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積極奔走於重慶和成都之間，宣傳“統一建國同志會”的方針：“不是政黨。只是為了求得全國團結抗日，推動國共兩大黨合作而形成的一個推動力。”但由於既不公開真正政治主張，又未建立組織機構，只是座談形式活動，因而1939年下半年以後，在國民黨掀起反共**、對民主人士排斥壓制下，未能發揮原來期望的作用。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民盟前身誕生
1940年12月24日，梁先生在報紙上看到新一屆參政員名單，名額擴充，卻減少原來就為數極少的國民黨外人士，陶行知、沈鈞儒、章伯鈞等幾位原參政員都被排除，增加的都是國民黨的人。梁先生氣憤之下到張君勱家，黃炎培、左舜生兩先生已在座。四人聚談，同聲敵愾，感到“統一建國同志會”不中用，應當另行組織，公開“反蔣抗日”主張。他們決定祕密進行組織活動，並決定在國民黨控制不到而又接近內地的香港建立言論機構——辦報。他們還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的十二條“信約”加以修改，提出反對獨裁，要求民主，主張團結抗日等十條政治綱領，政治主張明朗化，建立組織機構，以獨立姿態出現，取名“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參加者都是原組建“統一建國同志會”的黨派。
據梁先生講，1941年初發生皖南事變，中共新四軍受到國民黨嚴重打擊，中共提出嚴重抗議，宣佈不出席參政會。統一建國同志會出面調解，公推張瀾、黃炎培兩人與國民黨聯絡，梁漱溟、沈鈞儒兩人與中共聯絡，而籌建民主政團同盟就借調解新四軍活動祕密進行。由於當時救國會有中共外圍組織之說，為避免國民黨打擊，說是中共策動，決定救國會稍後出面。（據梁先生與唐宦存談話記錄）
“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於1941年3月19日在重慶上清寺“特園”（鮮特生同志家）召開了成立大會，梁先生被推選為常委兼祕書長並受派到香港辦報。對此，中共方面積極支援，特別是中共副主席周恩來予以具體幫助和指導。國民黨蔣介石對此則先是追查，繼則破壞。
“民盟”的成立受到中共的讚揚。10月28日《解放日報》以“中國民主運動的生力軍”為標題發表社論。社論說：“最近梁漱溟、章伯鈞、張瀾先生等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雙十節他們釋出了綱領，其中強調抗戰到底、加強團結、保障人權、結束黨治，革新內政的必要。這是對抗戰期間我國民主運動中的一個新的推動。民主運動得此推動，將有更大發展，開闊更好前途。”
創辦《光明報》建立輿論陣地
梁先生講：“三月底離重慶前夕，我到曾家巖密訪周恩來先生，向周恩來先生商談辦報方針。周恩來先生熱情支援我們辦報。我們一直談到深夜，當晚住在曾家巖。我表示願意與他們在香港的人取得聯絡，周恩來先生告訴我，中共駐港代表是廖承志。”
梁先生在香港創辦“中國民主政團同盟”（以下簡稱“民盟”）機關報《光明報》時，中共在香港的幾位負責人廖承志、範長江等同志備予關心和幫助，而遠在重慶的周副主席，更是予以大力幫助。
據薩空了同志1975年對筆者講：1941年夏，他在重慶辦一個刊物，有一天接到一個電話，要他去見周副主席。他是黨員，派他到香港幫助梁先生辦報，並付他五千元港幣，帶交梁先生。薩先生到香港後，讓範長江以華僑贊助的名義將錢交梁，自己應聘任經理。
梁先生那時正既沒有得力助手，又缺經費，得到這一大力幫助，使《光明報》得以在預定的“九一八”國難紀念日出版。預定“雙十節”發表宣言和政綱兩個檔案，內地民盟最初提供的政綱條款為力避刺激國民黨當局，對原來十二條刪節過多；當時的民盟主席黃炎培拒絕發表宣言和政綱時按慣例署名，使梁先生感到：“一生中精神上感受煩惱痛苦莫過於此。”
1941年10月10日在“民盟”的機關報《光明報》發表“民盟”成立宣言及其政綱，是梁先生經授權主筆撰寫，正告國人：“中國之興必興於統一，中國之亡必亡於不統一。”主張“堅持團結抗戰，反對妥協”。要求“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厲行法治，結束黨治”，“看重思想學術之自由，保護合法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等。對國民黨蔣介石的獨裁統治、破壞團結、“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反動政策方針不啻是一當頭棒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