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3月，在國民黨提出國共和談之初，新任國民黨西南行政長官張群就任之前，到上海虹橋醫院看望張瀾主席。張主席當面提出三條治川意見，其中一條就是釋放政治犯，特別提出釋放關押在“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的民盟成員。張群答應“一定盡力去辦，求得圓滿解決”。
3月下旬，張群約見了範樸齋，要求提出拘押在渣滓洞的民盟成員名單，以便釋放。梁先生聽了範樸齋等彙報後說：“要趁這個機會把受難的同志儘量營救出來，不僅民盟盟員，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凡我們知道的，儘量開。”梁先生還找來雷子震提供名單，雷寫出羅克汀、餘揚明、劉國志等30多人，梁、範二公又將成都在押的政治犯楊伯愷、王伯高等人名字列入名單，共計37人，3月26日面交張群。28日名單到了徐遠舉（《紅巖》中徐鵬飛原型）手上，徐叫嚷說：“劉國志、蔡夢慰、程謙謀明明是共產黨，怎麼是民盟的呢？”29日，梁漱溟和範樸齋面見張群和徐，梁先生義正辭嚴地講：“要和談就該表現誠意，釋放政治犯是和談的前提，只要是政治犯均應一律釋放。”張群怕把問題搞僵,急忙說：“斟酌，斟酌。”經過不懈鬥爭，3月31日，唐弘仁等7位民主報仍在押人員以及仲秋元（解放後曾任文化部副部長）等28人終於獲釋，其中有8人是共產黨員。
唐弘仁同志（民盟貴州省委員名譽主席）先後發表：《梁漱溟三救政治犯》、《梁漱溟虎口救人》長文；民盟四川省委幹部楊復全同志發表《關於梁漱溟先生1947～1949年營救民盟被捕同志保護重慶民盟組織的情況》長文［《仁道承繼》2003年重慶市梁漱溟研究會會刊第六集。］；杜林先生髮表的“梁漱溟營救進步人士紀實”長文［《縱橫》2004年第3期。］。這些長文均詳實地講述了梁先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時期，不顧個人安危，不論在盟內時還是脫離民盟後，前後一貫地關心民盟的事，為民盟辦了一件又一件好事！
只是個人不在組織
梁先生雖然同情並支援中共的反蔣獨裁、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鬥爭，但對中共勝利後建設新中國將繼續奉行“階級鬥爭”路線有戒心。1949年1月5日，他致張瀾主席的信中，除建議國民黨提出釋放政治犯外，還講了他的心裡話。信中說［《梁漱溟全集》第八卷74頁。］：
蓋多年以來，漱自有其思想、見解、主張，不能苟同於任何方面，顧在抗戰中為向國民黨爭取民主團結，恆與在野各方面保持一致行動，因之於言論上多所保留，勝利後即決心致力文化工作，務自申其所見。……然兩年來靜居，固已退出現實政治，今後更決守定“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之原則。此原則之理由有三：（一）在組織則不得以個人意見發言，甚至於要作不合於自己意見之發言，此非漱個性所能堪；（二）若組織鬆散，不加拘束，在漱或得有發言之機會，然似此放任自由，又豈是組織之道，且恐以我一人發言不慎而組織受累，此必不可行；（三）時人習於鬥爭之說，對人每存敵意，而敵意一存雖有善言亦難得考慮，力求國人能平靜地考慮我的意見，故須“只發言不行動，只是個人不在組織”，以減少其敵對之心理，蓋漱自審所可貢獻於國人者，唯在思想見解之間，此外無所有也。
果不出所料，1953年9月，梁先生遭受的大批判正是這封信中所料及的，由於他已退盟，沒有禍及民盟，連累較少。
1953年9月中旬，在政協討論總路線會上應毛主席、周總理的邀請發言，梁先生引用了朋友講的話，說當時城市工人和農村農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原本是反映農村生產、農民生活存在困難，建議政府加強農村工作，不料竟被毛主席說成是反對總路線,繼而說梁漱溟一貫反動，沒做一件好事，扣了十幾頂反動帽子，展開全國大批判。
1985年《梁漱溟先生年譜》寫到1953年時，筆者追問梁先生會上引述的話,到底是誰說的，梁先生仍不肯說。筆者笑著說那我只能說這是您自己的話了，梁先生無奈，這才說出是彭一湖先生。彭先生是民盟中央委員，查梁先生日記，1953年1月6日在武漢時，果然有“彭一湖來談甚久”的記載，由於梁先生髮言時是用“聽朋友講”，沒有暴露彭一湖，彭一湖沒有事，更沒有殃及民盟，至於民盟終成右派大本營的結局，則是四年後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