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大錯誤，使他很不安，11月6日回到北碚辦學、著書並寫出“過去和談中我負疚之一事”長文，敘述了這個錯誤的調解方案的產生經過和錯誤所在，頗為翔實。這件事對梁先生影響深遠。解放後，1953年9月起對他的大批判，這是個重點，直到1982年還有人把這件事寫入《中國近代史》一書，予以錯誤的批判。
梁先生在1982年6月在筆者家閒聊,才把他在1946年10月28日在政治上出大錯的心態講出來，誇讚周公忠誠，嘲笑自己無知。對一貫自信的梁先生是件不容易的事。筆者曾將梁先生的話寫成“梁漱溟自嘲的一件往事”短文，發表在《縱橫》雜誌2004年第5期。
事發四十年後,筆者在編寫《梁漱溟先生年譜》期間，有次與梁先生談到上述事件，對梁先生說：“莫德惠怎麼知道東北鐵路沿線的41個縣，國民黨控制21個，中共控制20個呢？莫德惠提出讓中共讓出20個縣的政權，由國民黨派縣長、警察接管。顯然是替國民黨政府說話，所謂不派軍隊、照顧中共的話是欺騙您的！”梁先生聽後看著筆者發呆，愣了一會兒，從沙發上站了起來說：“我當時哪裡知道那些鐵路警察是戴笠的軍隊改編的呢？！”從梁先生的表情和說出的這句話，可以看出梁先生確有苦衷！
梁先生認為，當時所以要建立民盟，是想運用這一知識分子組織的“中間偏左”政治力量，與中共合作，遏制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作為第三方面調解國共之間矛盾。和談破裂並且內戰已起，民盟的作用沒有了。因而1947年八九月間，國民黨反動政府釋出命令解散民盟時，他竟投函大公報，宣告他從此不在組織中。但梁先生的“中間偏左”政治態度未變，關心民盟、同情中共，反對國民黨發動內戰的態度未變。在國民黨執行反動的白色恐怖政策、迫害革命群眾時期，梁先生不顧自身安危，做過一件又一件有利於革命群眾、有利於民盟、有利於中共的好事，只是從來不談。
虎口救人拯救革命青年
進入本世紀，2003年，重慶市“梁漱溟研究會”等舉行“梁先生110年誕辰紀念會”並結集出版了《仁道承繼》等兩本書，“北京日報”等報紙上也發表被營救者懷念梁先生的文章，披露梁先生辭去民盟祕書長後及退盟後，多次營救盟員數十人，黨員多名，並掩護過多名黨員和中共基層組織。
1.營救重慶民盟《民主報》被捕同仁
1947年5月20日，梁先生應邀，出席南京的末次參政會。6月1日，國民黨特務在各地方大舉捕人。聽說重慶民盟同仁被捕甚多，梁先生於是在6月2日飛回重慶，準備救人。
據當年民盟重慶支部幹部楊復全講：6月3日，聽他講述《民主報》同仁被捕情況，梁先生立即與他從北碚返回特園，與鮮老商議後，馬上擬了個人書面講話稿，要楊立即送《大公報》王文彬經理，定於四日登出。文中說：《民主報》的所有言論，一貫遵循“民盟”之政治主張，即和平、民主、團結、統一之原則。《民主報》全體工作人員，是在“民盟總部”領導下從事宣傳工作，今竟無故被國民黨地方軍警逮捕。本人為民盟總部主要負責人之一，處此非常局面，本諸“臨難毋苟免”的準則，決定義無反顧地站出來，肩負起我應負的責任，向國民黨地方當局進行交涉。
4日上午，梁先生親自去長官公署會晤主任張群及其祕書長劉壽朋，當面交涉。4日下午，《大公報》經理王文彬來“特園”拜訪梁先生，談到新聞界各報社記者編輯亦有多人被捕，要求梁先生如再次會晤當局時，定請幫忙呼籲一下。梁先生慨然承諾。梁先生再次去見劉壽朋時，除催促外，特別提出各報社被捕記者、編輯及其他無辜人士。
經過樑先生幾天交涉，終於使《民主報》被捕人員除唐弘仁等七位主要工作人員尚需繼續審查外，其餘職工於6月12、13分兩批獲釋，第一批21人；第二批獲釋的有6人……重慶《大公報》10月14日刊出“本報訊”，6月1日被捕之記者、學生被釋放14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