺著，淹沒在千百種的書的海洋中削價處理也無人問津。最後被書店當廢紙從書庫裡清除了。而在書攤上擺著的，封面積落著馬路上的塵土，留下了一些翻過它的骯髒的指迎…”我聽著聽著，也不由得放下了筷子。
我說：“那是寫的不好的書。正如偷工減料蓋起來的樓。難道這城市裡的每一幢樓都很壯麗嗎？”
他遞給我一支菸，並伸過按著的打火機。看著我吸了兩口煙後，又說：“不好的樓，也是樓。只要沒險情，就可以住人。起碼可以當倉庫。而不好的書，除了送回紙廠重新打成紙漿，還能幹什麼用？在我家裡，你可能也發現了，凡是你寫的書，我差不多買全了。而且都認真讀過。我不敢武斷地說你的書都一點兒價值也沒有。但你以為它們會傳世嗎？……”我不禁面露愧色，無言以答。
“我反過來問你，情況好又怎麼樣？印一百萬冊，夠多的了吧？開座談會，評論文章見報，改編成影視，又怎麼樣？那不就是一年內的熱鬧嗎？而今天，凡是能印一百萬冊的，不塞入大量媚俗的，甚至色情的，下流的，骯髒的，用你們的話叫作‘自然主義的人性描寫’的內容，豈非天方夜譚嗎？海明威以後，世界上又評出了那麼多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你是搞文學的，你又能扳著手指頭對我說出幾個。今天，此時此刻，在這個地球上，哪兒在上演著莎士比亞的戲劇？誰在讀雨果或巴爾扎克的小說？有幾個法國的年輕人知道喬治·桑是誰？又有多少兒童還在喜歡聽安徒生或格林兄弟的童話故事？
誰還真的需要什麼文學。一個現代人手捧一本小說在看的情形，你真的不覺得那是十分滑稽可笑的情形嗎？比一頭猩猩坐在電影院裡看電影還滑稽可笑！”
我冷笑道：“你還可以順著這樣的思路發展下去——那個一門心思寫書的人，比如就是我，終於無法靠出賣文字養家餬口了，於是不得不去找那個一門心思掙錢並蓋起了一幢壯麗大廈的人，請求他賙濟自己。好比他就是你。你念及過去的友情，大發慈悲，收留了我。讓我當一名看電梯的員工，或者司門人。而我呢，發誓再也不對這世界上的任何人講你當年曾給我講過的那個寓言了……”
我說完，默默望著他。
他也望著我。
他問：“生氣了？”
我說：“沒有。”
我打定主意，吃完，拍拍肩，握握手，就告別。我當然並沒生氣。我知道他今天抽出他十分寶貴的時間，絕非是為了有機會當面嘲笑和挖苦我。即使他認為當年我也是一個傷害過他的人，二十多年了，他也不會耿耿於懷，以這麼一種方式報復我的。我只不過覺得他變的太古怪罷了。古怪得我感到無法和他交流情感。我暗想，由窮而富了的人，尤其是由窮而富了的中國人，比如子卿這樣的“大款”，也許是差不多都要變得古里古怪的吧？難道普遍的中國人，在他們眼裡，都是些活得迂腐，活得窩囊，活得不開竅，活得有幾分可憐亦可笑可悲之人嗎？大概還有幾分可鄙吧？
子卿塞了牙，向老闆娘要牙籤兒。老闆娘轉入櫃檯，大方地取了一袋放在我們桌角。
子卿拿起看看，問：“地攤兒上買的吧？”
老闆娘倏地紅了臉，大搖其頭，說保證不是。
子卿說：“老闆娘，這騙不了我。塑膠袋兒上連個字都沒有，肯定是地攤兒上買的無疑。地攤兒上賣的牙籤是不消毒的。提供給顧客用，太不衛生。”
老闆娘喏喏連聲。
子卿又說：“就算我給你提個建議，以後再不要買地攤兒上的牙籤兒。誰會用過了這一端，再反過來用那一端剔？這種兩端尖的牙籤，除了中國，大概在世界上哪一個國家也見不著。這是典型的舊中國農民心理的體現。似乎什麼東西都要省著用。老闆娘你以後要買那種一端尖的。記住沒有？”
老闆娘趕緊說記住了記住了。
子卿又誨人不倦地說：“工藝品小店裡就有賣。顧客吃到一半兒的時候，要主動送上來。每客一包。人家走時，也值得隨手兒帶走。我可不是在找你茬兒。我這個人，對牙籤兒也沒那麼多講究。有時削尖一根火柴桿兒，也剔。我是在教你怎麼樣掙錢啊！”
老闆娘囁嚅地問：“那樣的，多少錢一袋啊？”
他說：“不貴，才一元多。”
老闆娘咂舌道：“那還不貴呀？如果十個人吃一桌，一人一袋兒，還興帶走，我們不就等於搭上十元錢嗎？我們不過是一傢俬人小店，哪兒經得起那麼做呀！”
子卿拉過一把椅子，指著對老闆娘說：“坐下！”
老闆娘猶豫片刻，自忖他不至於有什麼越軌企圖後，老老實實地坐下了。
從廚房朝外遞菜的小視窗，探出一顆戴著骯髒的白帽子的男人的腦袋，朝我們瞪著。
從那種虎視眈眈的勁兒，我得出判斷必是老闆娘的丈夫無疑。
我在桌下暗踢子卿的腿。他卻理也不理我。
他說：“老闆娘，你也真死心眼兒，羊毛出在羊身上嘛！假如十個人吃一桌，菜盤上刮下十元錢誰看得出來？而對於來吃過飯的人，也許就因為那一元多錢的牙籤兒，下次還來，你的‘回頭客’不就多了嗎？人們並非都貪圖你那一袋兒牙籤兒。人們找的是一種感覺……”老闆娘的丈夫，從廚房轉出來了，雙肘支在櫃檯上，兩隻油膩的大手託著下巴頦，旁聽生似的聽著。
子卿又問老闆娘：“就我們兩個顧客，方才幹嗎不主動陪我們說幾句話？”
老闆娘又紅了臉，訥訥地說沒這習慣。
“要養成這習慣。”——子卿耐心可嘉地啟發：“這叫感情競爭。沒有這點兒競爭意識，生意能興旺嗎？”
老闆娘想了想，似乎茅塞頓開，連說多謝指教之類的話。並回頭大聲吩咐她丈夫：“還愣在那兒幹什麼？再給加一道拔絲土豆！”——又笑容可掬地對子卿說：“大哥，最後這道菜，算我們敬您的！”
子卿擺擺手：“那倒不必。”
說罷，捻出一根牙籤。而那一袋兒，大大方方地揣入了西服上衣兜。
吃著拔絲土豆的時候，子卿又說：“現在的中國，遍地都是錢，哪兒還用到外國去掙？你知道我走在路上有種什麼樣的感覺？腳下軟綿綿的，錢鋪得比三層地毯還厚。在這個地球上可能再也沒有比賺中國人錢容易的事了。所以連外國人都忙不迭地到中國來賺錢！對全世界而言，想賺大錢不到中國來還能到哪去？這也許是上帝提供給外國人的最後一次賺大錢的機會了。這個機會肯定到本世紀末就為止了。”
我問：“那麼對於咱們中國人而言呢？”
他反問：“電影《金光大道》，當年你一定看過的吧？”
我說：“看過。”
他說：“那裡有一句話——誰發家，誰光榮，誰受窮，誰狗熊。現在的中國，正是這麼樣的一箇中國。現在的時代，正是這麼樣的一個時代。”他向我伸出三根指頭，加重了語氣：“三年。我的看法，今後三年，對每一箇中國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三年。
三年內發的，那就算髮了。發不了的，那就算錯過機會了。而且，可能意味著永遠的錯過機會了。因為，前幾年發財，只有一條規則——那就是，不必講規則。無所謂犯規。
什麼叫犯規？沒被‘裁判’發現，那就是沒有犯規。被發現了，那是運氣不好，算你倒黴。何況‘裁判員’的黃牌紅牌，該對你舉起來的時候，因為你把他‘搞活’了，也可以對你的犯規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視而不見。不得以而為之的時候，該對你舉起紅牌，也可以只對你舉起黃牌。該對你舉黃牌，也許僅僅罰你‘點球’。現在情況略有不同了。
開始由無規則而有些規則了。”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機會白聽一位“大款”給你上這麼一堂課的。我竟聽得有些入迷了。
“那將意味著，個人積累財富的限制嚴密了，嚴格了。機會減少了，變得更加寶貴了。做法也不得不瞻前顧後，謹小慎微了。沒有規則的機會擺在眼前的時候，普遍的老百姓是沒膽量伸手一把抓住的。怕是陷阱。怕觸犯了規則。明明毫無規則，還怕觸犯了規則，這多有意思。最後老百姓也動了野心了，也都想參與著‘搞活’了。每每就在這時，那規則好像冷不丁地就出現了。在剛出現的那一瞬間，當然照例要抓幾隻替罪羊，或者坐牢，或者殺頭。以正視聽。替罪羊絕不會是他們。他們轉而又去玩兒別的了，又到別的沒有規則的方面去進行‘搞活’了。所以，在這三年內，豬往前拱，雞往後刨，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吧！曉聲，這些話，我平時，對別人是不說的。你我不是一般關係。
我覺得，我翟子卿有義務點撥你個明白！別他媽爬格子了。別他媽賣文為生了。我知道你勤奮，稿費收入也還湊和。但靠一支筆養家餬口，太迂腐了吧？別他媽當什麼作家了！
那都是扯淡！活到四十多歲，我算終於悟透了一個道理。你有錢，你不漂亮也漂亮了。
你沒有風度也有風度了。你沒有氣質也有氣質了。你唱歌不好聽也有人替你喝彩了！你的小說是臭狗屎，也能花錢闢專欄大評特評了！也能組織研討會了！甩出幾萬元就是了嗎！你在電影廠，美國電影《沉默的羔羊》一定看過。女演員朱迪·福斯特，為了獲影后提名，準備將《好萊塢導報》的有關版面全壟斷下來。聘請職業影評家和電影海報畫家為她在新片《似是故人來》中的表演進行吹捧。這叫什麼？這叫‘抬高自己’。有錢你才有資格抬高自己！花錢你才僱得到人抬高你！無獨有偶，《純真年代》的女主演，也不惜一切代價來確保自已被提名，花費了一千多萬美元大搞宣傳競爭。僱了十九個有才幹的評論家，巧妙地，惡意地貶低別的競爭對手。這叫什麼？這叫‘打擊別人’！有錢你就有資格打擊別人！有錢你就能僱到別人替你去幹你自己不能直接乾的事兒！包括殺人！”
“你……你該不會……”
我吃驚不小了。
他一笑，接著說：“放心。我是絕不會花錢僱殺手的。我也沒仇深似海的仇人。我講了這麼多，無非是要使你明白——有錢能使鬼推磨！沒錢連鬼都可以用鞭子抽著你推磨！請問，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其他的東西比金錢的魔力更大？沒有。根本沒有了！”
他不容我插話。滔滔不絕。他已經不再動筷子。一隻手握著酒杯，一隻手握著酒瓶。一邊大口大口地喝，一邊自己為自己一杯一杯地斟滿著。彷彿的，他的那些關於世界，關於中國，關於金錢的思想，不是從他的頭腦中產生出來的，而是從酒瓶裡隨著泡沫產生出來的。只有不停地喝酒，才能不停地論說似的。他的臉已經泛紅。我看出了他已醉到五六分的程度。在兵團時，逢年過節，我們免不子了也湊一起喝一回。當年是我喋喋不休，盡敘盡說，而他一個人悶著頭獨斟獨飲。等我沒什麼話題可說了，他才不其然地說一句。常常出語驚人，見解刁鑽，使我目瞪口呆。我沒想到他如今變得口若懸河了。
也許，他和他老母親一樣，平時也是太缺少向人訴說的機會了吧？
而我自己也有些醉意醺醺了。
我反駁他：“有的！”
“有什麼？”——他眯起眼睛凝視著我。當一位哲學家面對一個大傻瓜而傻瓜竟反駁他的時候，哲學家可能就是像子卿當時那麼一種樣子。
但是我想我不是一個大傻瓜。他那一種凝視的目光使我惱火。使我的自尊心大受刺激。而一個自尊心**之人，半醉不醉的情況下，自尊心是更不可侵犯的。
我說：“你也聽著，聽我給你朗誦一首詩！”
“詩？哈，哈，朗誦詩！”若不是在飯館裡，而是在他自己家裡，我想他當時一定會大笑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