蝦之後上了一道魚。
侍者小姐說，是鯉魚。十幾分鍾前還在水箱裡游來著。至於那種做的名堂該怎麼叫，我沒在意聽。
公關小姐為我夾了一片兒魚尾部分的肉。她說會吃魚的，不是專吃魚脊部分的肉，而應專吃魚尾部分的肉。說魚在水裡遊動時，全靠魚尾一擺一擺的。魚尾正好比雞翅或鴿翅，活時細胞是最旺盛的，死後營養當然也是最豐富的。
她還要給子卿夾。
子卿卻止住了她。子卿說他不愛吃魚。吃膩了。吃到嘴裡味同嚼蠟，再高明的廚師以再高明的烹調技術做的魚，也是引不起他食慾的……我不由得又回憶起了當年我怎樣為他母親和我母親買了兩條鯽魚的往事。也不知那兩條鯽魚當年在我家的盆裡和他家的桶裡繼續活了多久？更不知道它們死後，我們的母親們是怎麼做了吃的？當年每人每月只有三兩油。我們下鄉後，我家和他家一樣，實際上只剩我們的母親們一口人了。三兩油，不能一次都做魚用了，大概也只有清燉吧……子卿用臂肘碰了碰我，問我正在想什麼？
我笑笑，自然說沒想什麼。
他竟認真起來，說你明明在想什麼嘛！快從實招來！
而當時我的想法是轉得很快的。倏忽又從魚轉到了詩。想起了杜甫在《佳人》一詩中的名句——“世情惡衰竭，萬事隨轉燭。”
但我說出口的卻不是這兩句。是另外兩句。是李賀《嘲少年》中的兩句——“少年安得常少年，海波尚變為桑田。”並且解釋，少年時的子卿好比海波，今日之子卿好比桑田，我為海波變桑田感慨萬端也喜悅萬端……於是大家又都鼓掌，又都說些虛偽得彷彿真誠的湊趣兒的話。
我想我也該問子卿些什麼了。就問大家為什麼都叫他“華哥”。說如果大家一開始都叫他“子卿”，我也不至於當面認不出他，還對他那麼不友好。
子卿便笑了，指指硬拽我來的人，說：“你替我回答吧！”
對方則賣起關子來，不正面回答，卻先問我：“看過美國電影《費城的故事》沒有？”
我想了想，說看過的。
“你記得這部影片的男主角是誰嗎？”
我又想了想，搖頭承認自己記不得了。
他說：“詹姆斯·史都華嗎！獲第十三屆奧斯卡最佳男演員獎。此後三次獲該項獎的提名。一生拍了近百部影片。1980年獲奧斯卡終身成就獎。1984年獲奧斯卡五十七屆特別榮譽獎……”聽完他的話，我說我還是不大明白。
“還不明白？子卿他像詹姆斯·史都華嗎！”
我不禁地轉臉端詳子卿。儘管我實在是回憶不起詹姆斯·史都華的大明星異彩了，但卻不得不暗自承認，四十三歲的子卿，比我印象中的少年子卿和青年子卿，是英俊有加，風度有加，氣質有加了。與當年相比，眼前的子卿，又增添了一種中年男子的成熟魅力。有錢而相貌平庸甚至其貌不揚其貌醜陋其貌猥瑣的男子，我見的多了，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卻收入低微囊中羞澀甚至屬於“無產階級”甚至就是窮光蛋一個的男子，我也見的多了。但又是“大款”又英俊又風度翩翩氣質不凡的男子，除了某些男歌星和男影星而外，子卿是我見到的第一個。當然我所指的是二十餘年後的子卿……我內心裡就又生出酸溜溜的嫉妒來。
我言不由衷地說：“那，我是不是今後也該改口叫他‘華哥’了啊？”
子卿笑道：“別跟他們學，你還是叫我子卿好。”
他又指著那個貪杯的人說：“你方才不是問我有多少錢嗎？其實我如今也沒多少錢，不過才二百多萬而已。”
於是大家就都——“哇！”
有的說，二百多萬還“而已”呀？那別人不是就只有“而已”而已了嗎？
有的說，全哈爾濱市，有二百多萬的人，挨個兒統計能統計出幾個來？肯定二十個都不到！
自然也就由此抱怨開了哈爾濱經濟發展的落後。彷彿大家都沒有二百多萬，皆因哈爾濱這座城市影響的。
接著那位記者講了個幽默的“段子”，說上帝的信徒問上帝——對您而言，一萬年等於多久？
上帝回答——等於一秒鐘。
信徒又問——那麼一百萬等於多少錢呢？
上帝回答——等於一文錢。
信徒就乞求道——萬能的上帝啊，可憐可憐我這個窮光蛋，賜給我你說的那樣的一文錢吧！
上帝慈祥地回答——完全可以。一秒鐘之後我就賜給你……按說，這個“段子”還是挺具有幽默性的。在座的請人，也都不乏起碼的幽默感。
可是不知為什麼，誰也沒笑。分明的，誰都是想笑笑的。卻有些笑不起來似的。大家一時都默然無聲，氣氛就不免有點兒壓抑。
我也沒笑。我也想笑。哪怕僅僅出於禮貌，或證明自己具有起碼的幽默感，我覺得我也是該笑笑的。但我也是實在的笑不大起來。我暗罵上帝的回答真是太王八蛋了！
公關小姐悄言悄語地說：“這個笑話不好……”子卿似乎**到了什麼，就舉起杯說：“我是無神論者。自從毛主席他老人家仙逝了，我就是無神論者了。所以我不相信上帝的存在。我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是自己的上帝，都應該按照自己的時間觀念，和金錢觀念，去為自己最終獲得等於一百萬的一文錢或幾文錢而奮鬥！贊同我這番無神論者的宣言的，陪我乾了這一杯！”
大家就都說子卿說得好，符合改革精神，於是都舉杯，都一飲而盡，臉上也都開始現出了紅紅的酒暈。
我也不例外，我也一飲而荊頓時身輕頭重起來。
子卿放下杯，又說：“現在，許多像我這樣的，被諸位稱為‘大款’或‘款爺’的人，都會說他們的發跡，受惠於什麼改革政策。我也不能不承認這一點。但我更想坦率地告訴諸位，我翟子卿有今天，首先是受惠於我的老母親，其次才是受惠於什麼改革政策。沒有她老人家十年間為我積蓄下了一筆數目可觀的錢，使我在返城後可以有本兒做小生意，豈有我翟子卿的今天！那我這輩子可能就徹底完了，將會比你們諸位更不如。
將會和馬路上千千萬萬每天蹬著破腳踏車上班下班，每月只開一百多元工資的工人們是一個下場！如果當年再分在一個效益不好的單位，如今黃又黃不了，轉產又轉不了，開百分之七十六十甚至百分之三四十的工資，那我就連自己的老孃都沒法兒贍養了……”子卿說得竟有些憤憤然起來。彷彿他已然落到了沒法兒贍養自己老孃的地步似的。
那位記者立刻接言道：“那是那是！華哥是一番肺腑之言啊！偉大的巴爾扎克曾說過——‘母愛在女人心中是一件簡單、自然、豐碩，永遠不衰竭的東西，就像人生命的一大要素’”。
於是有人鄭重其事地倡議：“為華哥老母親的健康長壽乾杯！”
於是又紛紛舉杯，紛紛鄭重其事地嚷嚷：“母愛萬歲！薄扒釗說哪蓋酌峭蛩輳……”子卿豎起了一隻手掌，眾人才肅靜。
子卿用筷子輕輕敲擊著小碗的邊沿兒，吟唱了起來：“母兮生我，母兮鞠我，出入腹我，哺我養我，顧我憐我，育我撫我，哀哀慈母，生我劬勞——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子卿表情宛若聖徒。
眾人表情亦皆肅然、穆然，有的似乎還有幾分悽然。也不知是真的心靈感動了，還是那種場合的慣常表演……我，則回憶起了當年我是怎樣千里迢迢地，將子卿母親為他做的一條厚厚的，比一床被子還重的棉褲捎給他時的情形……他當年曾將臉深深地埋在棉褲上，無聲地哭過……我眼前彷彿出現了髒街……出現了一匹瘦骨嶙峋的老馬吃力地拉著一輛泔水車，緩緩行進在髒街坑凹不平的頹房矮屋之間……出現了兩個少年將褲筒高高挽起，赤著雙腳，在大雨天共披一塊破油布去上學的背影……還彷彿聽到了趕泔水車的老人催促人們倒泔水的木梆聲——梆、梆、梆……由遠及近地傳來著，傳來著……再是**起伏的宴席，其實也不過是生活裡的轉場時的過渡情節。而赴宴者，東道主也罷，賓客也罷，陪客也罷，進入角色不人，便都是想擺脫那一情節的了。因為不言而喻的，沒誰願意在臃長的情節里長時間地扮演臃長的角色……剩了一餐桌菜餚，大家卻一個個面面相覷，彷彿都搜腸刮肚地製造不出話題了。
子卿說：“怎麼樣？就到這兒吧？”
我說：“就到這兒吧。”
於是我隨子卿首先站起……
硬拽我來的人這時囁囁嚅嚅地說：“華、華哥，那件事兒，我是指，您那點兒小意思……帶，帶來沒有？若帶來了……”他臉上強作出卑恭的笑樣，向子卿半縮半伸地展示著一隻手。那是介乎於乞討和自尊之間的，往往也最容易招至對方輕蔑的手勢。它比街頭乞丐討小錢時的手勢還要猥瑣。
因為乞丐們討小錢時一般情況之下都是將自尊丟開不顧的。所以同一種手勢在乞丐們作來也就坦然多於羞慚，彷彿在向人無言地宣告——愛給不給，不給拉倒。這就照顧到了面對這種手勢的人的心理，使他們有較充分的餘地在給和不給之間進行選擇。決定不給似乎也能決定得心安理得。而當時他的手勢傳達出的卻是另一種潛臺詞——千萬別乾脆拒絕啊！千萬得給點兒啊！多多少少您總得給點兒，我可是極有自尊的人呢，您不可以傷害我的自尊心，不可以讓我白伸一次手的……我對他頓時地大動惻隱之心。我本想說句能夠影響子卿給予的話，他，不僅他，還有那位文化局文化處的副處長，那位記者，那位公關小姐，總之差不多他們全體，都在向我投注著求援的目光。席散了，我居然還沒搞清楚需要資助辦畫展的究竟是哪一位。
因為席間根本就沒誰談過什麼畫不畫的。也許正是他。也許並不是他。是他在為朋友“兩肋插刀”，發揚見困難就上的精神……當時我忽然明白了，人們希望某“大款”掏腰包的時候，為什麼總是要安排在某豪華的地方“撮一頓”——大概因為只有在半醉不醉的情況下，行乞的人才有勇氣當眾最後一次開口最後一次伸手吧？成敗完全在此一舉，他們的企圖如果還是受挫了，肯定相當於一次心理方面的非死亡性車禍，不好好兒地將養幾個月，是不會再又鼓起一股勇氣的吧？……我雖然對他們暗抱幾分惻隱之心，卻並沒有對子卿說什麼也許會具有影響力的話。
我近乎殘忍地將臉轉向了一旁，目光望著別處。如果子卿仍是二十餘年前的子卿，我肯定會充滿愛心大發慈悲的。可我畢竟與子卿分離了二十餘年了。那一天畢竟是我們二十餘年後見到的第一面。我尚根本不瞭解子卿已經變成了怎樣的一個人。我對自己的話究竟能否影響子卿已毫無把握，毫無信心。我可不願使自己也無形中作了他們的窘狀的搭配品……“哦，那事兒呀，我差點兒忘了……”——子卿說時，將一隻手伸入西服衣襟內，掏出一個信封來。子卿拿著那信封，輕輕往另一隻手的手心上拍著。
他們的目光都盯著他手中的信封。
子卿一笑，又說：“今天要是你們請我，我也許還忘不了。又是我請你們，所以呢，差點兒就忘了。幸虧你提醒礙…”子卿說罷，就將信封朝向他半縮半伸地展示著一隻手的人拋過去……他沒接祝他身旁的一位替他接住了。
於是他們互相瞧著，都吞了一顆定心丸似的，都暗舒了一口氣似的，都互相慶幸地笑了……子卿一轉身，將手臂從背後搭在我肩上，命令似的說：“到我家去。跟我走。我母親見了你不知會多高興呢！”
他已經不再像當年一樣，對我提到他母親時說是“我娘”了……我暗想，大變革的時代，它改變一個人真如兒戲似的。所以才有人企盼更大的變革，有人拒絕更大的變革，有人擁護它，有人反對它吧？……離開餐廳，我去了一次廁所。
在我身後跟進兩個人，我聽他們說：
“真他媽的小氣，才給三千！”
“唉，三千也是人家白給的啊！比起來，他不是強於那些一毛不拔的嘛！”
“依我，這三千元扔他臉上去！三千夠他媽幹什麼的？”
“老兄，這口氣可治不得的啊！”
我聽出了是那位記者和那位文化局文化處的副處長。怕他們尷尬，我解完手，低著頭往外便走。
但他們還是發現了是我，當然也就尷尬起來了。
其中一個訕訕地說了句廢話：“你也解手哇？”
我同樣回答了句廢話：“對，我也解手。”
子卿站在飯店門外的臺階上等我，很斯文地吸著煙。
從前不吸菸的他，並且還曾對我發誓永遠不沾菸酒的他，現在竟是煙也吸了，酒也飲。而且還是個煙必“萬寶路”、“紅塔山”，酒必“茅臺”、“威士忌”的人了……我對他說我頭還在疼，希望能改天再去他家看望他母親。
他倒挺體恤我的，一點兒也不勉強了，同意地說那就改天吧。
他給了我一張名片。印製很精美。散發著淡淡的香味兒。是質地極軟極薄，被叫作“撕不爛”的那一種。上邊沒有單位，沒有職務，更沒有頭銜。只有他的名字“翟子卿”三個字。而且落款是手書體的。我一看便知，那是他自己的筆畫雋逸的手書體。他的字跡更帥了。和他這個人相互襯托……我欣賞片刻，不禁又上上下下欣賞它的主人。如同對著一面別人看不到的鏡子欣賞我自己。並想象著他就是我自己。另一個我自己。英俊的風度翩翩的氣質不凡的我自己，而非相貌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我自己。是“大款”而非作家的我自己。想象著在什麼條件之下，我和他，也就是另一個我自己美妙地複合在一起多好……子卿問：“你幹嗎這麼打量我？”
我說：“直到現在我仍有點兒懷疑你不是你！”
子卿又問：“那我是誰呢？”
我笑了，說：“是啊，你是誰呢？”
子卿也笑了。他又把名片從我手中要過去，在背面另寫了一處住址和一個電話號碼。
他說他現在是狡兔三窟。印在正面那地方，並不常去祝是應付一般人的虛址。那兒的電話也是永遠沒人接的。他很有苦衷地解釋，沒法子，貧賤親戚離，富貴他人合，什麼人都免不了接觸，不得不對自己實行掩護政策。說我們關係非同一般，當然要給我留下能找得到他的住址和電話號碼……實在地講，對於我，他確實已是一個陌生人了。不知為什麼，我隱隱感到，他身上的“皮爾·卡丹”，他腳上的“耐克”，他胸前的“金利來”，以及領帶上的純金領帶夾和指上的鑽戒，更加上他那二百多萬，像某些具有殺傷放射性的物質，彷彿使我不能像以前那樣親暱地接近他了。我對發生變化的任何東西總是格外**。哪怕是自己的手，如果忽然一天我覺得它變了，變得不像我的手了，變得使我感到彆扭了，儘管不至於產生要求外科醫生替我動一次手術切除它的荒唐念頭，卻會經常提醒我自己，儘量不再用我那一隻手撫摩我的臉，或我身體的**部位。但是我看出子卿的邀請是真誠的。起碼在很大程度上是真誠的。至少在我的心理可以接受的程式上是真誠的。於是我答應他第二天到他家去。我相信他的話——他老母親挺想我的，常唸叨我。而我也挺想那老人家的……第二天，我按照他留給我的地址，找到了他家。他和他老母親，住著四室一廳。面積大約百平方米左右。即使在北京，除了某些老資格的司局級幹部，某些走紅的歌星影星，某些成功的經商者，或某些收入很值得懷疑的人，兩口之家能住上四室一廳，那絕對是尋常人望洋興嘆的事。而在普遍住房情況擁擠的哈爾濱，佔有如此寬綽的居住條件，僅憑這一點，也就夠貴族化的了。室內的裝修自然是很考究的。傢俱不消說也皆是高檔的。何況，他還另有兩處住房。我內心裡又暗生一縷嫉妒。我想，我本是不應該嫉妒他的。在這個世界上我嫉妒誰都可以，就是不應該嫉妒子卿。我怎麼可以嫉妒和我一起在“髒街”上長大，從小情同手足，一塊兒從小學考入重點中學，又和我一塊兒下鄉，白天一塊兒幹活，晚上被褥緊挨著被褥睡了五六年的子卿呢？難道我竟不希望他和他的老母親生活得比我好嗎？然而我拿自己毫無辦法。儘管我明明知道嫉妒是一種醜惡的心理。
儘管我們受的全部文明教育和傳統家教，激烈地反對我對小時候的朋友產生嫉妒，但我還是真真實實地嫉妒著。似乎只有嫉妒才使我清楚——我是我，子卿是子卿。他並不是什麼另一個我。或者另一半兒我。他只是他自己。當他在他家裡脫下“皮爾·卡丹”和“耐克”的時候，我是不能穿上就走，像穿上自己的衣服自己的鞋一樣，像從自己的家裡走出去似的。我也不可以當他摘下他的名貴手錶和鑽戒時，自己拿起來就戴上，像戴自己的一樣。而小的時候，我們互相卻是可以的。看來只有破爛的東西才具有共有性吧？
而值錢的東西則具有屬權性。正是這種屬權性，使人不能親和如舊吧？更不消說他那二百餘萬我是無權支配的了。我想起了一首流行歌兒裡唱的一句話——“只要你過的比我好，我就真為你祝福”。難道事實上人們都很難承受別人比自己過得好的心理壓力？這一種心理壓力彷彿意味著別人過得比你好就是對你的冒犯和侵犯似的。而嫉妒他媽的又總是從對自己身邊的人，往往是和自己關係最親密的人開始的。有誰嫉妒過日本天皇繼承人或英國王儲呢？可是許許多多的人都曾嫉妒過自己的同學、戰友、同事、朋友、鄰居、甚至親兄乃弟。在子卿家裡，我當時對子卿的嫉妒是那麼的強烈，以至於使我想立刻從他家裡逃掉……幸而他老母親對我很親熱。老人家拉住我手不放鬆。說起來沒完沒了。絮絮叨叨的都是我和子卿小時候的事。或我們那條“髒街”上的故人往事。老人家尤其充滿感情地講到我當年替子卿給她買了一條魚的事。我糾正她說那並不是一條活鯉魚。只不過是一條活鯽魚罷了。而老人堅持說那當然是一條活鯉魚。肯定是一條活鯉魚。我也就樂得順水推舟，承認是自己記性太差，是自己記錯了。我望著老人那張血色充盈的臉，覺得她所絮叨的，和我因此所回憶起的，都只不過是一些破碎的，東一片兒西一片兒莫須有的夢片兒。或者用老母親們的說法，可聽作是一些舊夢的破“補襯”。我覺得．畢竟的，我和老人家之間，仍能共織某種親和與某種溫馨。而子卿分明的對我和他母親的回憶都一樣不感興趣。他吸著煙，坐在我和他母親對面，似聽非聽地望著我和他老母親矜持地微笑……我說：“大娘，看到您終於享福了，我真替您老高興啊！”
老人家說：“享什麼福啊！”
我說：“瞧您現在住的，穿的，還不享福啊？”
當時正是七月中旬，哈爾濱最熱的日子。老人家身上穿的，是在哈爾濱剛時興起來的，從韓國進口的一種綢料做的褂子和褲子。褂子是白底兒碎藍花兒的。褲子是黑底兒碎紫花兒的。哈爾濱人管那叫“涼快紗”或“高麗綢”。老人家手裡還扇著摺扇，指上也戴著閃閃發光的戒指。如果拍電影拍電視劇的要找一位扮演舊社會富家老太太的群眾角色，老人家當時的自我感覺和樣子是最適合不過的了。我不禁又回想起當年，我的母親和子卿的母親，是沒有摸過一把摺扇的。實在酷熱難當的日子裡，她們就用撿的紙板兒做一柄勉強可以叫作扇子的東西扇。連我們兩家用的蠅拍也是紙板兒做的。儘管當年買一個蠅拍不過才一毛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