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年（甲辰光緒三十年）
十二歲。
十二歲到十三歲上半年，在家裡讀書；是聯合幾家親戚的兒童，請一位劉（訥）先生教小學課文。［《我的自學小史》。］
一九○五年（乙巳光緒三十一年）
十三歲。
十三歲下半年到十四歲上半年，到江蘇小學堂讀書。這是旅居北京同鄉會所辦。
自十三四歲開始，由於向上心切，常有自課於自己底責任；不論何事，很少須要人督迫。並且，有時某些事覺得不合自己意見，雖旁人要自己做，亦不做。［《我的自學小史》。］
一九○六年（丙午光緒三十二年）
十四歲。
夏天考入順天中學堂讀書（在地安門外兵將局）。人中學學習，智力乃見發達；課業成績有在前三名者［《我的自學小史》。］。先生說：“我記得從前讀書時，我和幾個同學［當時同班同學中，先生與三個同學很要好。一廖福申（慰慈，福建人），二王毓芬（梅莊，北京），三姚萬里（伯鵬，廣東）。四個人都是年紀最小的——廖與王稍長一兩歲。在廖福申領導之下，四個人結合起來自學。結合之初，頗具熱情。彼此相稱不用“大哥”、“二哥”那些俗稱；而以每個人的短處標出一字來，作為相呼之名，以資警惕。廖這一提議得到大家贊成，就請其為每個人命名；先生被命為“傲”。張申府（崧年），湯用彤（錫予）等都是同學，年級稍後於先生。］自己做的功課，常常要比先生在教室裡講的快很多。像英文還只講到五十頁，而我們自己就已經讀到八十頁了。又像代數，先生還不曾講到二次方程式，而我們自己的算草，就已經演到二次方程式了。至於其他功課，自然更要容易做了。”［《漱溟卅後文錄》“一中改造的方向”。］“我是不注意國文方面的。國文講義照例不看，國文先生所講，我照例不聽，很少看中國舊書，但我國文作文成績還不錯，偶然亦被取為第一名。我總喜歡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有時能出奇制勝，有時亦多半失敗。一位七十歲的王老師十分惱恨我。他在我作文卷後批著：‘好惡拂人之性，災必逮夫身。’而後來一位範先生偏賞識我，他給我的批語卻是‘語不驚人死不休’。”
先生很早就有自己的人生思想。約十四歲光景，胸中已有了一價值標準，時時評判一切人和一切事。凡事看它於人有沒有好處和其好處的大小。假使於群於己都沒有好處，就是一件要不得的事了。掉轉來，若於群於己都有頂大好處，便是天下第一等事。以此衡量一切並解釋一切，似乎無往不通。若思之偶有扞格窒礙，必輾轉求所以自圓其說者。先生說：“我這思想，顯然是受先父的啟發。先父雖讀儒書，服膺孔孟，實際上其思想和為人乃有極像墨家之處。他相信中國積弱全為念書人專務虛文，與事實隔得太遠之所誤。……而標出‘務實’二字為討論任何問題之一貫的主張。”“他一言一動之間到處流露貫徹。其大大影響到我，是不待言的。”“我則自少年時喜歡用深思。所以就由這裡追究上去，究竟何謂‘有好處’?那便是追究‘利’和‘害’到底何所指?必欲分析它，確定它。於是就引到苦樂問題上來。……對於苦樂的研究是使我深入中國儒家、印度佛家的鑰匙，頗為重要。”［《我的自學小史》。］
一九○七年（丁未光緒三十三年）
十五歲。
無論在人生問題上或在中國問題上，先生在當時已能取得最好自學資料。擁有梁任公手編之《新民叢報》壬寅（一九○二）、癸卯（一九○三）、甲辰（一九○四）三整年六巨冊，和同時他編的《新小說》（雜誌月刊）全年一巨冊（以上約共五六百萬言）。——這都是從日本傳進來底。還有其他從日本傳進來底，或上海出版底書報甚多。
《新民叢報》一開頭有任公先生著的《新民說》；他自署即曰“中國之新民”。這是一面提示了新人生觀，一面又指出中國社會應如何改造底；恰與人生問題、中國問題為雙關，切合先生的需要，得益甚大。梁任公同時在報上又有許多介紹外國某家某家學說的著作，使讀者得以領會近代西洋思想不少。還有關於古時周秦諸子以至近代明清大儒的許多論述，意趣新而筆調健，皆足以感人。此外有《德育鑑》一書，以立志、省察、克己、涵養等分門別類，輯錄先儒格言（以宋明為多），而梁任公自加按語跋識。先生對於中國古人學問之最初接觸，實資於此。先生講：“雖然現在看來，這書是無足取底；然而在當年卻給我的助益很大，這助益是在生活上，不是在思想上。”“《新民叢報》除任公自作文章外，還有其他人的許多文章，和國際國內時事記載……亦甚重要。這能助我係統地瞭解當時時局大勢之過去背景。因其所記壬寅、癸卯、甲辰（一九○二—一九○四）之事，正在我讀它時（一九○七—一九○九）之前也。由於注意時局，所以每日報紙如當地之《北京日報》、《順天時報》、《帝國日報》等，外埠之《申報》、《新聞報》、《時報》等，都是我每天必不可少底讀物。談起時局來，我都清楚，不像一個普通中學生。”“到十四歲以後，我胸中漸漸自有思想見解，或發於言論，或見之行事。先父認為好底，便明示或暗示鼓勵。他不同意底，讓我曉得他不同意而止，卻不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