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不，給我把錢交上，上市場裡邊兒賣去；要不，趕快走！別在這兒賣！”市場管理人員向我揮舞著胳膊。
“交多少錢哪？”
“兩塊。”
兩塊錢，按理說不多，但是，在非常時期，想掙回來它，是要費些勁的。伊水可能會有更好的辦法，於是，我對往根說：“你快上伊水家問問，咱是交費還是不交？”
往根走了。
不到三分鐘，管理人員又來了，“我說的話，你聽著沒？！快走！！”
“我等我們那個人哪！我自己沒法弄，他來了我就撤。”
“快點兒！”
往根咋還不來呢？
往根，你倒是快點兒呀！
管理人員搶過一個賣菜的老太太的傘後，朝我來了。我迅速地將板子掀了下來，把幾個凳子踢在了一起，“我現在就走！現在就走！……來了來了！我們的那個人來了！”
往根：“二姐說，不交錢，讓咱們上小區的西門賣去。”
“保安和物業的人不管嗎？”
“她說沒人管。”
到了西門，我想，還是同保安打一下招呼為好。我滿臉堆起了笑容，“請問，我們在這兒擺攤兒，有人管嗎？”
“我們是不管，誰知道物業的人讓不讓了，他們不管，就沒人管。這兩天是大禮拜，他們不上班，你們先擺著吧，攆你們了，再走唄。”
一位賣報紙的老太太起身問我：“這是什麼呀？”
“朝鮮小鹹菜。”
“啊！我知道，好吃！這裡放沒放糖？”
“你是什麼意思？”
“我就問你放沒放糖？”
她是愛吃糖還是不愛吃糖呢？她這個年齡的人，愛吃糖的可能性不大。但我還是應該實事求是地告訴她，我不能騙她，“放了，不過不多。”
“放糖了，我就不能吃了，我有糖尿病。我告訴你們一個好地方，下午三、四點鐘，你們到東門賣去，買菜的人多，比在這兒賣的快。那時，我也去，你們跟著我吧。”
我沒對她說，我們剛被人轟了過來，我怕拂了人家的好意。
一個下午，沒賣幾袋。
“往根，咱們光指著這一個地方不行啊！我到東門賣賣？”
“去吧。”
我搬到了市場的門外。我的左側是一位三十多歲的賣菜的婦女，她的胸前挎著一個錢兜子，腳下趿拉著拖鞋，腳趾縫裡滿是黑灰的泥漬子。
“我今天掙了二百多！”她對我說。
“一共賣了二百多？”
“毛利比這可多多了！我說的是淨掙！我進的菜便宜，蘿蔔，三分錢一斤，我賣兩毛五，你說，我得多少倍的掙！我自己家有車，看見沒，就那個車，”她指著一輛鏽跡斑斑的機動三輪車，“我們直接從菜地裡進貨，每天給四個飯店送菜。蘿蔔，兩毛錢一斤賣給他們，這個價，別人不敢送，他們競爭不過我。早晨六點多鐘，我們全家到這兒，把菜分好，開著車，一家一家地送，十點多鐘才能送完。”她盤著腿，坐在一張鋪在地面的袋子上，把錢捋好。
非典時期，還是有人能賺到錢！
我們賣出了二十三袋，伊水說不錯，朝鮮鹹菜在北京還是有市場的。
她買回了更多的蘿蔔和白菜。
逾日，我們開赴到一個大型的早市，這裡已經擁擁嚷嚷、人頭攢動了。
“姐、往根，你倆一人裝一盒鹹菜，把著兩個門賣。我上裡找個地方去！”伊水說完，我們兵分三路，殺出了昌河小面。
“朝鮮小菜，一塊一袋；朝鮮小菜，一塊一袋……”我的聲音被蒙在嘴上的十二層的合格口罩貪汙掉了一部分，傳出去的，比蚊蠅之類的“嗡嗡”聲大不了多少。我摘下了口罩，鬆了鬆上面的繩，重新戴上，空氣從我的下巴底下愉快地鑽進了鼻孔，我的呼吸通暢著，聲音響亮著。
沒喊上幾句，一個頂著草帽的男人衝著我說：“別在這兒站著，上那邊賣去！”
我走了四、五步，站在一個賣圍裙的大姐的一側。