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名義上研究的是古希臘的悲劇藝術，實際上卻是尼采借希臘藝術為題發揮自己的思想。他在為苦苦折磨他的生命意義問題尋求一個答案，並且已經顯示出與叔本華的悲觀哲學的根本分歧： 叔本華全盤否定人生，他卻竭力借藝術肯定人生。在書中，他集中抨擊了始自蘇格拉底的科學主義人生態度，連帶也攻擊了基督教。書發表後，學術界和同事們保持冷冰冰的沉默，他們寄予厚望的這個青年學者竟然寫出這樣一部全然不合古典語言學學術傳統的著作，使他們感到驚訝和失望。連李契爾也保持沉默。幾個月後，青年學者維拉莫維茨發表長篇文章，對尼采的哲學觀點和語言學知識進行全面攻擊，起而捍衛古典語言學傳統。只有少數幾個朋友支援尼采，學術界卻一邊倒。尼采的學術威信掃地，一時間，學生們紛紛離開他，他的課堂裡只剩下了兩個聽眾。
在尼采的支持者中，瓦格納是最熱烈的一個。事實上，尼采寫作此書的動機之一是受了瓦格納音樂的鼓舞，他把希臘悲劇文化復興的希望寄託在瓦格納身上。尼采到巴塞爾的頭三年，是他與瓦格納的友誼的蜜月時期。當時，這位比尼采年長31歲的音樂大師與他的情婦(後來結婚)、李斯特的女兒柯西瑪正僑居瑞士盧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成了他們府上的座上客，據有兩間專為他準備的房間，過從甚密。瓦格納正躊躇滿志，要大幹一番音樂革新事業，他把尼采的出現視為命運賜給他的最大恩惠，稱尼采是唯一懂得他的心願的人。《悲劇的誕生》一發表，他立即給尼采寫信說："我還不曾讀過比你的書更精彩的東西!"他相信自己的事業獲得了最好的助手。尼采暫時也沉浸在對大師的幸福信仰之中。
《悲劇的誕生》所引起的猛烈批評並未動搖尼采的決心，他堅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1872年2、3月間，他以《論我們的文化設施的前途》為題作了五次學術報告，集中批判了現代文化。其中指出： 科學分工正在毀滅文化，新聞事業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業。接著，從1872年到1876年，他又多次開前蘇格拉底哲學的講座。在尼采看來，體現在希臘悲劇和前蘇格拉底哲學中的文化與人生息息相關，而現代科學化商業化的文化卻遠離了人生的根本。這是他一生堅持不懈批判現代文化的基本出發點。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後發表四篇長文，結集為《不合時宜的考察》一書。書的主題仍是文化批判。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衛·施特勞斯》，以施特勞斯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學者。值得注意的是，書中第一次公開抨擊了普魯士的霸權主義，指出： 普法戰爭雖以德國勝利告終，其險惡後果卻是使德國文化頹敗，"使德國精神為了'德意志帝國'的利益而遭失敗乃至取消"《尼采全集校勘學習版》第1卷，慕尼黑，1980，第160頁。。此後尼采一貫立足於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強權政治，並且在德國陷入民族主義的政治狂熱之時自稱"最後一個反政治的德國人"。第二篇《論歷史對於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歷史的重負而患病了，呼籲解放生命，創造出一種新的文化。第三篇《作為教育家的叔本華》，抨擊哲學脫離人生，要求以叔本華為榜樣，真誠地探索人生問題。第四篇《瓦格納在拜洛伊特》，重點批判現代藝術。這篇文章名義上是替瓦格納音樂辯護，視為現代藝術的對立面，其實明揚暗抑，已經包含對瓦格納的批評。
文章寫於1875至1876年間。在此之前，尼采內心對瓦格納已經產生了隔閡。瓦格納是個十足的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運安排來為他的藝術服務的。從1872年起，他移居拜洛伊特，熱衷於他的音樂會演的籌備工作。每次見面，他言必談會演，而對尼采試圖與他討論的哲學問題毫無興趣。這使自尊心極強的尼采深感壓抑，漸漸產生對抗心理。尼采開始有意疏遠瓦格納，多次謝絕其邀請。1876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援下，第一屆瓦格納音樂會演在拜洛伊特隆重舉辦。會演前夕，尼采躲到附近一個林區，寫下《人性，太人性了》一書的最早的筆記，該書包含有明顯批判瓦格納的內容。在尼采妹妹的請求下，尼采才在會演劇場露了一次面。他十分厭惡會演的鋪張場面，觀眾的庸俗捧場，瓦格納的戲子作風。此後，尼采與瓦格納僅偶然相遇一次，瓦格納興致勃勃地談論自己新劇本的構思，尼采卻極其冷淡，匆匆告別而去。1878年1月，瓦格納給尼采寄去一份表現基督教主題的《帕西法爾》劇本，尼采沒有一字迴音。5月，尼采把《人性，太人性了》一書寄給瓦格納夫婦。從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來。
《人性，太人性了》寫於1876至1879年，它是尼采用格言體寫作的第一部著作。在內容上，它也標誌著尼采思想上的重大轉折，開始批判形而上學(舊式本體論)，包括《悲劇的誕生》中曾經提倡的"藝術形而上學"。後來，他仍強調酒神精神，但著眼點不是放在與宇宙本體的融合，而是放在以充沛的生命力(強力意志)來戰勝人生的苦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