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當時山東軍閥對峙，時局擾攘，梁老師不得安寧辦學，就離開六中回了北京。
梁老師曾對我們說，我們要重振中國古人講學之風，與現代社會運動結合起來，探索救國道路。為什麼要講學呢?中國古人治學的方法是：“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這樣就必須親師取友，互相切磋琢磨，才能鞭辟近裡著己，共同勉於此學。梁老師在山東搞鄉村建設運動，就是這樣進行的。
古人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說到立言，梁老師一生隨著他的思想的發展從事寫作，著述等身，至於立德、立功，我不願對他老人家說什麼溢美之詞，過情之譽，在十年動亂期間有兩件事：（一）梁老師被抄家、遊街、批鬥、轟出祖居，在受到嚴重迫害之下，他仍寫了《儒佛異同論》這篇不朽之作，並完成他數十年心血所鐘的《人心與人生》這部鉅著。（二）1974年春，“四人幫”逼他“批林批孔”，他說：“林彪是個鬼，我是個堂堂正正的人，當然可以批林。但是，孔子是理性主義者，人的生命是可以消滅的，理性是永存的，我不能批孔。”“四人幫”還不放過他，繼續逼他“批孔”，於是他說：“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從這兩件事，大家就可以瞭解梁老師是如何人也。
我的話完了。謝謝!
1987年10月31日
附錄十一梁漱溟先生與中國民主同盟
閻秉華李潤霖
本文主要講梁漱溟先生（以下簡稱梁先生）發起和參與建立民主同盟的過程及脫離民盟的前後。
首訪延安悲觀變樂觀
梁先生在對中國的抗日戰爭處在悲觀、失望之際，一九三八年一月第一次訪問延安，親眼看到延安從黨、政、軍革命幹部到廣大群眾，艱苦奮鬥，朝氣蓬勃的一派新氣象，與毛主席徹夜暢談，聽毛主席對他講持久抗日必然勝利的主、客觀因素。毛主席強調“中國方面，包括中共、國民黨和這兩黨以外的各方面要團結，我們團結就能勝利。中國自身的團結，是抗戰勝利的根本條件”。
毛主席對梁先生的談話，對梁先生認清抗戰的前途和後來的行動起了很大的影響。不但公開揭發批判國民黨蔣介石“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策略，宣揚中共團結抗日的正確策略和艱苦抗戰精神，並且為了團結抗戰，具體行動起來。
1939年，梁先生徵得國民黨和中共雙方的同意和支援，帶了五六個過去鄉村工作時的同仁和學生於2月初離開重慶到抗日前沿視察，用七個多月的時間，深入抗日前沿的豫東、皖北、魯西、魯南等六個省的八個地區，目睹了國、共兩方的軍隊抗日態度的不同、政府發放給養的懸殊和磨擦頻頻。國民黨軍隊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方針，梁先生深感“中國目前的問題全在政治，而政治的出路卻並不現成”。“黨派關係惡化如此，抗戰前途已受威脅。”梁先生認為如果知識分子團結起來，建立一個較大組織，以此較大組織的力量或可對國民黨蔣介石起一定的遏制作用，從而推進國共兩黨團結抗日。
統一建國同志會組織雛形建立
梁先生於1939年10月初到成都，會見了晏陽初、黃炎培和李璜等先生，邀請他們開了個協商會。梁先生在會上講述了他在各地巡視中看到國、共兩黨軍隊對抗日戰爭的不同態度、不同的給養以及兩軍間不斷髮生的摩擦，回到重慶更看到國民黨對其黨外施行的壓迫鉗制無所不用其極。對如此政局，他反覆思考的結論是：“國共兩黨的矛盾近則妨礙抗戰，遠則重演內戰，非想一解決辦法不可。”梁先生講，“我們是第三者，解決國共間矛盾無所逃責。但零零散散，誰也盡不上力。故第三者聯合起來，共同努力，當為第一事。”黃炎培、晏陽初、李璜等諸公聽了梁先生的講述都十分贊成，相約到重慶再多覓朋友商量進行。
梁先生等諸公回到重慶，取得了沈鈞儒、鄒韜奮、章伯鈞等諸公同意後，便共同為發起籌備成立組織而積極地開展了活動。他們經過反覆討論制訂出八條“簡章”，十二條“信約”，於1939年11月29日宣告成立“統一建國同志會”，參加的有：“救國會”（沈鈞儒、鄒韜奮、張申府、章乃器等）、“中華聯教社”（黃炎培等）、“第三黨”（章鉑鈞等）、“國家社會黨”（羅隆基）、“青年黨”（曾琦、李璜、左舜生等）、“鄉建派”（梁漱溟等）。張瀾先生在四川是長者，有聲望，由於是個人，所以在“統一建國同志會”成立後，由梁先生邀請參加。其十二條信約（綱領）送國民黨方面的張群、王世傑，請其轉蔣介石，並要求見蔣。梁漱溟見蔣後，說明該組織是“第三者立場”，要求蔣允許民主人士“有此一聯合組織”（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